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的普遍应用与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转型

[摘要]从媒介演进的视角考察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变革学界鲜有关注。虽然简牍作为书写材料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但简牍的流行则是在铁器普及从而提高了简牍制作效率以后。简牍的普遍应用促进官藏典籍向民间扩散，也将原来局限于贵族阶层的读书活动带到民间，促进教学内容由技能形态向文本形态的过渡，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文本阅读和讲述为主的书本教育时代。

[关键词]简牍；春秋战国；文本；读书；诵说

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型时期。对于周王室式微所导致的官学衰废、学术下移，以及铁器使用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社会分工细化，让更多的人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而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从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私学的发展等方面，学者们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于简牍在这一系列教育变革中所起的媒介作用，则很少有人注意。本文即尝试对春秋战国时期简牍的普遍应用所引发的教学内容形态和学习方式的变革进行考察。

一、简牍的流行

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在古籍文献中通常各有所指，而区分标准常又飘忽不定。有时言其材质不同，竹制者称简，木制者称牍；有时言其形制有别，狭长而仅能书写一行者（间或有两行者）称简，宽广而可并书数行者称牍。比较竹、木材料的材质特点和各自适切的裁制形式，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区分标准之间的联系。本文所说的简牍通指以竹木制作的不同形制和名称的书写材料。

简牍之用始于何时？《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册”的甲骨文和金文写法颇似经绳索编联后的简牍象形，且“册”也是后来书本的原型，据此人们普遍认为简牍至少在商代已经开始使用。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因为迄今我国出土的简牍没有早于战国时期的，《尚书·多士》中提及的“典”、“册”也可能是其他材质如甲骨等。

从先秦文献中有关简牍的记述来看，商周时期简牍文本的存在应可推断为事实。《尚书·金滕》中记载了一次周武王病重，周公为其祷于先王的故事。根据记述，先由史官将祷文书于简或板上，形成“册”；祷祝活动中向先王的灵位诵读祷文，并通过卜龟（“卜三龟”）以了解先王对祷祝活动的回应情况；祷祝完毕后“纳册于金滕”，即将载有祷文的“册”秘藏到用金缄封的柜子里。这里我们注意到，书写“册”文和卜龟是祷祝活动中的两个环节，可证“册”并非龟甲。

《墨子》一书中也多次出现“古者（之）圣王，……书之（于）竹帛”的文字，如：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以遗后世子孙。

何以知先圣四王之亲行之？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这里提到的“先圣四王”即包括周文王在内的古代帝王。类似的文字还见于《墨子》《天志》中、《明鬼》下、《非命》中、《非命》下、《贵义》、《鲁问》各篇。《墨子》各篇的形成渠道和时间不同，但上述诸篇均为墨家弟子对墨子讲演和言论行事的记录，成文于战国时期，则是学者们一致的看法。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学者如墨子等是能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先王”遗留下的竹帛文书内容的。

虽然以出土与否而断简牍之有无失之偏颇，但以出土的多寡推断简牍的流行程度则大致不谬。战国之前的简牍不见出土，应是当时简牍尚未普遍流行的反映。有些学者认为战国前的简牍已经腐朽，所以不见出土，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考古中已经发现不少战国前乃至四、五千年前的竹木器，有些竹篾器如箩筐、篾席、篾筛等，其篾条的纤细程度小于竹简，都能较好地保存下来，为什么独竹简见不到，正说明当时简牍并未普遍流行，实物遗存少，降低了被考古发现的几率。迄今出土的简牍年代分布于战国至魏晋的近1000年时间，其中前期和后期较少，而中间的秦汉时期较多，基本反映了简牍流行的盛衰消长情况。

春秋之前简牍用作书写材料还局限于朝廷官府，主要功能是记录和保存信息以传于后世，与当时发达的史官文化密切相关，有时也用来书写公文和传布政令等，极少用于文本的抄录复制以发挥横向知识传播、交流的作用。《尚书·金滕》还提到，纳于金滕中的“册”在武王去世多年之后，才由成王率众大臣慎重开启，所谓“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此时距纳“册”已有十多年的时间。金滕之“册”制作、收藏、启阅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之前简牍书册生成、传递的事实，即书册一般生成于史官对王事活动的记录，或重大事件留下的文诰、誓辞、祷文等，生成后即秘藏于官府，民间极少有流传的简牍文本。

关于春秋时期简牍的使用情况，有更为可信的文献记录。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齐太史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所杀，“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此处南史氏所持的简显然是用作书写材料的空白简。《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周舍对赵筒子说：“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凡此皆说明，至少在春秋末期，简牍已较为普遍地用于记事并编制书册。

