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田家英晋东南农村调查(一)

1961年6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9月29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三包一奖”是包产、包工、包投资、超产奖励——笔者注）。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亲自下乡，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认真调查。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是带着这一问题，受毛主席之托，率领调查组，于10月下旬来到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的。

调查组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农村工作部、红旗杂志社等单位的10多个同志组成。毛主席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也参与了这次调查。

当时晋东南地委第一书记是赵军，赵军把田家英一行安排在长治宾馆（现白云宾馆）三楼住下后，考虑到旅途劳累，就提出先休息上一两天。田家英说：“咱们边休息边工作吧！”赵军就把整个地区的基本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如下辖16个县一个市，总人口有300万，土地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等等。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好多地方都饿死了人，田家英问长治的情况怎么样？赵军说：“这里的粮食产量一年就是16亿多斤，除了上缴国家公粮，留下种子和饲料外，农民的口粮是360斤左右，平均一个人一天能吃到一斤粮食。”田家英听了说：“这里的情况要好一些。”

在谈到下一步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查工作怎样搞时，赵军介绍了全地区好的、较好的和差的几个公社或大队，请调查组自己定。田家英就选择了长治县的小宋大队、潞城县的魏家庄大队等几个地方作为试点。

因为田家英是从毛主席身边下来的，名声很大。再加上那时候遭受了困难，食物短缺，社会治安很不稳定。赵军请示在以后的工作中是否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田家英说：“来到地方上了，这个你们自己定吧！”地委就把田家英来长治一事传达到县团职一级。

来到小宋村

赵军把地委唯一的一辆“华沙”牌小汽车派给了中央调查组，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刘文山陪同田家英去高河公社小宋村。那时长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农工部部长是王阳和，王阳和就与高河公社副书记王石魁也来到小宋村，协助田家英调查研究。

小“华沙”是顺着坑洼的小土路，在一个大清早来到小宋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有成把他们领进了“祖始庙”里。“祖始庙”又叫“西大庙”，是旧社会村里人烧香许愿的地方，现在是大队办公的场所。田家英戴着鸭舌帽，穿着灰风衣，领着调查组的四五个人，走进了庙西的二层小木楼上，边走边把墨镜摘下来。

当时的大队办公室很简陋，就一把太师椅、两张八仙桌和几条板凳，唯一显眼的是放在桌子上的一部电话机。李有成赶紧倒了几碗白开水端过去，大队连茶叶也没有。刘文山介绍说：“这是北京的田主任。”李有成就憨笑着伸出手去和田家英握。刘书记说了说这次调查的基本情况，要求村里配合中央，把这次调查做好。那时正是冬天，村里人吃饭迟，小宋村的大部分人家还在吃早饭。李有成就把村干部都从家里吆喝出来，对以大队核算好还是以小队核算好这一问题，先开个支部座谈会，听听村干部的意见。

支部委员都集合齐了，刘书记又提了两点，一是大家要讲真话，把实际情况说出来。二是怕北京的同志听不懂小宋村的话，村里人又不会说普通话，要求大家说慢一点，尽量不要说方言土语。当时小宋村共有9名支委，有8个人说大队核算好，只有刘增喜一个人同意小队核算。副支书李土则不同意刘增喜的意见，两个人还争论起来。李有成觉得对着上级领导吵起来不成体统，就站起来要制止他们，刘文山摆手不让。座谈会一直开到11点。

小宋村那时正吃公共食堂，为了招待中央调查组，李有成就让灶上杀了一只羊，准备中午吃羊肉饺子。可11点半的时候，田主任等从楼上下来要走，李有成赶紧拦住，说：“准备上饭了。”刘书记说：“不了，下午再来。”几个人就坐上小“华沙”返回长治城里了。

那天晌午，李有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反省自己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惹得中央的同志不高兴走了。其实他不知道，田家英这次下来，在安全保卫上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在村里吃饭。

