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危机”及其潜在契机

【摘 要】 本文概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危机”论，笔者尝试换一种角度看问题，从挑战中发现机遇，化危机为契机：中国具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推动史学理念的转变，促进思想解放与创新；各种范式的研究，有利于为我国改革事业提供经验和教训；各种范式的研究，同样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的思考；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凝聚力；有利于为民生事业发展提供思考。

【关键词】 史学危机；契机；有利条件；意义

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对每个学科的发展也赋予更高的要求，不同学科都将面临新的突破和使命，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历史学研究也是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危机”一词就不绝于耳，不少学者认为直到今天，史学危机仍没有过去，并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克服“危机”的做法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体现了学者们对史学研究发展的关怀和反省。可以说挑战是客观存在的，但本文尝试换一种角度看问题，从挑战中发现机遇，化危机为契机，当“史学危机”一词流行之时，恰恰也是史学发展新契机的时候。下面就从“史学危机”的主要观点、“史学危机”表面下史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史学危机”下学者们不断重读历史的意义这三方面进行讨论。

一、“史学危机论”观点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危机”一词就不绝于耳，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提出自己的观点。

许纪霖认为：“八十年代所建构的，与其说是历史学，倒不如说是历史哲学，各种宏大叙事的范式引进来了，但中国学者自己做出来的成功范例却很少见。没有范例就不足以服人，史学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到九十年代转向‘实证化、朴学化’的‘乾嘉传统’，然而，仅仅凭藉老传统抱残守阙，是无法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史学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1]李明山认为“史学危机可称为‘政治化史学的危机’，其根源在于政治化史学不可挽回的没落。”[2]郭国灿认为“史学危机”其实是史家在社会变革中普遍产生的“认同危机”。[3]

王旭在文章中对“史学危机”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性归纳性，一共分为七种：第一种认为，“史学危机”主要是一种史学理论的危机；第二种认为，在史学方法的单一和贫乏；第三种认为，“史学危机”主要是一种“功能危机”；第四种认为，“史学危机”是一种“政治化史学危机”，是政治化史学不可挽回的没落，是“文革”史学虚假繁荣消肿后的隐忧；第五种认为，“史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史学体系的危机；第六种认为，“史学危机”是时代转折关头出现的史学的全面危机；第七种认为，“史学危机”是一种史学范式危机，是史学“战时范式”的危机。[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历史学研究面临的困难，也许并不一定全面，但这种反思恰恰有利于推动学者们不断去完善史学研究。所以这种“危机”理解的背后，恰恰预示着史学研究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危机也是一种契机。

二、“史学危机”表面下潜在契机的有利条件

1、中国具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

北京大学学者高毅认为，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下来，其中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

中国自商周时代起，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几千年来优秀的史学传统。西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目的也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里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代学者许嘉璐先生在《未了集》中说：“无科技无以强国，无文化足以亡种”。[5]难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评价说：“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因为“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食月食、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6]

正是这种对历史的重视和呵护，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构成了中华民族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深的认同感，不管哪种形式的“史学危机”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人们对史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2、学界同仁们积极主动的探索追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也为了冲破“史学危机”下的被动，历史被不断的重新解读，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可以从解读范式和解读方式两方面来看。

从研究范式来看，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革命史观”曾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流地位，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史观”开始崛起，主要着眼于近代中国如何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步伐大大加快，“全球史观”又悄然兴起，倡导以全球的视野和思维去看待中国近代历史；还有“生态史观”，主要考察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及“社会史观”，主张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的历史，眼光向下，关注芸芸众生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及需求等等。大大拓展了史学的研究空间，丰富了史学研究的方法。

针对认为中国史学研究侧重于“范式”引进，而理论、方法自主创新不足的学者，笔者认为当今是全球化、信息化的开放世界，学术的引进和交流是必然，许多学者已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结合本国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在原有范式的基础上展开批评和自我反思。交流、引进、突破、创新是循序渐进的，很难一蹴而就。持不同范式的学者也逐渐趋于冷静和理性，正如国家社科院学者徐秀丽所说：“就中国史学而言，讨论范式的‘扩散’或许更有意义。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看，正是‘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不但成为范式之争双方的归趋，而且成就了史学研究的洋洋大观”。[7]从解读方式来看，历史研究朝着“向上”和“向下”的两个方式发展，各有一片天。“向上”是指基于严肃的学术研究，学理分析，主要集中于学术界的讨论，如上述的种种史学范式的探讨。“向下”是指朝着大众化欣赏需求发展，如各种“戏说”历史、“穿越历史”、及“百家讲坛”形式等。特别是“向下”这种解读方式，使得史学研究更亲近大众了，不再是学者们的独舞，吸引了大批老人和年轻人的眼光，使历史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和听众，甚至出现了“历史热”。这种“历史热”的兴起，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认同。