战国时期简牍已成为书写典籍的常用材料，这不仅得到出土实物的证明，从有关典籍的记述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简牍书籍流行的盛况。如《庄子·天下篇》曾以“其书五车”来形容惠施个人著述的繁富，《墨子·天志中》有“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的说法，《战国策》卷三记载苏秦游说秦惠王失败后受到家人冷遇，“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都表明当时读书人已拥有了可观的藏书。《吕氏春秋·明理》中所谓“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的比喻，无疑传达了当时简牍已普遍用于书写的事实。

简牍为何在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得到迅速的普及？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简牍的普及和铁器的广泛应用基本同步。笔者认为，正是铁器的普遍应用促进了简牍的普及。根据考古学研究，春秋时期是我国铁器的初步发展阶段，铁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还相当有限；我国古代的冶铁和铁器制造业于春秋战国之际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铁制工具的使用逐渐普及，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早于铁器出现的青铜器，由于其主要成分铜的自然含量少，提炼困难，所以青铜器比较贵重，主要用来制作礼器，没有普遍应用于制造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说：“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我国青铜器时代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在青铜器发展处于鼎盛期的西周，斧、锛、刀、镰等砍削和切割工具仍以石器和蚌器为主，直到春秋时期依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只有到了铁器时代，非金属砍削切割工具才被真正淘汰。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普及，各种铁制木作加工工具得到广泛应用，与简牍制作相关的有斧、锛、锯、刀、刮、削等。铁的应用是引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真正推动力，其影响的广泛性甚至分散了人们对它在提高简牍制作效率和推动简牍普及方面的注意，乃至于忽视了铁器应用于简牍制作从而更直接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变革。

二、教学内容的文本化

这里的“文本”是指书面文本，即是书写有文字内容的书册文献。教学内容的文本化发展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简牍普遍使用所导致的结果。春秋以后，随着铁器的使用，简牍与其他记录材料相比，其取材丰富和制作简易的综合优势更突出地显现出来，成为最常用的书写材料，并逐渐普及开来。简牍的使用经历了从贵族向平民阶层逐渐扩散的过程，教学活动中文本的采用也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由贵族走向平民阶层的。

众所周知，在先秦教育史上有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含义不同的“六艺”概念，即西周官学中的“六艺”和孔子私学中的“六艺”。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六艺”，根据教学活动方式和文本在教学活动中作用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之为技艺型“六艺”，将后者称之为文本型“六艺”。西周“六艺”向孔子“六艺”的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学内容文本化发展的过程。

教育史著述中对西周官学“六艺”的介绍一般根据《周礼·地官》的记载。《周礼·地官》有两处提及“六艺”。

第一处是概述“大司徒”一官的职掌范围，其中包括“掌邦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乡三物”即是在乡遂间实施的三类教育内容，分别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六德”、“六行”侧重于个人修养和社会教化方面，而“六艺”则普遍认为由学校实施。按照周制，在王城之外百里以内的城郊设有“六乡”，乡外设“六遂”，设于乡的学校称为乡学；居于乡遂的有中低级奴隶主，也有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庶民，所以总称为“万民”。大司徒是总领民政事务的最高官员，其最普遍性的施政区域和对象就是乡遂及其居民。

第二处是记述“保氏”官的职责时提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予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保氏是大司徒的属官，职责相当专一，除谏正王的过失外，就是负责国子即王和公卿大夫子弟的教育，因此保氏所负责的“六艺”教育应是实施于国学之中。

不难发现，两处的记述有所不同，第一处只笼统地提到了“六艺”中各艺的名称，第二处则用数量提示了各艺的分项内容和要求，前略后详。从两处记述的差异以及国子教育有专门职官负责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六艺”虽然是西周官学的共同教育内容，但在国学和乡学，面向国子和“万民”时程度有所不同，国学中实施的“六艺”教育应更为专业和精湛，乡学中实施的“六艺”教育较为简易和粗略。

“六艺”作为西周国学和乡学的基本课程，整体上是以技艺形态存在的，学习者主要不是通过书面文字的中介作用，而是通过教者的示范操作、口语讲解和学习者不断地练习和实践来掌握，是“做中学”。不过国学和乡学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被制成典册、藏于秘府的典谟训诰、礼制法规、诗歌乐章等，是可以作为学习“六艺”中礼、乐、书艺的重要辅助材料的。但对于乡学中的学生，这些典籍因藏之秘府而难得与他们见面，他们学习“六艺”中的“书”艺，重点在识读和书写文字，目的主要是为了日常应用，难得有机会通过阅读书面文本而获取知识。而对于像王室子弟，还有集中在国之大学中的公卿大夫子弟和从平民中选拔的优秀子弟来说，却有接触国之典藏的机会。所以，王族和国学的“六艺”教育，不仅程度高，也显示出一定的文本化的倾向，特别是大学阶段。

