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的文化左派批判

米歇尔·维诺克考察20世纪法国知识分了之史时这样说道：“我们明白，为什么后来人们总是把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视为同义词，因为，有翼拒绝承认思想家在政治方面具有独特的敏锐。”“左翼”的激进色彩很容易涂抹在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身上一一虽然知识分子的社会表达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具有不同的方式，然而，“右翼拒绝承认思想家在政治方面具有独特的敏锐”吗?不论回答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所谓“右翼”怎么解释自身所采取(或者在旁观者眼中)的姿态呢?

哈贝马斯说，“以同艺术和哲学一样的方式，科学和道德，经济学和政治学，被转交给语言创造的突出物过程”，“人们看到，尼采对造成语言学转向的人生哲学的怜悯如何遮蔽了实用主义的清醒洞见”。哈贝马斯对理查德·罗蒂的赞扬，其实就是后者对左派不以为然的根源，而对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罗蒂必然首先回答是“否”，然后会反问：你们感觉敏锐又如何?可惜你们做错了——他的指责通常是这样的：“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花在‘越界’文化和‘颠覆性’文化的研究上，而不花在仔细考虑什么东西可能重新激活民主党或如何重新给抢步教育计划提供资金上帮助?”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本文不打算详细评论他的实用主义思想，而是要介绍他对美国的文化左派——在某种程度上左派的学院化是全球性的，学院化左派也就是罗蒂所谓的文化左派——的批判性观点，只是在必要的时候适当征引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我们也许可以说，他对左派的所有看法都出自他的实用主义。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使事情变得简单一些，但我以为，罗蒂的姿态并不是什么主义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因为他的选择无疑来自他对现实的判断，并非纯粹的学理上的论争。

罗蒂这样描述文化左派及其现实选择的后果：“当代美国福柯式的学院左派正是寡头政治梦想中的左派：这个左派只顾揭露现实的本质而无暇讨论还需要通过什么法令才能使未来更加美好。”我以为罗蒂这个有关事实的描述对文化左派是公平的。假如我们臣服于斯宾格勒“观念的代表只在一边观望，金钱的代表却在另一边动手”这种判断下的事实，而且安于被蒙在鼓里愿意永世做奴隶，那么对文化左派的鼓噪可以是种看热闹的心态，可是，奴隶是谁都不愿意做的，所以对西方左派的现实选择——不管有多少合理性——总会觉得惊讶。正是这种惊讶让我对理查德·罗蒂颇有兴趣。

在罗蒂看来，美国有两种左派存在，“一种是越战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的和有参与性的左派；另外一种是代替前者位置的旁观性的左派”，当然，后者从前者当中分析出来的原因是越战，而且作者说，是在“1964～1966年间，新左派与改良左派决裂，不愿参加老改良派的日常政治活动”。虽然罗蒂承认“新左派义愤填膺是因为它们感觉敏锐”，而且，“呼声带来了改革”，然而，最为至关重要的却是新左派的位置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在罗蒂看来对新左派本身是极大的损害。

罗蒂认为，“新左派的后学在学院内创建了文化左派”，在对工会失去兴趣因而参与现实的有效渠道被人为阻塞的同时，“学院左派的兴趣中心也从60年代以前的社会科学系转到文学系”，“该左派的许多成员专门研究它们所谓的‘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或‘认同政治学’。文化左派想得更多的是屈辱而不是金钱，是深层隐性的性心理动机而不是肤浅外观的贪婪。如此一来，新左派的所有活动就不是推动、参与积极改变现实的实践，而是洁身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即在研究室里作理论上的扒梳并意图给现实以更为深刻的解释，而且，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的目光往往集中在弱势群落身上。被布卢姆称为“尼采化的左派”在罗蒂看来，他们是在“一种悲剧的生命意义和”和“对一个自由乌托邦的希望”的张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尼采主义倾向占上风的时候，结果就是，福科主义拒绝认真考虑实际的政治选择，企图回避与他们所谓的一个‘惩戒性社会’的牵连。而当平等主义倾向占上风的时候，结果就是企图使福科、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工作变得与妇女、黑人和同性恋者的被压抑和第三世界的贫困联系起来。”

对此，罗蒂直截了当地予以批评：“哲学化而后进入政治领域的徒劳努力表明左派对国家的问题从行动主义立场撤退到了只搞理论的旁观立场。”