下午2点钟，调查组又来了，这次是召开生产队长座谈会，还是围绕究竟“以大队核算好还是以小队核算好”，谈自己的看法。村里有个副主任，叫吴胖仁，他还兼任第四生产队队长（小队也叫“生产队”）。上午的支委会他已经开过了，他不同意小队核算。下午的队长会上，他就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大队核算怎么好，小队核算怎么不好。其他队长看见吴主任说大队核算好，也就不好意思说大队核算不好了。调查组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天再开生产队长会时，也就不让大队干部参加了，以免生产队长人云亦云，不讲真心话。

一天，地委书记赵军来到小宋村。他看到“祖始庙”里又是仓库又是舞台又是大队开会办公的地方，人很多，就嘱咐李有成，要注意首长的安全。赵军问：“你知道他是谁？”李有成摇头。赵军说：“他就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李有成这才知道田主任是毛主席派来的。田家英当时还兼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祖始庙”西边的二层小木楼上共有7间房子，其中的2间是大队办公室，供调查组召开座谈会。最里边的一间，是歇会时田家英休息的地方。因里外相连，就显得很嘈杂、拥挤。李有成考虑了半天，就派人把李土则家的南屋拾掇出来。李土则是贫农，还是村支部副书记。全家3口人，独住一个小四合院，青石台阶，青砖铺院，干净自在。田家英累了时就去李土则家歇息。李土则家东边山墙外有条小路，为了更安全，李有成还把这条路垒住，让村里的木匠安了个小角门。并派一个叫冯红火的女社员给田家英打水、扫地。

调查组每天早上7点半来，中午11点半走。下午2点半又来，6点再回。村里人大清早还没下炕，小“华沙”就悄悄进村了。下午2点多社员们正吃晌午饭，李有成就忙着叫人开会了，征求大家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意见。有的座谈会只开一遍，有的就是反复地开，如生产队长座谈会就整整开了两天。

今年77岁的王石魁回忆说，田家英不多说话，只是坐在板凳上，把手插进两只风衣布兜里，坐在那里静静地听。只是有什么听不懂的地方了，再插问一句。有天开社员代表会，当速记员记下每个社员的名字时，社员们都怕说错了遭大队批评，所以都不说话，会议的气氛很沉闷。这时候田家英就站起来说：“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的。只有你们把下边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了，我们反映到北京，中央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农村政策。请你们放心讲，说错了没关系。”他又指着在场的几个工作人员，一一说出了他们的名字。说请你们也记住他们，要是以后有人找你们的后账，你们就找他们，我负责报销你们的往返路费。听田家英这么一说，社员们才敢陆陆续续讲话了。

调查组里有速记员，拿着手按打印机、照相机。那时这些都是很稀罕的东西，县委机关用的还是吱吱呀呀的油印机。油光锃亮的手按打印机村里人根本就没见过，都还以为是电台。座谈会上当人们发言时，两名速记员就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们写的不是汉字，是各种符号，完了再把符号变成字。上午每个人的发言，下午就打印成稿了。上面调查组的问话，社员们的答话，中间的插话都写得清清楚楚，条理分明（这些数字和事例整理成材料后，成为田家英写作《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重要依据和素材）。田家英拿给李有成看，李有成文化不高，倒也磕磕绊绊能看懂，看过后他对王石魁说：“ 遇过多少工作组了，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写的稿子，和咱平时说的话一样的，一点都没变。到底是中央下来的人，就是不一样。”

有天正开着会，田家英一个人从楼上走下来，李有成赶忙也跟着下来。原来田家英要去厕所。晋东南的茅房都是挖的又大又深的坑，田家英用着很不习惯。从茅厕出来，他就在院子里转起来。“祖始庙”北边有五间大殿，东西两厢各有七间楼，南面还有两间楼房和舞台。田家英看见楼下的屋子里用苇席一囤一囤地圈着什么，就问这是什么？李有成答是大队的仓库，里头全是粮食。田家英不相信。李有成就喊来大队保管李乱则，让他打开仓库。只见用席子围起的“土粮仓”里，一囤一囤满是玉米、谷子、豆子、麦子、茭子、麻籽。当时小宋村共有集体储备粮21万斤。田家英看了说：“要是全国农村都像小宋村这样，再大的灾害我们也不怕了。”