不仅如此，面向贵族和国之俊选的大学教育还表现出突破传统“六艺”向新“六艺”拓展的迹象。《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礼记·文王世子》载：“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冬读书，典书者诏之。……书在上庠。”在这些记述中，不仅《诗》成为学习的内容，“书”也不再是识字写字，而是研读收藏于官府中的文献典籍，可以说文本形态的“六艺”已悄然蕴含于技能形态的“六艺”之中，章太炎就认为：“《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用官府典藏的文献，发掘其中的先王之道和治国经验，来培养贵族子弟的君子人格和政治才能，在各国便成为习见的现象。如《国语》中楚国大夫申叔时关于教育太子的一段议论即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他为太子教育所列的教材有：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申叔时是楚庄王时人，生平约早于孔子半个世纪。从申叔时所列文献的内容、名称、分类及其教育作用来看，已昭示了孔子“六经”的轮廓。

春秋中叶以后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导致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学术下移，原来藏于官府的典籍散落民间。官藏典籍的散落不仅是原有藏本的转移和流失，更多的是原来仅有的孤本或为数不多的复本被大量地抄录、复制和扩散，这其间和简牍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密不可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孔子才可能充分占有传承下来的古代文献，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精心选择、整理，编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孔子以此作为教材，后世称之为“六经”或“六艺”。

以孔子“六艺”为代表的儒学教育乃是对西周“六艺”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它实际上是西周“六艺”中技艺性内容逐渐被压缩而文本性内容不断得到扩展，直到技艺型“六艺”让位于文本型“六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射、御、数这些较为单纯的技艺型学科逐渐从常规的课程中淡出，其中也有不适合时代要求而被淘汰的因素。而礼、乐、书等学科，因为一开始便借助典藏文本辅助教学的缘故，也从原来的侧重社会规则、行为规范、演奏技巧、表演技术、书写技能等实际操作，逐渐过渡到通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发挥其中的先王之道、人文精神、教化意义等思想观念。以“礼”教为例，《周礼·春官》所记的吉、凶、宾、军、嘉“五礼”，学习时主要是通过实习演练来掌握，并通过西周社会广泛的礼治实践而融入贵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士礼》（后世称为《仪礼》）则是孔子在考订有关西周礼仪记录的基础上编写的，尽管孔子也常常在教学中举行“演礼”活动，但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晚期，已失去了现实生活环境的支撑，更多是在文本研读中去领会礼的本质，也寄托着孔子对西周社会秩序和礼治精神的向往。“六艺”文本化的同时，也逐渐提升了它作为“文化课”的地位，获得了更高的理论形态。

简牍的普遍使用对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的影响是系统和全方位的，有学者这样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图书繁荣发展的盛况：“各种类图书的撰写、编辑、收藏活动普遍展开。竹木简牍和帛书的普遍应用进一步加速了图书的传播。文献的考辨活动出现，史书、诸子书、科技书籍等的出现标志着图书类型的不断丰富。”可以说，简牍的普及直接推动了先秦文化的发展，也为当时和后代的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文本。在一定意义上，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繁荣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即是文本快速积累和传播的过程。

三、读书与诵说成为学习的重要方式

文本学习即通常所谓读书。从春秋中晚期简牍文本普遍流行之后，读书成为教学活动的重要方面，以至于慢慢地“读书”成为人们上学受教育的代称。

文献中关于读书活动的记载亦与简牍之流行趋势相一致，由贵族走向平民、由官府走向民间。先秦典籍中叙述春秋前史事时，所见到的“读书”一词多表示阅读书契、文告、书信的意思，较少具有研读书册文本和学习的意味，寥寥可数的几例，均与王室与贵族的活动相关。

西晋时出自汲冢的《穆天子传》，叙说周穆王游行天下的故事，尽管对其成书年代看法不一，但大多数学者均认可其史料价值。《穆天子传》卷五有“蠹书于羽林”、“读书于菞丘”的记述。所谓蠹书，即通过曝晒杀灭书中蠹虫之意。可见在这个故事中，周穆王出行时携带有典籍书册以方便阅读。《礼记·文王世子》提到大学按季度教授不同内容，“冬读书，典书者诏之。……书在上庠。”这些记述，一方面说明西周时期读书作为学习的一种方式，已存在于贵族生活和教育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图书典籍的珍贵，是民间和平民学者所难企及的。《国语》卷十记有晋文公“学读书于臼季”的事迹，这已是春秋前期，但民间的读书活动仍难得一见。

