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最看重的是制度变迁

制度从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成熟，尤其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了。站在帝国利益的立场上，清制度已经是最好的了。清代基本没有宫廷政变，没有大权旁落，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而且基本上没有民生问题。康熙年间永不加赋，GDP还不低，所以打败仗赔得起。还有民族问题清代解决得最好，他们长期和蒙古通婚，把蒙古贵族安抚了；册封达赖、班禅，把西藏安抚了；收复伊犁，新疆也安抚了。

从一个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帝国制度而言，清代已经是最完善的了。但是它腐朽、腐败、腐烂。

您将“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称作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中华民族的这两大特质又从何而来？

应该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周期长，要经历春耕、夏耘、秋收。大半年过去了，冰雹、洪水、干旱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太不靠谱。而且这与地理环境可能也有关系。比如在埃及，尼罗河改道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非常肥沃，埃及人才能有那么多时间去建金字塔。他们的作物不需要管。而我们这边不一样，需要小心翼翼地看护，老担心收不回来，所以必然会有这种忧患意识。

一旦有了忧患意识，必须要有乐观态度，否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怎么活呢？也许世界上也有某个民族是只忧患不乐观的，那它肯定已经消亡了。因为一种文化心理如果不是互补结构就不能持久。

您还概括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现实与艺术。中华文明这三种精神的内涵，与今天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三者的解读有什么不同？

西方的“人本”是针对“神本”而言的。我们与西方理解的“人”不一样，他们理解的是个体的人，我们理解的是群体的、伦理的人。

现实精神呢？

现实精神就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还是大陆农耕文明的特点。农业民族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的，得到才算数。麦子一定要割好装进粮仓里才踏实。很多中国人今天还是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要拿在手上才觉得踏实。

艺术精神又怎么解读？

和希腊民族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不同，中华文明的艺术精神是相对于无科学精神而言的。比如我们的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讲逻辑，是形象思维，而且一字多义。这是不科学的，科学要求的是准确，一个概念表达一个意思。而这种可以任意联想和想象的，正是艺术。

这种艺术和希腊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希腊的艺术是一种个体的、内在的、热情的释放，我们是一种群体的，要与民同乐。我们的艺术是可参与的。琴棋书画的过程都是可观赏的。希腊的油画、雕塑在创作的时候就没什么好看的。

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

您从文明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那您的视角呢？

我是全球视野。

为什么觉得全球视野这么必要呢？

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中，这种全球视野是欠缺的吗？

是欠缺的。翦伯赞先生有一点，但他也只是描述性的。以往历史学家写史只是描述，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觉得不能以论带史，不能先入为主，更愿意先把事实讲清楚。但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无法进行比较。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民族等等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研究，所以作不了这个比较。

您还提出要用现代史观来解读历史，现代史观又指什么？

就是在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人性，怎么看待国家、法律、制度、道德、社会关系等等问题上，现代人和古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同体现在何处？

根本不同就是对人的看法的不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人应该追求的，什么是人的幸福，这些观念现代人和古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观念更把人当人了，更注重个体了。当然我们古代也有这样的意识萌芽，在第六卷“百家争鸣”里我就会专门写到杨朱，他就有一些这样的意识。但中国走到后面却走了反路，到宋以后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了。

这应该也是由您所说的中华文明群体意识这样的内核决定的。

对。越是集体的越不是“人”么。

您刚才说到现代人与古人相比也有了一些转变，这种转变源自什么？

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一定是自由经济，而自由一定是个体的。

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

从您宣布写这样一部工程浩大的“巨制”开始，就有人质疑您仅凭一人之力是否能完成？质量究竟如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您写到后面会越写越难，因为魏晋隋唐之后史料浩如烟海，如何阅读和取舍都将是难题，对于这些质疑，您是怎样考虑的？

我只看那些靠得住的古代文献和少数几个靠得住的现代史家，比如张光直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人的著作。我只看那些我认为是必要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心里会有一个靠谱的历史学家的名单的。

您将自己的这部中华史定位为史诗，这样的定位是出于什么考量？

就是要好看，并且要有一个“气”贯穿其中。

这个“气”是否就是您自己的史观和史识？

还有史感。就是要回到那个时代，要有现场感。这个现场感要靠自己去揣摩和感觉。人是有直觉的，有时候不一定有依据。

个人写史难免会被认为主观色彩较浓，您在写作过程中怎样既体现自己鲜明的史观、史识，又保证历史的客观性？

我觉得这在我这里不是问题。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很多人看我的书会看不懂，尤其是讲百家争鸣那一块，他们问我到底赞成哪一家？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客观的，公正的。

我讲到某一家的时候都会讲透，会站在它的立场上，把它的观点全部甩出去，让你听得点头称是，然后马上说另一家，让你觉得这也对。因为我是客观的，我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和好恶去看待历史。

我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带着历史的同情，回到历史的现场，站在他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去为他想。

从前几卷书来看，您的中华史写作不太像以往通史的写法，而是选取历史中的重要节点重述，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一定是发生了变化。我最看重的是制度变迁。但凡在制度发生变化的拐点，我都不会省略。比如秦汉时期邦国制变成帝国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朝外朝等我肯定不会漏掉；魏晋时期贵族地主变成士族地主，门阀制肯定会有；还有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明朱元璋罢相、内阁制等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就是制度的变迁。当然还有牵涉到风气、时代精神的变迁我也会写到。

（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48期）

我最看重的

是制度变迁。

但凡在制度

发生变化的拐点，

我都不会省略。

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

明朱元璋罢相、

内阁制等

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

就是制度的变迁。

当然还有

牵涉到风气、

时代精神的

变迁我也会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