还有的学者认为“史学危机”是“政治化史学地位的没落”或“战时范式”的危机，可是只要我们留心观察，还是有很多学者有着自己的精神操守，“事实上，直接卷入范式争论的学者并不多，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本学科长期被忽略或未被重视的方面，许多研究无论与‘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无直接的关联。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引人注目的是学者所谓‘见之于行事’的实证研究取向”。[8]

正是学界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和突破，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史学研究解释走向更多元化，这对史学研究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契机。

3、民间社会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

21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国学热”，人们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回归。当然这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及政府的积极支持。

党中央号召“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仁政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精华”[9]大力挖掘和弘扬出来。及“家风”、“诚信”、“义利”观、[10]“和谐”、“厚德载物”等高贵品质代代传承下去。民间社会兴起了修谱、祭祀等“孝道”为核心的活动；还有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个民俗文化村和民俗文化馆崛起，根据本地的历史文化，因地制宜，大力挖掘、保护、弘扬历史文化；当地历史文化编入校本教材，进入课堂；及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培养等等都说明了民间社会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回归，这也是历史学研究走向民间、贴近民众的有利机会。而这种回归同样证明了民间社会对历史的一种认同和热爱。

4、国家政府一如既往的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非常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力量，习总书记在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而且必须修好”。习总书记把学习党史和革命史提升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而且要求作为一门必修课来学习。同年12月，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又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认为中国史学研究陷入“功能危机”的学者，笔者认为国家领导层对古今历史的重视和强调是一如既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习总书记就非常擅长引经据典，这与其熟悉和重视历史的借鉴意义是分不开的。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历史的重视和热爱，无疑对史学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因此可以说，当下历史学研究遇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发展时机。

三、“史学危机”背景下历史不断重新解读的意义

学界出于对“史学危机”的反省和冲破“史学危机”的种种努力，带来了对历史不断的重新解读，这种重新解读，大大突破了以往研究的视界、领域、理论、方法等，无论从学术还是从现实来看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进步，而且也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机会，仍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1、推动了学术界繁荣与争鸣，为史学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空间

许多新方法、新理论的引进，带来不同新的视角，随着视野的拓宽，关注的领域也在不断充实丰富，出现了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如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整合研究，除了运用正统的史料外，还注意整理和利用地方和民间文献，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重视民间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和实地考察的结合，还有开始关注地理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等。因为重新解读历史就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历史，而审视历史就需要有质疑精神，特别是面对流行时，更要冷静、理性，而非人云亦云，明确流行未必绝对正确，所以就有了不同视角之间的争鸣，有利推动了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

在现代化范式、文明史范式、全球史范式下，对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事件有了不同于革命史范式的新的评价，客观上肯定其对推动现代化的意义。相反，对于革命史范式比较肯定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则更关注其破坏生产力的一面。对于通商口岸的认识，在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范式下，有较高的评价，看到其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习俗变迁的一面，但在革命史范式下，则强调外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在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下，对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主要持否定的价值判断，革命史观认为他们是人民的剥削者，现代化史观认为他们阻碍破坏了社会的发展。但如果从生态史观的角度，则认为清初在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虽有满族统治者垄断森林资源和保护皇陵风水、龙脉等目的，但是对于原始森林的保护，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原始的森林景观，在清末以来的东北开发和被迫开放中，随着近代林业产业的兴起，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总之：各种范式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推动史学理念的转变，促进思想解放与创新

思想解放有利于推动史学研究发展，同样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突破也会带来思想解放与创新。各种范式的流行，有利于打破某种范式一枝独秀的局面，打破了史学研究曾受“左”倾错误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干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历史，进而转向实事求是地从历史本身出发研究、探讨历史问题的思想路线上来。

如在阶级斗争动力说之外，又有了生产力动力说、生产方式动力说、欲望动力说等。同时，大胆冲破封闭、僵化的研究体系，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众彩纷呈的理论和观点，展开批判思考，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学者卡尔提出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对话永无止境，不会停息，那么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荷兰学者盖尔则提出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这些观点都充分肯定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不仅仅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而且是基于现实中的兴趣或需要不断推动人们去研究，把史学研究从“过去式”转变为“现在式”。还有英国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强调历史不但是一个行为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思想的过程，重视对内在思想史的研究。虽然这些观点未必全面客观，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打破史学研究的固定思维，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樊树志先生在为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一书中作序时说过：“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

