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学记》教育思想之比较

摘  要：《论语》与《学记》分别成书于战国初期与战国末期，其创作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春秋与战国社会历史背景的比较。以各自的社会实情为基础，二者都看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但在培养目标上《论语》更加强调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学记》则偏重于普通百姓。同时，在教育思想上，《学记》多为《论语》的继承与发展。最后，在综述思想的前提下，以事实为依据，叙述了《论语》与《学记》在现代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论语》;《学记》;教育思想;现代意义

作者简介：史誉遐（1990.1-），女，汉族，籍贯：山东烟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8-0-03

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广设，孔子的思想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经典的《论语》，也愈发受到许多学者的精心研究。但是，当代对于《学记》的研究就略少一些。《学记》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教育的目标和意义，教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的关系。作为这样一部意义深远的教育学著作，《学记》也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为当代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文章尝试着将《论语》和《学记》的教育思想加以比较，找出异同，并考虑其中的现代意义。

一、《论语》与《学记》产生背景的比较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为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记录的是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的典范之作。《学记》成书于战国末期，是中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本教育著作，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两书著书背景相隔数百年，其中思想各有特点且大同小异，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教育思想也不外如是。

因《论语》主要是记录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应可将其创作背景推至春秋时期，考虑当时的背景对其思想内容的影响。在经济上，青铜和铁器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所有和新兴大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代替了原来的世袭分封。在政治上，礼乐崩坏日益严重，王权地位下降，为此，《论语》中提出了“克己复礼”[1]的主张。在文教上，奉行的是“以礼为文，以戎为主”[2]的政策。这一时期，虽然依旧奉行“礼”教，但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已经有所衰落。由此，引起了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多人士对礼的维护，在《论语》中这一思想也有所体现。这样失去了伦理纳常、并且社会生活异常混乱复杂的时代使得孔子及其弟子十分怀念西周初期社会安定、礼制有序的日子。这样的思想，也就在其著作《论语》中有所显现。

《学记》的创作则可看作横贯了整个战国时期。在经济上，生产力又有所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就带动了天文、地理、数学、力学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在政治上，变法运动兴起，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封建制度始建但尚不健全。社会迫切希望构造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教育则显然算得上是确定道德规范的最佳途径，也就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文教上，诸子纷争大盛，新兴地主阶级深受“礼”的约束，决议破“礼”立“法”，遵循的是“崇法尚武” [2]的教育政策。战国时期的商鞅就曾言：“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3]，强调以法为教。而当时的赵国公开提出“仁义道德，不可来朝” [4] ，认为只靠仁义道德是不可能使国家富强的，要想强大还是要变法自强。这一对比，鲜明地体现出“礼”逐渐被“法”所取代。“礼”的影响力急剧衰退，当时更加强调实力的重要作用，而这种社会现实也对《学记》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二、《论语》与《学记》教育思想之比较

（一）教育的功能

《论语》中提到了教育的两方面功能：

1、论教育的社会功能。

《论语》中提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1]孔子认为，要想治理好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应该先发展经济，而后加以教育，整个社会就会想成良好的风气，形成积极地舆论导向，这体现了《论语》的经济功能。又说“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这也就是说，通过文教工作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传播开来，就会影响政治。《论语》的政治功能于此可见一斑。

2、论教育的个体功能。

在人的本性上，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先天相差不大，性格的异同主要是后天习得的。孔子提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1]，也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1]。体现出孔子一方面强调人后天学习在自身发展中其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的先天禀赋的重要性。虽然这两句话是有些矛盾的，但不可否认其中蕴含的激人向上的进步意味。

