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与史学研究的创新

跨学科研究是史学研究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近些年史学发展的现实，已经显现出这种新趋势正逐渐向我们走来。历史人类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不会削弱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它的发展是史学研究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史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1-0018-05

邹兆辰(1940—)，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学。(北京 100000)

跨学科的史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就已经得到重视。郭沫若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学的大师，正是由于他具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在历史学、文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所以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世纪上半叶另一个大师级的历史学家雷海宗，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时，就对19世纪以来各个学科、学派的发展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作过分析。他把各学科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写了《殷周年代考》、《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同时，他还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其他领域，写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这样高水平的论文。新中国成立以后，跨学科的研究在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等领域也有所运用，如谭其骧、史念海、侯任之等学者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在史学界有意识地提出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最初的跨学科研究是致力于在史学研究中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来改变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1980年第1、2期的《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金观涛、刘青峰的文章《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最先把系统论、控制论引入史学领域。他们抓住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和周期性这两个基本历史事实，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运动机制着手，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模型，从而回答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后来，他们又将他们的观点写成了专著和其他文章，强调“系统论控制论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工具”^[1]。他们的观点很快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是“历史研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而大多数以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治学的学者们对于这场争论还没有思想准备，因为他们对所谓的“新三论”、“老三论”感到很陌生。不过这一时期，呼吁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声音却不绝于耳，除了谈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结合以外，青年学者们还谈论数学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以及历史学与人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历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与经济学、历史学与民俗学、历史学与美学、历史学与现象学等学科的结合，总之，谈论交叉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成为一时的时尚。但是，运用自然科学等方法来深化历史研究，不是每个历史学工作者都可以做的，人们也很难理解这种结合的必要性，甚至怀疑这种方法是否背离唯物史观，运用这些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成果，也很难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的跨学科研究热，在热闹一时之后，逐渐消沉下去。

但运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深化史学研究还是在一些领域里悄悄地进行着，在诸多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历史心理学或心态史学曾经是持续较久的一个探索方向。因为谁都知道，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人是在一定的心理活动的伴随下创造历史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所以，历史的活动也就是人的心理活动，建立一门历史学与心理学结合的心理历史学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美国曾经兴起过以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心理学基础的心理历史学，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经致力于心态史的研究，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的心理史学的研究提供借鉴。于是，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心理学的理论，试图在研究历史上的个人、群体、社会现象、历史活动、历史事件等方面寻求一个新的视角，以深化历史问题的研究。但心理史学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发展比较缓慢，主要是研究者很难寻求历史研究所必须的心理活动的“证据”，没有资料，这种研究就很难与史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同时，对历史上的人们的心理活动的研究，离开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大背景也是很难独立进行的，这可能是心理史学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跨学科研究方面进行得最普遍的应该是研究社会史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吸引着众多的史学工作者参与这项新兴的史学研究。许多史学工作者向社会学借力，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这就促使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仅仅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历史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诚然，对于社会史工作者来说，大家对于社会史的概念、理论、方法的认识有很大差别，研究的领域也很不相同，但是在社会史研究中运用跨学科方法却是非常普遍的，成为历史学者有意识的追求。但社会史尽管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使历史研究的内容看起来不再那么干瘪，但因受文献记载等因素的制约，社会史研究最近几年已显疲惫之态，且有学者批评此类研究过于琐屑。历史人类学的及时引入，使历史学研究重新产生了生机，前景又被看好。

随着国外历史人类学著作的译介，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逐渐兴起，成为社会史之后对历史学研究触动最大的领域。1999年中山大学成立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历史人类学研究实体; 2003年《历史人类学学刊》出版，这又是中国第一份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杂志。最近仲伟民撰文指出，历史人类学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这很值得大家思考。文章认为：人类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之后，才使历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因为人类学除了强调在内容上注重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总之，人类学的方法要求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这与传统史学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因此，我相信人类学有可能帮助历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天地。^[2]

仲伟民认为：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开展的华南社会研究，已经显现出历史人类学的诱人之处。这批学者特别重视小社区的研究，他们认为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不能取代的意义。在小社区研究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工作方式，通过实地深入观察(即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体验”)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在田野调查中，他们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家谱、族谱、碑刻等资料，还有婚帖、讣告、账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以前几乎从未被史学家注意和使用过的材料。比如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鉴于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往往增饰虚构，因此他采取人类学的方法，将故事文本放在当地社会历史的背景与发展中加以解读，从而使谱牒祖先世系的资料记载重获生机，揭示出宗族的社会文化意义。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一个叫樟林的乡村，主要研究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发展。他注意挖掘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探讨了地域神三山国王的崇拜问题，对樟林神庙系统表达的信仰空间和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意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对华北社会的研究也是近年的一个学术热点，赵世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娴熟地运用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眼睛向下，于细微处发现真实的历史。比如他对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的解读，从记载民间信仰和祭祀组织的北京碑刻入手研究地域的历史等，皆发前人之所未发。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精英们的理想图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的世界。这批学者充分认识到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将这一取向称为史学的人类学转向。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新世纪史学研究创新发展的新方向，无论是传统的史学研究课题还是新领域的史学研究课题，都在显示这种趋势正一天天地向我们走来。它已经不再是历史学简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研究历史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历史学联合其他诸学科共同研究相关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

