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会：国民党的御书房

党史会的发轫，主导者是蒋介石。文献档案，是党史会的核心内涵，而党史会的组织人才，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台湾，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个带点神秘色彩的名为“党史会”的半官半民机构。“党史会”全名“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近年，国民党为肆应台湾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党的体制也随之作了若干转变与因应，因此，“党史会”又改名为“党史馆”，人员与形制也较前更为精简。不论这个“御书房”如何随着客观形势物换星移，岛内一般研究学者，或者民间历史爱好者，依旧习惯以“党史会”称呼它。

党史会的发轫，主导者是蒋介石。近世治史者，辄以强人武夫蔑视蒋氏，事实上蒋先生文人性格十分强烈，至为重视历史档案整理工作，国民党之有史料研究，实始于蒋介石。1928年8月14日，北伐军事行动已近尾声，南北复归统一之希望甚浓，国民党即将掌握中国执政权力。故而，国民党在其第二届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由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等人联名提出的“于中央党部内设立党史编纂委员会”案。经过一年八个月左右，国民党党内多次会议的讨论决议，“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终于在1930年4月28日开始办公运作。

初期，国民党推定蒋中正、吴敬恒、王宠惠、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戴传贤、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11人为党史史料编纂委员，陈少白、萧佛成、张静江为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名誉委员。第一部编辑出来的党史著作，是《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总理系指国民党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到了1935年12月，该会经国民党中央决议，改常务委员制为主任委员制，随后并决定邵元冲为主任委员，罗家伦、梅公任为副主任委员。一年之后，邵元冲氏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身亡，主任委员职缺，改由张继接任。

党史会前身成立后，遭逢的第一场战火兵燹，便是日本侵华战争。日军对首都南京进行空袭，张继命令将重要史料装箱后撤。第一批档案数据装成33箱，途经芜湖、九江、汉口等地，运抵长沙。第二批史料共计78箱，十余日后与第一批史料在长沙会合。之后又将所有史料110余箱运抵沙坪坝对岸江北县盘溪培园，石氏家祠庋藏。因为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党史会全部史料转移到藏巴县亚光寺附近一处天然大石洞吴家大洞收藏。

抗战胜利，党史会所属的档案运回南京，不过两年半，复因国共内战战局对国民党不利，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以总裁身份下令党秘书长吴铁城，将档案史料全数南运，目的地台湾。党史会员工押运大批史料，辗转从南京、上海，途经广州，最后抵达台湾台中。档案存放地点是在台湾中部的南投草屯，起初放在洪家祠堂等三处民宅，稍后，国民党党部向民间租赁了一幢大房子，全部庋存其中，并为这间房子起名“荔园”。南投“荔园”即成台湾日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摇篮。

文献档案，是党史会的核心内涵，而党史会的组织人才，更是核心中的核心。1950年8月8日，国民党改造委员会通过人事案，以罗家伦为党史会主任委员。台湾时期，罗家伦主持党史会工作历时近18年。初到台湾的前七年，国民党阮囊羞涩，和政府部门经费预算混而为一的情况，十分普遍。党史会工作人员最初是以国史馆（按：属于公部门）史料编纂委员会名义，领取政府部门薪给。而罗家伦本身也一度兼领国史馆馆长职务，可谓一个首长，两个单位。

罗家伦时代的党史会，正处于台湾当局财政比较艰困的时期，党史会在罗氏任内，有两个主要的工作，一是出版了《革命文献》第一辑，再则是建成在南投草屯庋藏史料档案的荔园史库。此外，在中国近代史及国民党史迹文献整理上，亦突破困难，作出了若干贡献。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研究台湾爱国志士蔡智堪之历史。蔡氏取得田中奏折，揭露日本自明治天皇以来之侵华野心。1953年11月，党史会相关人员与赵孽子、台湾《联合报》记者多方调查考证，证实日本田中奏折当年之所以能公诸于世，台湾苗栗蔡智堪立了大功劳。田中奏章声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蔡智堪从日本皇室书库抄录奏折，在中日战云紧急之际，将真相公诸于世，使日本侵华野心无所遁逃。党史会将蔡智堪的事迹列入史册褒扬，罗家伦亦代表国民党当局，颁赠寿屏祝贺蔡氏寿辰，表彰其爱国事迹。