直到春秋晚期，读书活动开始频繁见载于孔子的私学教育中，如：

《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尚书大传》卷三：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

《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曲。

《韩诗外传》卷七：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即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有饥色，读书不休。

战国时代，有关读书活动的记载已屡见不鲜了。《墨子·贵义》：墨子南游使卫，车厢中“载书甚多”，由此引发墨子弟子弦唐子与墨子之间一段关于读书问题的讨论。《战国策》卷三：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庄子·骈拇》：“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读书群体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致从春秋中晚期以后，读书活动的主角由之前的王公贵族成员一变为私学中的师生、学者、游士，乃至忙里偷闲的牧童。

随着书籍的流行，越来越倚重读书的学习方式开始受到怀疑，这从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到《庄子·天道》所记载的齐桓公与轮扁关于读书问题的讨论中可见其端倪。如果说孟子乃是主张学习中的独立思考，不盲从书本，那么《庄子》则通过“轮扁斫轮”的寓言故事，指出技能的学习是靠不断的实践掌握的，而以记言为能事的书本在技能学习中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则寓言故事从“桓公读书于堂上”引起斫轮人轮扁的非议开始，通过轮扁介绍其斫轮技术：“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试图解释：书本只不过是语言的记录，语言贵在达意而常常又不能尽其所指，所谓“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由此说明书本教育的局限。

在传统知识载体中，简牍毕竟还是属于笨拙繁重的一种。我们说简牍的流行加速了书籍的积累，导致读书成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只是相对于之前的情况而言。事实上，相对于后来更为轻便的纸本，简牍书册的制作、携带、流通依然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教学中老师口授，学生听讲，并以诵说方式进行讲习和转述，成为与读书活动相辅相成的学习方式。

所谓诵说，是一种背诵、复述、解说的综合性活动。诵说成为简牍时代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是由简牍作为媒介材料的半成熟状态所决定的，一方面简牍的流行提供了大量可供诵说的书面文本，另一方面又受简牍仍然不够便捷的局限，不得不尽量发挥人脑自身的记忆功能以弥补其不足。在这种媒介条件下，人们将较短而凝练的文本，制成书册，或熟记在心，以便随时诵忆；而对理论学说的解说性文字往往只有教师一人有简册写本，不得不依赖口说转述。诵说是简牍时代的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如苟子将有条紊的诵说作为可以为人师的条件之一；《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宣帝时，“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试诵说”等。虽然，在简牍让位于纸本而退出历史舞台后，诵说的学习方式仍得以继承，但其中背诵以便保存文本的意义已不比以前重要了。

对应于读书与诵说两种相互联系而又区别的学习方式，先秦文献流传过程中也存在抄录和背诵两种形式，学习者最终所接受的文本可能已经过了多次抄录和口述的转换才传递到自己手中。如在对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楚墓竹简的研究中，李学勤认为：“很多作品可能都是记在心里的。如果要写下来，往往是根据记忆写录，而不是照抄一个祖本。”而另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大量的手迹和文字比对研究后认为：对照底本抄录是当时文献传播的主要形式。我们不能否认口述在当时文献传播中的地位，但口述文本毕竟要以书面文本为依归，其文字内容受到书面文本的规范和约束，并最终依赖书面文本得以保存，这便是简牍对先秦文化教育发展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转型是社会系统性变革的结果，包含各种因素的耦合联动，其中铁器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起到了引擎作用。就文化教育而言，铁器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意味着更多的人或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直接的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从事文化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同时，铁制木作工具的高效也促使简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活动的主导性媒介。这两个因素的耦合又成为士阶层崛起和私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简牍的流行，使原来藏于官府的典籍得以大量复制而扩散到民间，为新的文化知识创造活动提供思想资源，引导文化学术的繁荣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同时，原来基本局限于贵族群体中的读书活动也扩大到民间，教学内容由原来的技能实践型向文本化发展，真正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文本阅读和讲述为主的书本教育时代。

虽然，教学内容的文本化促进了教育由传授直接经验向传授间接知识的转变，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创新、教学内容深化、课程的体系化和理论化，书籍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但随着媒介材质和技术的演进，教育对书本的依赖不断增强，由此孳生的书本与实际脱节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也引来各种对书本文字教育的弊端的批评。

（责任编辑：蒋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