作为“教育学的雏形”的《学记》也表现出了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和个体功能。在文章伊始，就明确写道：“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5]，直接点明了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学记》认为无论是管理国家还是统治百姓，都要把兴办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提到“古之王者，建国军民，教学为先”[5]，其后又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5]的千古名言，表达了教育与个体的关系。在文章的最后，《学记》又再三强调人们必须要抓住根本，与开头相呼应，紧扣教育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论语》与《学记》皆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都从社会和个体两个角度出发阐明了自己对教育功能的理解。但是，虽然孔子在对教育个体功能的论述上大方向并未有所偏离，却有前后矛盾的情况存在，而《学记》中对这些问题的讲解却较为合理。同时，孔子强调教育的重要地位是与春秋末期统治者们崇尚武力征讨，导致文教不兴的现状是分不开的。他希望能够借此提高“礼”的地位，实现“礼”的复兴。而《学记》强调教育的重要地位则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王者”利益的思想，这是许多时代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从这一点上说，二者的出发点是有所不同的。

（二）培养目标

孔子的培养目标就是要培育德才兼备的君子，他曾对子夏提出明确的要求：“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他主张“为政在人”[1]，既注重任用社会中的贤能之士，也重视通过教育来培养君子和士。子夏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但还是真实的体现出孔子的办学思想，阐述的是孔子对培养人才途径的要求。

《学记》十分重视人的综合素质的培育，在开篇就提到了“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5]，认为教育的培养总目标是“化民成俗”[5]，文章中又提出了几个分目标。一是培养品德和才学兼有、智慧和能力并重的人，这一点在其教学制度上有所体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5]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品德和智力协调发展的思想。二是教育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的培养人。《学记》认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5]指出就像对玉的雕琢一样，教育有要使每个人都形成良好的道德和智慧，懂得去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定。

从培养目标上看，《论语》更加注重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而《学记》的培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较为广泛，偏向于培养有道德素质和智慧的个人。春秋时期，尚还存留“以礼为文”，较为守礼，而“礼”从某些方面看带有些许阶级的性质，故《论语》中的培养目标更强调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战国时期，破“礼”立“法”，遵从“崇法尚武”的教育政策，眼光也就更偏向普通个人。

（三）教育内容

孔子对当代典籍进行了修订整合，加入自己独特见解的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也创办了私学，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以此为基础，在教育内容上，孔子将《诗》《书》《礼》《仪》《春秋》都向学生传授，使学生的知识教育较为广泛扎实。在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之中，特别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道德教育主张把道德教育的要求贯穿到文化科目当中，并没有专门设置学科。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1]的，并指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同时，孔子的教育内容并不包括神鬼之说，“子不语怪、力、乱、神” [1]。但是，他的教育内容也有不足之处，其偏重社会认人事和文事，轻视科技和生产劳动。

《学记》以“学为裘”、“学为箕”为例，实际上提出了学习与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是有关系的想法，二者不能相脱离和相对立，认为学习和生产过程有着共同的规律。

《论语》和《学记》在教学内容上出现了较大分歧。《论语》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想脱离、相对立，将教育崇高化，《学记》则强调生产劳动与学习相结合。这二者的对立，体现了战国时期新型地主阶级的价值追求，也表现出战国时期对“礼”的破坏。

（四）教学原则

孔子把学习过程归结为“学、思、行”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其提出的一系列教学原则等都是给予对教学过程的这种认识。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体现在教学原则上包含以下几点：

1、因材施教

宋代的朱熹概括总结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提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6]于是，“因材施教”的名言由此而来。孔子能够对每位学生进行深入的了解，可以精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比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1]

2、启发诱导

孔子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在《论语》中有了鲜明的表现。他在表达这个教学原则时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意思是说，要在学生实在想不明白的时候再去启发他;要在学生思考后，心里明白却不知如何表达的时候再去开导他。如果一个学生做不到举一反三，就不需要开导他了，因为他不愿动脑。

3、温故知新

中国古代有许多流传甚远的教学思想，“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1]就是其中的典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前面提到，《诗》、《书》、《礼》、《仪》、《春秋》这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而这六种功课都是需要学生进行练习、复习才能有所进益的。