罗家伦于1969年12月故世。此前，在其卧病之初，党史会主任委员已由黄季陆接任。这个阶段的党史会建树，可以说是党史会迁台以来最为丰硕的时期。黄季陆不但付出心力于党史会扎根奠基，也对国史馆的肇建献替良多。和罗家伦的模式相近，黄季陆早期既是党史会主任委员，又是国史馆馆长，横跨党史与国史之间。黄季陆上任，党史会与国史馆亦经常合办各种研究活动，例如在台北县青潭成立“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在党库与国库相通的情况下，国史馆成立完全仰赖党史会提供的文献乳汁（按：可见所谓党库通国库，亦未必如某些人所攻讦，党库永远是获利的一方）。黄季陆特地从党史会南投“荔园”史库，选调了i800种杂志、150种报纸、30余种公报，和近三万册图书，充实国史馆的软件，为尔后该馆的软件规模，建立了深厚根柢。这很像台湾经济之发展，不能抹煞国民党的献替，是同样的道理。

台湾的近代史研究風潮，党史会的奠基与宏扬，扮演发电机的角色。因为黄季陆本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其早年服务孙中山身边的渊源，他任职党史会与国史馆的阶段，也是台湾岛内近史研究一个蓬勃起飞的世代。

譬如，从1970年起，党史会在黄季陆指挥之下，开始推动口述历史工作，每年规定访问六人，三位是党的资深人员，口述国民党早年事迹;另三位是高级军政首长，口述政治、军事之过往事迹。在党史会的带动下，各方史家也踊跃投入国民党党史的研究风潮，蔚为一时显学。

对党史会另一位卓著贡献者，厥为蒋介石文书秘书出身的秦孝仪。博得蒋氏父子的信任，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15年后，于1976年方始任职党史会主任委员。从这里亦可印证党史会主委一职，在台湾当局心目中的分量。党国名器，岂可轻易授人？

迁台以来，从早期的罗家伦，以至黄季陆，再到秦孝仪，适足以说明国民党处理党史工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罗家伦主事时期，颠沛流离的国民党惊魂甫定，客观条件相对艰难，尚无能力落实大开大合的宏图伟业，是故纯粹以墨守成规的党史为研究范畴。黄季陆主事时期，则采取党史与国史并举的双轨研究取向。时至1976年，秦孝仪主事，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党史会的任务与前期大有不同。1979年6月，秦孝仪策划，蒋经国同意之下，党政当局将分藏于南投草屯、台北青潭之孙中山与国民党先烈史料与党务史料，连同庋藏在桃园大溪的两蒋档案与国民党极机密资料、阳明山芝山书屋之蒋介石史料，全部集中于阳明山阳明书屋。而党史会也开始集中在“阳明书屋”这处隐匿于阳明山后的神秘办公地点运作。

换言之，蒋介石在世时期，党史与所谓的国史，既若即若离，也双轨并行。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主政以后，他开始大动作整合。而秦孝仪在经国先生支持下，能把来自四、五个庋藏地点，原本“藏诸名山”的党史档案，全部汇归在“阳明书屋”，不论是从史学研究，或者政党政务的角度看待，蒋经国的气魄都要比他的父亲来得宏大与前瞻。而秦孝仪氏在党史研究方面的着墨，不论是召开学术研讨会，或者出版历史著作，在质与量的方面，皆予人大踏步前进，气势磅的感受。

是以，有蒋经国当背靠，秦孝仪主持党史会的时代，党史会的光芒可谓盖过了国史馆以及岛内其他史学研究单位。可惜的是，这一史学盛况无法持续发光发热，随着岛内政治形势的巨大转变，形移势禁，党史会珍藏的“党国史料”乃至蒋家私密档案，逐步转移给国史馆，这固然是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必然趋势，但也预示了国民党党史研究由绚烂归于平淡的局面。

蒋经国去世后，原本被国民党视为瑰宝的大溪档案，移交给了国史馆。蒋介石父子日记，亦转进至美国史坦佛大学庋藏。党史会从阳明山那片云雾撩绕的深山“秘境”，回到台北市区“凡尘”当中。党史馆洗尽神秘色彩，旨在服务民众，满足人们求知欲的新时代使命，未来知识含金量毫不減损，依旧是中国近代史一块招牌。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