结识李有成

李有成是1946年12月当上小宋村党支部书记的。他这个人说话种地很有一套，是这一带公认的好把式。村里谁家有个事说合不成，他一到场准行。刚解放时，小宋的粮食亩产只有一百五六十斤，半小木轮车就把一年的收成推回家了。李有成不甘心才收这么几颗粮食。他种了两亩玉米“试验田”，每亩地种“金皇后”玉米1300株。村里人还没见过这样密植玉米的，都来地头瞧他的笑话，说：“秋后来你地里美美地吃甜杆吧！”结果1952年秋天，李有成的两亩玉米试验田平均亩产314.5斤，轰动了全县。长治县委号召学习他的“密植”经验，他也因此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去太原出席了省劳模大会。他还蹲在地里一整日一整日地琢磨，创造出了“潞麻”早种、宽播的丰产经验，使麻皮由解放初的亩产80斤左右增加到200斤，谷子由亩产200斤增加到400斤。小宋大队也因此被评为“全国科学实验先进单位”。

从内心来讲，李有成很感激田家英。1961年正是浮夸风盛行时，秋后报产，其他村一个比一个报得高，和小宋村临近的白家沟大队亩产竟报到2万斤。李有成干了一辈子庄稼活，对土地太熟悉了，闭上眼也知道哪块地能打出多少粮，他报了530斤。公社和县里的领导认为他思想有问题，故意和上级唱“对台戏”，要撤职处分他。正在这时候，田家英来了。田家英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虚报。”毛主席的秘书说话了，公社和县里也就不敢再处分他了。

那年田家英39岁，李有成48岁。

李有成有农民的质朴，也有农民的狡黠。县里或区里开大会时，有的人嫌饭不好吃，拨拉上几口就把碗搁下了。他走上前，二话不说端起来就吃。他是个种地的，知道从地里长出东西来不容易。但他又不是一个光耍心计的人，农村的营生他样样在行，他会摇耧、沤麻、喂牲口，当然也会黑起脸来训人。他站在地头数落年轻社员：“春天该上粪的时候你不上粪，夏天该锄的时候你不锄，该搂时不搂，秋天该收的时候也就收不上。你这是王八诈唬鳖，个人害个人哩！”在他的带领下，小宋村的粮食产量连年增产，1960年就达《纲要》（指亩产达到400斤），而那时长治县的好多村大都亩产在300多斤。与小宋隔河相望的是长子县的南李末大队，夜里小宋的社员吃饱喝足了，打着灯上民校识字，对岸也是灯火闪闪，那是南李末饿死了人在送灵灯。在全国一片饥馑的年代里，李有成变着法子使小宋村的社员过着有滋有味的温饱日子。

一天，调查组来了后，李有成说：“我给咱叫人咯。”田家英说：“老李，不要叫了，今天听你说说吧！”李有成想：社员们党员们都说罢了，也该轮着我了，我就说说吧！他在公社在县里在地区的会上发言时，都是站起来说，现在也赶紧走几步，站到调查组同志们的面前，田家英笑了，说：“老李，咱今天不是开党委会，是闲谈。你坐下来随便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李有成就坐下，他说小宋大队共有331户人家，1300多人，分9个生产小队。另外还有奶牛厂、蜜蜂厂、砖瓦厂、果园、粉坊、油坊、烟坊等副业队。全大队共有耕地2644亩，其中有水地700亩，旱地1900多亩。主要种植粮食、潞麻和蔬菜。粮食亩产达到472斤，麻皮亩产在200斤左右。全大队社员每年的平均收入是91块钱，每个劳动日分红一块二毛钱，社员口粮每年吃424斤。全村现有公共积累15万元，集体储备粮21万斤。刘文山见李有成什么也不参考，张口就是一连串的数字，怕他说错，就示意他拿个稿子照着念。李有成答“错不了”。

