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与现代新史学之建立

摘 要：齐思和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诸人。齐思和准确判别现代史学发展趋势，将西方史学最新的理念方法传输国内。在此基础上，齐思和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史改造的途径和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做出具体阐述，构建起一套相对系统的史学方法论体系。齐思和对民国史学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即时评议，梳理总结新史学的脉络和得失，指示其发展方向。齐思和对西方史学潮流的体认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把握相互呼应，折射出20世纪史学新旧转换的必然归趋。

关键词：齐思和；新史学；民国史学；史学方法论

作者简介：陈峰，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刘婷，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民国时期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与流派”，项目编号：13YJA770003；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20世纪中国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145-09

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策动“史界革命”起，建立和塑造一种有别于传统正史的新史学遂成为现代学人的共同企盼。以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各派学者，尽管对新史学的内涵和精神体会不一，所取的路径方向殊异，但他们的尝试与努力合力铸就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以往学界对新史学运动中梁启超、胡适等名宿巨子及张荫麟等后起之秀皆有相当规模的研究，但对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民国史坛上的少壮派学者齐思和却缺乏应有的关注。1齐思和从步入史坛之日起，即以改造建设新史学为一种自觉追求，对现代新史学的发展路向展开持久而富有价值的探索，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因此，本文拟对齐思和在此方面的理念和作为做一专门探讨，以期更全面、更清晰地还原现代新史学建立的行程和面相。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史学被普遍视为塑造中国新史学的样板，因而引进传播西方史学蔚为一时风尚，“新史学之介绍，诚我国现今迫切之求已”[1]。但当时问世的一些译介西史的作品，并不令人满意，“许多书中对中国旧史学的缺点固然说的很好，但是对于现今西洋史学的体例和精神，大多数的书中，似乎未曾抓住……旧史学已被打倒，而新史学还没有建设起来，于是中国史学界走到最混乱的时代了”[2]。即便是以西洋史改革中国史学的先驱梁启超，也“不甚谙西史，所主张往往似是而非”[3]。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长于阐述旧闻，而短于介绍新知”，“于中国史学所入极深，而于西洋史学则似尤隔膜”。[4]被称为“介绍西洋史法到中国的第一人”[5]的何炳松虽然用力甚勤，但所译多是通俗教科书，而没有介绍当代西洋第一流史家的著作，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1此外，胡适、傅斯年、何炳松等在欧美所学皆非史学专业，回国后却成为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这自然也限制了中国史学界认识接受西方史学的普遍水准。

民国学界在引介西史方面的最大欠缺，是一般学者在西学即新学的观念支配下，对西方史学演进轨迹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西方史学本身的时代落差较少留意。最主要的是，当时学术界一般都未明确觉察到美国“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新旧殊途。在时人眼中，它们不是代表新旧两种不同的史学，而是同属新史学的范围，并无质的区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参考书目中，关于“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就推荐阅读兰克史学方法论的结晶——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即使以译介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的何炳松，对美国“新史学”也是一知半解，其撰著立论仍以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和伯伦汉为基础，从而与传统的兰克史学同流。難怪朱谦之感叹说：“我们试翻一下国内史学方法的名著，哪一本曾脱却Ranke的史学方法论的范围？”[6]（P211）这就产生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在西方已是明日黄花的兰克传统史学，在中国却被奉为圭臬，与鲁滨逊史学共享“新史学”之誉。

1935年从哈佛学习西洋史归来的齐思和则未落入此窠臼，而对兰克学派的落伍和现代史学的新趋势有着清醒的判识。他在其《史学概论讲义》中提出：“现代史学最伟大之理论家”为法国年鉴学派先驱亨利·贝尔（Hei Berr），“其最重要之著作为La Synthese en Histoire（Paris，1911）与L’Hisoire Traditione et La Synthlse Historique （Paris，1921），前者于历史之解释建设一新系统，后者攻击旧史者之错误，所谓将有所立，必有所破也，二书于现今历史之研究，影响最大”[4]（P15-16）。在论及史的范围时，他称英国史学家格林在《英国人民史》自序中称其为“史界革命之宣言书”。他援引德国史学家兰波提对兰克史学的批评：“政治史家如阮克者（Ranke）者，仅研究一事之如何发生，而彼则考证一事之由来。”[4]（P12）亨利·贝尔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才是现代史学趋势之代表。可见，齐思和对西史的发展脉络有清晰准确的把握。

齐思和引入西史时，重点涉及西方现代史学中的两大关键问题：第一，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第二，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此二问题为中国传统史学所无。齐思和虽非最先注意此二问题的人，但他能充分顾及问题本身的学术史，客观展示各方争议，最后博采众说，参以己见。

历史科学化是近世学者的致力方向，但在学理上历史学是否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则存在争议。分歧的起点是对科学的不同理解。若将科学仅限定为自然科学，则历史非科学。齐思和折中西方学者Max Nordau、Edward P. Chesney的观点，将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异之处归纳为四点：第一，自然科学应用直接观察，而历史应用间接观察；第二，历史不能有实验；第三，历史不能建设定律；第四，史家不能预见。但齐思和仍倾向于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认为，“史家虽以其所研究之对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因之其研究方法，亦不能与自然学科之方法相同，而现代史家治学之态度，则与科学家毫无差别”，“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也”。[4]（P42）不仅如此，“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4]（P43）。总之，虽然各学者对科学的范围意见不一，对历史是否为科学的主张不同，但史学方法是科学的当毫无疑义。更可贵的是，齐思和还借用蒙那德（Gabrie Monod）、曲威廉（George M. Trevelyan）之说来调停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冲突。历史研究结果之发表，“此永远需要艺术家之技术，以惟有艺术家之头脑，始赋有形式与生命之想象力也”[4]（P48），“凡各科学，皆有其科学与艺术两方面，自其研究之方法言之，则为科学，自其研究结果之发表言之，则为艺术”[4]（P48）。齐思和引述的这些认识，对校正当时流行的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明了史学客观求真的限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