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的学术价值与内容概述

编者按：2011年第1期至2012年第6期，本刊分12期全文連载赵通儒遗著、魏建国整理的《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后，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好评如潮，许多读者纷纷来函，希望尽快出版单行本。2013年5月，我们将书稿上报中共党史出版社。经过严格审核，2015年7月终获通过，同意出版。之后，由于资金原因，未能尽早面世。2017年9月，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出版资金到位，终于进入了出版流程。目前，书名已改为《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作为“《延安文学》精品书系·第一辑”，即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文即为该书的前言，题目是编者加的。

一、出版缘起

提起陕北，真不知从何说起！

在漫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陕北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地带，远离中原农业文明中心，几乎没有登上过中国历史大舞台。即使有几次上去了，也仅是跑龙套的角色，聚光灯从来没有打到身上。陕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主角，享受到聚光灯打在身上的荣光，毫无疑问，当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13年。这是陕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陕北人内心少有的充满自豪的一小段幸福时光。当时，延安作为全国两大政治中心之一，比另一个政治中心——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或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更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那时，延安享誉全球，日、苏、美、英、法、德……世界列强无不关注，国人更不用说。毛泽东的延安时期，是他一生文治武功达到顶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形成了完整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凝聚成一个极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强大政党，掌握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方法，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拥有了夺取全国政权，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能力。陕北对于中共和毛泽东而言，确实是一块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使得这个政党和这位领袖的才华与能力得以完全释放与发挥，从而成就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陕北这块贫瘠、落后、偏僻的弹丸之地，中共中央势必无所依托，那么，毛泽东怎么来发挥历史作用，推动历史发展？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来自南方的毛泽东等一大批杰出的领袖群体与陕北这块根据地水乳交融的结果。领袖群体与根据地，二者缺一不可。没有陕北，中国革命无法成功;同样，如果仅有陕北这块根据地，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抵达与主宰，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是难以想象的。还是毛泽东说得好——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上，他满怀深情而又严肃地向全党指出：“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对陕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性，全党的认识完全一致。问题在于：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南方先后建立起十几个强大的根据地，而在北方只有陕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这一块，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兵力不强。结果却是南方的根据地全都丢了，惟有陕北根据地保存了下来，其中必有其内在的原因。纵观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存在着明显的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延安13年的研究，全面，系统，详实，相关著作车载斗量，汗牛充栋，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政治路线、组织建设、理论体系、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群众观念、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经济发展、文化事业、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都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而对于党中央到来以前的陕北历史的研究，则极其有限，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从1924年秋冬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陕北建立，到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抵达，陕北的共产党人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浴血奋斗了12个年头，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巨大牺牲，付出了无数人的心血、汗水和生命，才组建起了雄厚的党员队伍，创造了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起人枪逾万的红色武力，组织起上百万的人民群众，使陕北成为全国惟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同样是党的领导，同样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样受到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同样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围剿”，为什么全国的根据地都丢了，而陕北却能够保存下来？这确实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

事实上，对于陕北根据地得以幸存的原因，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述及总结;而对于陕北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对陕北党组织的特点及其经验，却少有人阐发。虽然有一些相关著作问世，但并没有做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缺乏全面系统反映中央到达之前12年间陕北党的奋斗历程的著作。国内出版了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或传记，成为宝贵的史料，但这远远不够。原因在于：一些当事人在参加革命初期，或因年龄小，不懂事，记不清;或身处党的基层组织，只了解自己身边的一些情况，只知道自己单线联系的上下级的情况，对党在陕北的全面情况根本不可能了解。稍微高级一些的早期党员，要么文化低，写不了，要么工作忙，没有时间写，大多没有留下足够的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即使有的留下一些资料，由于理论素养与认识水平的限制，或者语焉不详，或者错讹屡见。从学术层面看，学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虽有些成果，但不成体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意识形态的概念化说教多，让人心服口服的鲜活材料少。因此，后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早期奋斗史，始终不能全面了解，总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印象模糊，七断八截，不成体系。

此外，学界还普遍存在一种倾向——革命胜利后谁的地位高就为谁著书立说，考证史实也以地位高者的说法为准。这种把个人历史视为党的历史的情况，背离了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使陕北党史出现了歧义互见、乱象纷呈的现象。以陕北建党时间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从没有争议，一致认为是1924年秋冬。西北党史上很多重要人物，如谢子长、刘志丹、白明善、阎红彦、马明方、焦维炽、乔国桢、史唯然、雷恩均、邓重庆、罗伯福、杜嗣尧、杜衡、杨璞、李明轩、冯景异、杨国栋等，至少有四五十人，包括本书作者赵通儒在内，党籍都是1925年。笔者手里有一份1941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赵通儒党籍问题的原始手稿，由陈云部长亲笔签名，明确认定了赵通儒1925年的党籍。这是经过党的各级组织包括中央在内长期调查与严格考察后认可的，经过延安整风和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反复考察而没有任何问题。但到了九十年代前后，陕北建党时间却出现了不同说法，牵涉面极大，以至形成了悬而未决的一大公案，甚至出现了某级党委发红头文件硬性规定陕北建党的时间，结果出现了“陕北有大批1925年的党员，而党组织却在1926年才出现”之类无法解释的问题，将严肃的党史儿戏化，人为地给后人留下遗憾，可见陕北党史的复杂与分歧到了何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