李有成是个精明人，他看出田家英这次是来搞小队核算来了。可依他的性格，他不迎合上头什么人，他要把小宋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他说解放前粮食亩产只有150斤，麻皮亩产也只有74斤。贫下中农不是讨吃要饭，就是卖儿卖女。现在粮食亩产达到472斤，麻皮亩产达到185斤，全村人都过上了有吃有穿的新生活。为什么变了呢？就是因为走了集体化道路，把全村人都集中起来，深翻土地三遍，改良土壤2000亩，起垫沙地300多亩，还改造了100多亩河滩地。这些事原来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想干，但单门独户弄不成。只有把全村人都组织到一处了，才能干成这些事。

田家英听出李有成话里的意思来了，问：“老李，你是同意大队核算吧！”李有成答“是”。田家英又问：“你觉得大队核算有哪些好处？”李有成答：“大队核算能让全村人都共同富裕。”他说小宋村是1947年春天开始土改的，土改给每家每户都分上了地。但土改结束不到二年，小宋就有8户人家卖房卖地。而十几户富裕中农又买房子又买地，有的还屯粮放债。贫下中农又成了富裕中农剥削的对象。这说明单干只能出现贫富差距，不能共同富裕。1951年11月15日，经长治县委批准，小宋村成立了“启明”农业生产合作社，把贫下中农都组织起来联合生产。结果第二年就取得了大丰收。到1955年冬天，单干户全部入了社，村里又集中成了一个农业生产高级社。入社后实行大队核算，大队对土地、农具、水利设施、牲畜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实行大队核算这几年来，村里的生产发展了，公共积累增加了，家业大了，社员分配也一年比一年多了。

田家英问：“老李，大队核算有没有弊病？”李有成说：“有。主要是设立的职位太多，一个千把人口的村子，有支书、主任、副支书、副主任、会计、出纳、保管、医生、民办教师等脱产干部，还有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营长、采购、文书等半脱产干部，另外还有扫街的、跑腿的等勤杂人员。这些人不参加生产却要参与分配，这就让社员的利益受到损害，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听了李有成的一番话，田家英赞许地说：“老李虽是个农村的支部书记，却相当于县委书记的水平。”这件事尽管已经过去了50年，但王石魁仍清楚地记得田家英说过的这句话。

田家英又说：“毛主席提出的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针对全国大多数农村的情况讲的。像小宋这样领导班子强，经济基础好的大队，也可以实行大队核算。”他问刘文山：“长治县类似小宋这种情况的有几个？”刘文山答：“超不过5个。”田家英说：“长治县有 19万人，条件好的大队才几个，绝大部分村子都很穷，没有经济撑腰。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基本核算单位应该下放到生产队。但在一个县里边有几个村子实行大队核算，也符合事实。”

直到1984年土地下放，小宋大队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大队核算。他们在村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把小宋村建设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忘田主任

1961年，“五风”强劲时，“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吹得人心惶惶。高指标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全国哪个地方都是这样。

调查组也很关注这方面的情况。一天，有个同志问：“小宋有没有浮夸？”

王石魁是高河公社驻小宋村干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工作，对小宋村的情况很熟悉。他听了就说了这么一件事。