3、各种范式的研究，有利于为我国改革事业提供经验和教训

思想的解放、史学研究的繁荣，也带来了史学家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和问题，这将更加有利于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为现实提供许多有意义的思考。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正处在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何越过现代化之路中的重重陷阱，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如现代化范式下，改变过去的唯阶级论，对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重新解读，一方面从历史的经验看到现代化是一个近代国家的必由之路，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不从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革，改革之路必不长久。又如革命史范式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一步步由农村走向城市，赢得全国的政权，国民党政权又是如何一步步失掉农村、失掉城市直到失到全国政权？这与我党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和重视农村的治理、农民的需求是分不开的，而国民党政权恰恰无法做到这些。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我们农村的治理、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农地经营等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再如革命史观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别国的侵略掠夺上，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生态史观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不能重走西方工业化的模式，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目前，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重，有人把全球生态危机比喻为一列严重超载的火车，如果中国也走西方同样的老路，那么地球生态将进一步恶化。所以中国必须走一条新路——生态文明之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会上，我国就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强调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原因之一就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

4、各种范式的研究，同样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的思考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史学界的眼光在专注内部的同时，开始积极向外，学习外国的理论和方法。如全球史范式下，学者们不但关注一国一家的热点、难点还关注全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全球贫富差距、全球生态问题、全球反恐问题、全球核力量问题、全球善治问题等。有利于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线和任何形式的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或亚洲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论），也符合了当今全球化信息时代的要求。而要扩大开放事业，一定需要具备全球的视野和胸襟，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或“一帯一路”都体现了对外开放、共同发展的理念。而这既是对当前国内、国际发展形势分析的结果，也是对历史上海陆丝绸之路的借鉴。

5、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凝聚力

如革命史范式下，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揭露，百年屈辱史的呈现，有利于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情操，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再如冲击——回应模式，体现了欧洲中心的优越感，居高临下看中国，认为是欧洲把中国带入了近化化的轨道，否则中国还在封建老路上停滞不前。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莫忘国耻，奋发图强。

6、有利于为民生事业发展提供思考

如社会史范式下，学者们主张把眼光向下看，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生产，关注基层社会的难点、热点问题，诸如医疗、保障、教育、习俗变迁等。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许多在“帝王相将”史观下，被忽视的老百姓自己的历史开始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习总书记有一句朴素的至理名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精准扶贫就体现了党中央实现全面小康的决心。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共享”发展，就体现了国家对民生、社会公平的倾注。今年两会上再次提到要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社会史观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社会文明建设事业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也将更有利于我党贯彻群众路线。

汲取历史智慧，总结经验教训，指引未来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来源于历史，从斗争史、社会史、文明史、全球史、生态史等历史的视野，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我们所面临现实问题的复杂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从“史学危机”背景下的有利条件及“危机”下不断重读历史的努力，都说明了史学研究在当下遇到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时机。诚然，挑战是必然的、客观的，因为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目前学术界对史学研究的批判和挑战的思考远远多于史学研究契机的寻找，笔者认为史学界既需要客观实证的研究、需要严肃的学理分析，也需要考虑大众化的传播和需求；既需要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理论、方法，也要立足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既需要开放包容的理念，欣赏不同范式和方式的解读，也需要不断深入对本研究领域的耕耘，而非彼此否定、彼此封闭、厚此薄彼。无论哪种方式的研究，他们都在为史学研究的发展寻求着契机和贡献着力量。只要我们善于从危机中找到契机，只要我们调整心态、改变观念、积极作为，史学研究自会有自己的春天。

【参考文献】

[1] 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读书[J].1999.7.

[2] 李明山等，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399.

[3] 郭国灿，关于史学与现实关系的再认识，史学理论[J]，1987.1，转引自江湄，当代中国史学的“两难之境”——对史学危机的一种回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J].2001.5.

[4] 王旭，“史学危机论”对档案学研究的启示，办公室业务[J].2013.3.93.

[5] 许嘉璐.未了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358.

[6] （法）伏尔泰.风俗论[M].商务印书馆，1995.74.

[7]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8]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N].人民日报，2013.7.22.

[9] 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N].光明日报，2015.12.11.

[10]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M].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蓝美芬（1976.04-）女，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中共福建松溪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