4、教学相长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积累了众多教育经验，从而让他关于如何处理师生关系有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教师对待学生应该“诲人不倦”[1]，学生对待教师应该“学而不厌”[1]。他们共同构成了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孔子十分强调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作为一名教师他对学生的启发诱导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1]中得到了体现，而学生对孔子的启发在“起予者商也” [1]中也有所表现，这就形象地表现出教学相长的思想韵味。

5、尊师重道

《论语》和《学记》都强调尊师，但是这二者的表现方法不同，《论语》比较隐喻，而《学记》则更加的鲜明。

《论语》中有一则写的是有人想诋毁孔子，子贡听后，道：“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明乎？我见其不知量也。”[1]自贡的生气正表现出他对老师孔子的尊重，从侧面表现出《论语》对尊师重道的看重。

在《学记》中，针对这几点教学原则，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学记》对因材施教这一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主张“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 [5]，就是说老师必须要在了解学生身心特征的基础上，才能改进每个学生存在的缺点。同时，其指出“多”、“寡”、“易”、“止”是学生在学习上很容易犯的错误，教师要在了解的基础上予以纠正。还提到发展每个学生的长处补救所有学生的缺点就是教学的目的所在，较之孔子更为具体。

对于启发诱导原则，《学记》的深入阐述和发展，也促进了这一思想内涵的加深。“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5]同时，《学记》也指明教师除了要善于为学生提供正确的方向，还应该在指导过程中做到方法简洁明了、微言大义。“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5]这句话就鲜明地体现了上述思想，蕴含着启发诱导这一教学原则的韵味。

《学记》加深了人们对温故知新这一原则的理解，强调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必须加强练习。“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5]这是其所作的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意思是说优秀的铁匠，他的儿子要想练习必须下从学会鼓风入手。擅长做弓箭的人，他的儿子要想学习，也得从编制柳条簸箕开始。刚开始训练小马在车后，车在它前面。教师懂得了这三件事中的道理，才可以帮助学生专心学习。这也体现了要想成功就要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进行练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持之以恒。

在教学相长这一原则上，《学记》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也对其有了发展。“教学相长”这个词语就是来自《学记》中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5]。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促进学生的学，学生的学可以促进教师的教，这是这句话的本来意思。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为了是教学效果更加有效，加强了对自身知识的充实，督促自己不断学习，逐步提高。同时，这个过程中，如果教师足够虚心向上，就会发现学生身上也有许多闪光点，教师完全可以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自己欠缺的东西，促使自己进步。学生假如足够用功，天分也好，那么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相较于孔子，《学记》则认为强调尊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并且阐明了尊敬教师的根本道理。比如：“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5]这既是从强调教育的作用出发强调尊师，也是从维护学术思想统一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尊师。

在漫长的历史长廊里，《论语》一路走来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深刻烙印，对当今社会依旧有着巨大的价值。在教育上，《论语》中提到“以约失之者鲜矣”[1]，教育人们要是能做到经常反省自己，进行自我约束，那么现在的学生就会不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在政治上，“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1]显示了他的政治理想，表现出一种榜样示范、身先士卒的精神。当代官员们若是达到如斯境界，就不必担心不良官风了。在道德上，孔子认为“德不孤，必有邻” [1]，指出讲道德的重要性，为现代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食粮。随着孔子学院的海外广设，《论语》的思想更是被融入了时代的意义。《学记》亦不遑多让。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7] ，正是对《学记》中的“教学为先”的继承发展。同时，《学记》中蕴含的众多教育思想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像是“善喻”的教学法，“豫时孙摩”、“长善救失”的教学原则，都在当代的实际教育中有所运用。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学记》是对《论语》的一种深化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论语》的不足。可以说这两部时代经典，在现代依旧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意义。

注释：

[1]金良年.论语译注 [M].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5-36

[3]高亨.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144

[4]刘向.战国策 [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5：210

[5]潜苗金译. 学记/中华经典诵读[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6]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104

[7] 方明.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