这一带公共食堂搞得好的有两个大队，一个是小宋大队，一个是白家沟大队。小宋的社员平均每天能吃到一斤二两原粮，早上剁上红萝卜吃个圪糁稠饭，中午喝个鸳鸯拨的汤，夜里喝个菜饭。灶上没粮食了，就从大队仓库里取，大队给社员补贴。就是县里、公社的干部，也都愿意来小宋下乡，就因为来到这里稀稠能喝饱。但下来搞调研的山西省委农工部的同志却从中看出了问题。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主席学习，把自己一天的八两口粮减到了六两，又从六两减成了五两。农工部的同志说咱们的陶书记每天吃五两粮食，还一天三顿是干饭，小宋社员每天吃一斤二两粮食，怎一天三顿都喝的是稀饭？他怀疑小宋村口粮里头有“浮夸”。这个问题把李有成也弄糊涂了。他说:“就是呀!”咱吃的这一斤二两粮食怎还不如省委领导的五两粮食，他一天三顿饭吃干的，咱凭什么就得喝稀的哩？他找不出原因来，就怀疑司务长、大师傅在中间搞鬼。可就再胆大，灶上的几个人敢私分一千斤粮食？王石魁也在想这个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出原因来了。那是5月份，他去省委参加会议，住在太原迎泽宾馆里。宾馆早上吃的是包子，喝的是鸡蛋汤。一两白面能蒸出四个小包子，包子里头有肉、豆腐、粉条、白菜等副食品。陶书记吃上两个就饱了。而小宋社员吃的一斤二两粮食都是原粮，是“一揽子”，且还以玉米为主。除了老百姓自家腌的“酸菜”外，再无其他副食。以农村常见的中等碗计，三两粮食做一碗干饭。社员们做的都是苦重的体力活，一碗饭根本就吃不饱，哪个人端起碗来也得三碗多。一碗饭的东西硬要做成三碗，唯一的办法就是兑水，干的可不就变成稀的了。

调查组的人听了，都苦涩地笑了。

就在田家英来小宋村的6个月以前，即1961年4月11日，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也带领工作组来过小宋，收集、调查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的修改意见。廖鲁言一进村就去大队的公共食堂看。一到开饭的时候，他就拿着一个大绿铁碗，和群众一起排队打饭。廖部长拿上碗，总忘了拿勺子，秘书就在碗沿上钻了个小孔，把碗和铁勺子用根小绳系住。廖鲁言一边排队，一边和社员们说话，陪同他一块下来的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就在后头推他快往前走。一天，地委书记赵军派长治市财贸部部长李邦彦送来一箱鸡蛋糕、腊肉、饼干等食品，说要为廖部长补补身子。但廖鲁言对秘书说：“这东西咱们不能吃，吃了老百姓就会在背后骂，骂共产党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这箱东西在廖鲁言住的屋子里放了好多天，后来地委又派人拿回去了。

在一年时间里，中央两位领导先后来到小宋村，这成了李有成一辈子的荣耀。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廖鲁言和田家英都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但李有成不管这些。那些年他在村里、公社、县上的不同场合多次说：“廖部长来过咱村，田主任也来过咱村。要在过去这都是钦差大臣，很了不得的人呀！”

田家英要走了，因为他是毛主席的秘书，所以村里的人都认得他。小宋大队原会计李启明回忆说，那时候干群关系真是好，社员们拉着田主任的手，请他有空再来看一看，田主任也答应以后一定来。后来从北京又来过几个干部，大家还以为是田主任来了，都跑去看，但不是。小宋大队全体贫下中农没有想到的是，田家英在离开小宋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66年5月，在北京含冤自尽了。2006年初夏的一天，笔者在小宋村采访冯红火。她说：“隔这些年没见了 ，也不知道田主任身体还好不好？”当我告诉她，田家英在40年前就已自杀身亡时，冯红火的眼睛立即溢满了泪水，说：“好好哩个人，怎死了哩？”

在后来的日子里，李有成的事业如日中天。1972年2月3日，《人民日报》以《老当益壮》为标题，报道了他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事迹。1974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又以图片的形式报道了他。他穷其一生，总结出的“麻麦间作”技术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发明奖”，李有成去北京参加了这次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盛会。1977年他取代山西的另一位劳模李顺达，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的亲切接见。1979年他又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劳模。

1986年5月16日，李有成因不满土地下放，在小宋村郁郁而终， 卒年73岁。晋东南西沟村的另一位全国劳模申纪兰送来了花圈，以寄哀思。两个人一起去专区、去省里、去中央开了一辈子会，原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戏称他俩是“伙计”。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