那么，如果作理论上的考察可以加深对现实的认识不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对新左派的成绩，罗蒂当然并不否认：“确实，文学研究可以使人敏感地知道，何以任何现象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加以描述。”然而，罗蒂显然对新左派引以为傲的东西并不那么看重。他这样说道：“因为大多数这样的压抑非常醒目和明显，因此，我们不需要任何伟大的分析技巧或任何伟大的哲学自我意识，就可以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实用主义者认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在社会斗争中是一个有用的策略性武器，但只是许多武器中的一个。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确证德·曼关于‘文学语言学’可以比像经济学这样的东西更有用的主张。以为这种语言学对于政治思考和行为似乎是核心的，或本质的，与以为反潜艇水雷对现代战争是核心的或本质的无异。”所以，他抑制不住不满，不无揶揄地总结说：“当代学院左派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你的批判就越激进。”从罗蒂的实用主义哲学背景看，他对文化左派理论上的高蹈持否定态度一点也不奇怪。雷蒙·威廉斯认为，“在实用主义理论的复杂的发展里，其重点主要是强调‘接近事实’与‘观察何种系列的实验’是从行动或观念产生的”，就罗蒂对杜威毫不掩饰但并非没有保留的赞誉来说，他是最为信奉“接近事实”的。他说，“尽管马克思和斯宾塞声称，他们通晓将要发生的事情，惠特曼和杜威却否认拥有这样的知识，这就给纯洁快乐的希望留下了空间”，而对于他所反对的文化左派，则说，“这种对人文主义的不信任以及从实践到理论的退却，是精神上(nerve)的一种失败，它导致人们放弃现世主义，而去信任原罪和德尔班科的‘固定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可以衡量和批判真理变异’”。

罗蒂也对新左派秉持的哲学观所起的作用予以评判，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科学的追求，并停止把‘大写的历史’作为需要大理论的大模糊对象的名称，我们就能够把边沁、马克思和凡勃伦——和现今的福柯——解读为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如何在过去欺骗自我，而不解读为告诉我们如何在未来做正当事情的人。”而对新左派本身，他建议道，“现在的文化左派必须自我改造，与改良主义

老左派的残余力量建立联系，尤其要和工会接触。它需要大谈特谈钱的问题，甚至不惜少谈些屈辱”，办法则在于，“第一，左派应该暂停理论研究。它应该努力戒除将问题哲学化的习惯”，针对美国的现实，他又加上一条，“第二，左派应该努力调动我们剩余的民族自豪感”。

罗蒂批判的是文化左派，实际上他本人当仁不让地自居“左派”。这与他对什么是左派的定义相关。在他看来，是“那些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那些坚信资本主义必然被推翻的人才是左派人士，其他任何人都不过是软弱无能的自由主义者和自欺欺人的资产阶级改良者”，而且，他很坦然地面对论争对手的指责：“正如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杜威是‘美帝国主义的哲学家’，当代的文化左派也认为实用主义者，说得最轻，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而说得重些，则是压迫人的意识形态的辩护士。”所以，罗蒂的“左派”就是对社会不公持批判态度并努力提出改良方法以促进平等的知识分子，而且，从他对罗尔斯的批评来看，他在他所谓的左派之中还要左一些。

可以说，他眼中的左派和文化左派在对现实的批判立场上是相同的，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回避做现实选择，宁愿在理论上保有追求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公平的道义优越，另一个则从根本上怀疑前者选择的合理性，而在实际行动上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促进公平的微小机会。在罗蒂看来，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差异是他这个“左派”和“文化左派”的最大分歧；而我以为，正是在这里，才显示罗蒂对文化左派批判的现实意义。

无庸讳言，罗蒂对文化左派的批判混有许多杂质，像黄勇在上面所征引的文章中就指出罗蒂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然而，问题在于罗蒂所批评的是否切合实际。对詹姆逊为代表的美国学院左派的国际主义精神抱无限同情的一位学者也承认，罗蒂“为‘文化左派’文风和思维上的艰深做出四个病理论断：重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批判而轻社会改良的具体讨论重德、法理论而轻美国本土思想资源；重伸张弱势社会群体的权益和身份认同而轻整合新的社会共识；重解构性的智性分析而轻社会大众对理想主义的感情需要。这些批评不一定都有说服力，但却无不是有的放矢，触及到美国学院左派的一些流弊”。这些话无力回应罗蒂对詹姆逊等人的批评，最后只有将他归结为美国中心主义者、大国沙文主义者了事。

如同罗蒂所说，“文化左派很难转变成政治左派的一个原因是，如同60年代的左派一样，它仍梦想着有一种叫做‘人民’的天使般的力量来救助它”，对中国的某些人来说，似乎这种“天使般的力量”已经不断地从一些国际主义战士那里汹涌而至，这真让人产生“荆轲刺孔子”式的荒谬感。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言说的方式，但是对中国来说，用别人的话语说别人的问题，这在实际上就是回避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不是无条件地质疑学院左派的理论分析以及他们对更大范围的社会公正的关注，而是认为这种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正如罗蒂所说的那样，“哲学对于政治并不是这么重要。文学也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先踏实做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至于其他，我以为还是交给马克思也肯定的“偶然性”为好。福山说的也许没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种渺小的勇敢行为去回应不公正的小事，导致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重大事件也许永远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