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

摘要 萨顿和李约瑟在去世前均未完成自己庞大的研究计划。萨顿殁后其计划无人能续，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却在后续者的努力下逐渐接近于完成。两者身后的不同际遇并非偶然。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是李约瑟的研究符合后萨顿时代科学编史学注重地方性知识的特征。本文论证从科学实践而非科学理论的视角出发，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可被看成为一种对科学的地方性研究进路。它具有历史主义、与境主义和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这三个特征。同时，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也使我们看到地方性知识与建立在其拓展能力上的一般性并不相互冲突，以此回应一些学者对李约瑟科学编史学中的地方性特征的质疑。

关键词 乔治·萨顿 李约瑟 地方性知识 科学编史学 与境主义

20世纪后半叶科学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地方性转向。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放弃了大规模的通史性著作的写作，而转向对具体时期中具体案例的精细研究。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比萨顿（G.Sarton，1884-1956）和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史家各自不同的编史学来讨论这个地方性转向的基本特征。第一部分刻画萨顿的编史学和后萨顿时代所产生的地方性进路的编史学之间的区别，分析这两种编史学的产生背景。第二部分展示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满足地方性进路的基本特征，论证正是因为这种地方性特征，使得李约瑟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其身后仍然在继续进展。这与同样庞大的萨顿的研究计划在其身后无法为继形成强烈的对比。第三部分借助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来回答对李约瑟编史学的地方性特征的一些怀疑，更为深入地探讨地方性研究的特性。

一 萨顿的科学编史学及其命运

19世纪以赫歇尔（J.Herschel，1792-1871）为首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们认为科学史的目的是记录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在他们看来，尽管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变化，这些理论所表达的知识最终会保留下来。密尔（J.S.Mill， 1806-1873）曾说过科学知识“持续地增长并永不变化”。惠威尔（W.Whewell，1794-1866）倾向于康德哲学，与密尔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分歧甚多。但他仍然认为科学以另一种方式在积累：科学通过逐渐归并过去的理论而获得新理论的方式在进步，就像各种支流汇聚成江河那样。19世纪科学积累观在苏格兰科学家普雷费尔（L.Playfair，1818-1898）就任英国科学发展协会主席（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演讲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科学中的一个真理就像物质中的一个原子组成，它在事物中的秩序已然固定，独立于未来的生存斗争。这些真理的总和是一个智能的宝库，被人们代代相传”。他的这种看法在19世纪的物理学领域里颇有市场，以普雷费尔为代表的物理学家们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积累以前的真理，最终会以此形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论，其中所有细节都可以由牛顿定律来说明。在这种科学观看来，科学史中只存在唯一一次科学革命，即从前科学转变为科学的革命。革命一旦成功，科学就进入成熟期，从此以后走在康庄大道上，前途一片光明。

这种科学积累观面临着不少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19世纪中期光的波动说对粒子说冲击，引起了物理学家们的困惑，因为如果波动说正确，那么牛顿的理论就需要做出起码是部分的修正。赫歇尔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在科学中区分实验性工作和理论性工作。前者通过使用观察性的词汇描述自然界中的真实存在，而后者则使用理论词汇对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做出假设，而这种假设并不具有确定性。在赫歇尔看来，菲涅尔（A.J.Fresnel，1788-1827）的波动说就属于后者。然而，赫歇尔的处理方式需要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做出区分，而这又是一个困难的知识论问题。德国科学家亥姆霍兹（H.Helmholtz，1821-1894）曾怀疑过欧几里得几何是否必然地来自于直觉，而随后的非欧几何的发展清晰地表明了空间概念无法脱离理论的渗透。这些问题导致观察（或实验）与理论之间的二分变得更为复杂。逻辑实证主义可以被看成使用逻辑而不是物理的方式对赫歇尔的二分方式进行的重构。在这个重构中，建立在实验之上的物理定律与包涵理论词汇的理论定律各自拥有不同的知识论作用，共同建立起证据与理论之间的知识论关系，并以此关系来保证科学的进步。

19世纪的科学观是相当复杂的。在这里所作的极为简单的勾画只是为了表明，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中仍然可以分辨出一种可被称为科学积累观的观点，它认为科学是一个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的的、不断进步的事业。这种科学积累观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明晰或隐含地试图回答积累观所引起的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将科学史研究学院化因而被称为“科学史之父”的萨顿。他未完成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就是20世纪科学积累观的经典表达。此书原计划共五卷，但只出版了三卷，内容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写到14世纪的科学，未能如原计划涉及近现代科学。第一卷出版于1927年，第三卷出版于1948年。在这三卷中，萨顿探讨了最终引导科学走向近现代科学的关键步骤，也讲述了那些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们的事迹，而科学进步则被看成是不同历史时期被科学发现的真理有系统地逐渐积累的过程。萨顿认为科学史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科学家们的研究做出评价，评价的标准按照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助于科学朝着近现代科学的方向发展来确定。这使得萨顿的科学史必然是辉格式的，即必然要使用当代科学的方法论和合理性规范来说明历史中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萨顿的科学编史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积累观，即认为科学通过积累客观性知识而获得进步。

（2）辉格式史学，即以当下标准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

（3）内在主义，即科学史的目的是揭示以客观方法作为保证的科学合理性的历史发展，以便指导当代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偏离科学合理性的事件和行为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外在因素引起的，在科学史中只能作为教训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