为世人所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项目。工程集中了历史、天文、考古和测年科学等不同学科的170余位专家密切合作。历史学者从历史文献方面进行考证;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夏、商前期都城的地理位置，与考古调查相结合为探索夏、商前期都城提供依据;古文字学专家研究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分期，选取有代表性的标本供天文历法方面研究或进行测年;天文学者在历史学者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天文数据库和天文计算重新核查对断代有用的古代天象记录，推算确定若干绝对年代;考古学者则对相关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和分期，等等。工程主持人李学勤指出：“经过多学科相结合而做出的三代年表，比以往仅凭单项研究所作的结果更具科学性。”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往往是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最见功效的领域，但是在唐史研究这样一个断代史的研究领域中，却出现了许多运用跨学科方法的研究。《唐研究》的编辑荣新江在总结该刊出版十年来的感受时指出：新的学术领域往往是在跨学科的地方生长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已经突破历史学的藩篱，把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他们的成果往往是多领域的。比如，有学者研究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既是社会史问题的探讨，也是对制度史研究的贡献;有学者对于作为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的高力士，做了历史和文学两方面的考察;有学者从民族史的视角解释唐朝皇帝尊号制度的来源。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探讨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未来思想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2004年12月，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办了“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思想史研讨会”，学者们分别从哲学、史学、文学与思想史关系的角度探讨未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向、方法、模式以及新的可能性。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在《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论文中，通过对国际跨学科研究状况的全面介绍，从理论的高度展现出思想史多学科研究的广阔前景，并提出这方面研究的可行性建议。他强调“跨学科研究并不单纯是一种学术兴趣或选择，而是必然趋势”，而跨学科研究的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人文精神的融合”。他说：“我们必须如此做，否则不可能深入地推进综合的学科知识。”

科举制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历史研究，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和东亚一些国家在帝制时代的设科考试和选才任官制度。但今天的科举制研究也成为了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形成了跨学科的“科举学”的研究。有关单位合作于2005年9月在厦门大学举行“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研讨会突破以往科举研究中的学科领域，促进了科举学的跨学科研究。来自教育学、历史学、考试学、政治学、文学、心理学、人才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科举研究者汇聚一堂，共同探究科举制的历史价值与潜在影响。

台湾基督教史是地方史中的专门史，但基督教史研究横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几大学科，涉及宗教史、宗教学原理、社会史、人类学、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等专业方向。因此，林金水教授主持的《台湾基督教史》被评论者认为是以严谨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广阔的多学科方法论视野，全面而深入地梳理了基督教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传播史(1624—2000年)，为我们提供了在历史学研究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而谋求学术创新的成功典范。

以上的实例告诉我们，跨学科研究确实已经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是史学研究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之所以能形成这种趋势，笔者认为：首先，现代学科发展趋势是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学者们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清晰。但是学术问题的解决却往往不是单一的学科可以解决的。由于每一个学者只能在本专业的一个领域工作，所以必然会寻求与其他学科学者的合作，去共同进行攻关。前面所列举的事实表明，那些有突破、有创新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得益于多学科的相互贯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往往都是多学科的巧妙结合。因此，跨学科的研究不是追求时髦，而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其次，当今许多学术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的话题，任何一门学科的解释模式都无法单独地完成对问题的说明，历史学也不能例外。我们看到，现在许多学术研究的“中心”都是由多学科的学者来参与的。例如中国史研究中的敦煌学、徽学、满学、科举学和世界史领域的埃及学、德国学、苏联学、韩国学、东南亚学、东方学、欧洲研究、非洲研究、美国研究等等，都是属于跨学科的研究，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而兴起的现代化研究，也是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的多学科研究。

再次，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史学的新领域不断扩展，由此产生的许多史学分支学科并不是单靠史学的方法可以完成的。例如，生态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演变过程的学科。由于迄今为止我们所认识的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演变过程主要是历史的事象，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因而生态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被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历史学者。但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又非史学研究的“专利”，而是与诸多学科相关联的公共研究领域。例如地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都是研究生态环境史必不可少的知识，这也是史学研究走向跨学科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跨学科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是国际史学潮流中的新趋势，并且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这必然会成为促进我国跨学科史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对待进行跨学科历史研究的问题上，也有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需要克服：

第一，在跨学科的历史学研究中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问题。有学者担心在从事跨学科的史学研究中由于运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会使历史学变得不像历史学，担心历史学会丧失自己的独立形态，因而强调要保持历史学本位。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历史学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思维方法，它以事物的纵向发展研究为基本模式，不论与哪一种或几种其他学科相结合，都不能替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相反，无论哪一领域的问题都离不开历史学方法的基础，尽管它显示的面貌可能与传统的历史学有很大的不同。人们都知道法国年鉴派学者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写的是1294-1324年奥克西塔尼的一个山村的居民的心态史，在这里你是看不到传统的历史学的记事方法的，但是这部书是根据非常可靠的历史资料写成的，完全符合历史学的标准，你能够说《蒙塔尤》不是历史学著作吗？历史学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学的方法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科学面前任何学科的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历史学研究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丧失了历史学的原貌却加深了对事物研究的深度，也应该承认是一件好事。

第二，有学者把运用跨学科研究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对立起来，认为许多学者选择了跨学科研究所以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逐渐削弱，甚至可能导致主导地位的丧失。实际上，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并不在于研究者是否运用了跨学科研究，问题在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本身。的确是有一些人试图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但是不能说凡是跨学科研究都背离唯物史观。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也主张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当年李大钊在写《史学要论》时，一方面主张历史研究要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指导，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指引下的历史研究可以上升到科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还指出史学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当今有许多的跨学科研究事实上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进行的。例如，目前在跨学科研究中较为热门的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在研究时所运用的理论不尽相同，但不能否认社会史是一门综合的学科;而社会又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是动态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人群结构。因此，研究社会就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既然要研究社会的进化和社会的变革，就必然要涉及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又必然要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或者与马克思得出同样的结论。事实证明，那种试图背离或取代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所谓跨学科方法都是不能长久的。

总之，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真的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兴趣和选择，而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新世纪里促进历史学向创新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J]．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1-2)．[2]仲伟民．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N]．光明日报， 2005-10-06．

【责任编辑：龙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