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的几点思考

摘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在经济制度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思想文化制度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205-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是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证,包含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内容。我们应该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实践,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如何科学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正确处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应该既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更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呢?如何科学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应该既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更要始终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呢?如何科学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如何正确处理多样性与先进性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应该既要包容多样性,更要坚持用先进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呢?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澄清疑问、统一思想、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来说,极为必要。

一、在经济制度上,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关键是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1],“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 ,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1] ,“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1] ,“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 ,认为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多次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2] “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3] “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4] 江泽民一再强调:“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国家经济的主体必然是公有制经济。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决不能动摇”[5]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5]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不仅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促进国民经济既好又快地发展,而且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公平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出发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必须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过去搞“一大二公”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告诉我们: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只搞“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难。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方便生活、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现阶段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2] ,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决不能把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等量齐观,更不能本末倒置,现阶段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基本前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完善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为了将来最终消灭非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绝不是要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不是要用非公有制取代公有制、搞“国退民进”和“私有化”。马克思、恩格斯早已阐明,私有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是造成“劳者不获,获者不劳”[1] 的社会不公的根源。江泽民就曾明确表态:“中国决不会搞私有化,这是由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决定的。”[5]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凸显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脆弱性,表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社会主义中国虽面临诸多困难但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的事实更彰显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二、在政治制度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关键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既是由其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一是由其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共产党宣言》中有过系统论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1]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 亦即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先进政党,不仅能够在理论上高瞻远瞩、自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而且能够在实践中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并为之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在性质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最有条件、最适合担当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重担。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两面性,无力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担;中国的农民阶级具有狭隘性和保守性,也无力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和农民阶级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便于团结,最适合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担,无产阶级政党最有资格、最有能力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6] ,是“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6] ,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6]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才实现了独立、逐步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

近年来,有少数人歪曲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共党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质上是“一党专制”,主张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这种“主张”,既无视近代史上多党制之路在中国走不通的史实,又无视西方多党制的阶级实质和内在弊端。如果实行这种政治主张,则必然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对此,邓小平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7],“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7]

三、在思想文化制度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一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科学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科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南,能够指导我们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我们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根本原因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它揭示了人类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是完全正确的,就如同1+2=3一样是不会过时的。”[8] 实践证明,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现象中“拨开迷雾见真章”,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反之,则会招致失败。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2]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 “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 二是由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 ,要求无产阶级必须“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 。毛泽东也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 。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制度必然反映并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的不断巩固,才能防止“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三是由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从国际上看,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优势,大肆宣扬“全球主义意识”、“全人类共同文化价值观”,实质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视社会主义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看不得中国的强大繁荣稳定,近年来更是别有用心地将所谓的“人权问题”、“贸易逆差问题”、“汇率问题”、“奥运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刻意隐瞒和歪曲“拉萨3·14暴力事件”、“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的真相,频频对中国发难,有计划地实施“对台军售”、“会见达赖”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处心积虑地要“西化”、“分化”中国;从国内看,有少数人不仅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保持足够警惕,反而与之内外勾结、遥相呼应,不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各种“噪音”、“杂音”,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论”、“失败论”、“学派论”,极力鼓吹“儒化论”、“西化论”、“民社潮”、“普世价值论”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妄图歪曲、修正乃至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告诉我们:能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前苏联的反面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使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主心骨”,就会动摇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根基、思想基础,就会带来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进而招致亡党亡国。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方法与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有机结合起来”[9]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它由实践赋予活力,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不断发展、深化的,它要求理论也随之发展。”[10] 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 邓小平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 江泽民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年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7] 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12] 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8]李慎明.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07,(3).

[9]崔华前.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指归[J].高校理论战线,2009,(12).

[10]田心铭.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十二个关系问题论纲(上)[J].高校理论战线,2010,(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