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性：翻译的生存空间

[摘 要]传统的翻译艺术论，上个世纪中期盛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论，以及八十年代掀起的解构主义翻译论都属于主体性研究，所以始终没能冲破二元认识论的束缚，最终都使翻译研究陷入发展的困境。主体间性的翻译研究倡导翻译各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它改变了翻译中传统的二元思维模式，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出路。因此，主体间性才是翻译的生存空间。

[关键词]主体性;主体间性;生存空间

Inter-subjectivity:The Living Space for Translation

LIYan

Abstract:The three major translation theories including the one from the artistic perspective， the one from the structur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nd the one from the de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all belong to the subjectivity research， advocating one factor in the translation as the only subject superior over other factors， and therefore fail to break the dichotomy thinking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They all end in leading the translation research into puzzles. The inter-subjectivity， which advocates the equal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translation， shows the way out of the dichotomy thinking and dissolves those puzzles and therefore it is the living space for the translation.

Key words:Subjectivity;Inter-subjectivity;Living Space

现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现了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变，至此从严格意义上开启了主体主义哲学。于是，笛卡儿的二元认识论和主体主义哲学成为传统翻译论的哲学基础。胡塞尔由于认识到绝对主体主义必然导向唯我论，从而开创了主体间性哲学。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哲学转向引发了翻译界的“间性”思考。“第三条道路”[1]和“第三空间”这些充满“间性”色彩的词语标志着“间性”或多元论思维开始进入翻译研究。尽管视觉各异，但是各种“间性”思维关照下的翻译研究都反映出，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在二元论思维模式指导下的翻译研究，无论最终取胜的是哪一方，都只能导致翻译在胜利者的欢呼中不断消解。所以，只有真正打破二元论的僵化思维方式，才能避免“自我”的占有式存在和翻译生存基础的瓦解。

翻译研究的发展史证明，主体性的翻译研究没有能够最终打破二元认识论的桎梏，而是将翻译一次又一次带入各种困境。而近年来逐渐活跃起来的主体间性研究已经显示出主体间性的建构特性。本文试图分析和探讨各种主体性研究给翻译研究和翻译带来的困境，并证明只有主体间性才是翻译的真正生存空间，只有这种开放的研究才能通过“含有”保证“自我”和“他者”的共存，从而真正形成多元的思维模式，将翻译带出困境，最终实现翻译的蓬勃发展。

一､主体性研究将翻译带入困境

主体哲学即“在知识论和价值论意义上……坚持始基性的东西是自我主体而不是非我的外在客体的一种理论。”[2]p1它“把‘主体’或‘自我’置于中心地位，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高扬着人的主体性。”[3]p24当前，研究者们认为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范式或阶段，即翻译艺术论翻译研究阶段､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阶段以及解构主义翻译研究阶段。这三个阶段呈现为三种不同的“主体性”研究。

1.翻译艺术论阶段:原作者主体性研究

中西方的传统译论都受到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过分强调主体意识。具体体现在要求对原作者精神的精确把握和对灵感､悟性的推崇。比如，钱钟书的“化境”和道格拉斯•鲁宾逊提出的“通灵”[4]。这些看似极富悟性的原则，实际上将翻译神秘化，不具有方法论意义。这种翻译观不具有系统性，只是翻译家和翻译评论者的印象式随感。这种翻译论实际上是一种悖论，一方面强调对原作精神的精确把握，另一方面又高度强调译者的艺术创造性。它过分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和译者的个体资质以及直觉等主观因素，忽视对文本进行理性的分析。

可见，中西方的传统译论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原作者主体论”。这个阶段的翻译观不具有系统性，并且过分强调个体的灵感和悟性等非理性因素。所以，这样的翻译观根本不可能构建起翻译学，也就不利于翻译的长足发展和生存空间的拓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文本主体性研究

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的翻译观主要受到语言学发展的影响，尤其是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生成学，它追求和揭示了自然语言在语义和句法上的共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语言理论基础。这种语言学关照下的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经验主义，建立了所谓的“翻译科学论”。

语言学翻译观认为，作者一旦完成作品，就完全不对文本意义产生任何影响，语言或者文本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将文本中预先设定的有限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追求“对等”和“忠实”。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译者应该抛开一切母语世界的影响和自身的意识，尽可能客观地去接近原文本的终极意义，最终能够产生出一个完全符合原文本意义的“完美译文”。由于过分强调文本的权威性，所以该阶段的翻译研究可以被称为“文本主体性”研究。

这种理论最大的不足就是试图为翻译研究建立一个纯理性和纯科学的理论框架，切断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将译者沦为原文本的“仆人”，追求一种静态意义的完全对等，从而将翻译沦为一种工具。这是违背翻译作为一门文化交往的人文科学的本质的。“翻译是人的精神对自由的追求的变化显现和表现。”[1]p252显然，这种工具论翻译学说必然不是翻译的真实生存空间。

3.解构主义翻译论阶段:译者/译入语文化主体性研究

为了打破长久以来束缚翻译研究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西方翻译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了解构主义的热潮。解构主义的反理性特质打破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一元局面，将翻译研究带入翻译阐释学､翻译目的论､翻译文化研究､翻译解构研究､翻译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翻译女性主义研究等多元的局面。九十年代初期，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共同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至此，翻译中的语言转换让位于译入语文化构建以及文化霸权的争夺。随着翻译从文本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传统翻译观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被打破了。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是一种“重写”。德里达提出，翻译是原文本的“再生”。斯坦纳说:“理解就是翻译，无论是同一语言之间还是不同语言之间，人的交流就是翻译。”[5]p490于是，译者或操纵译者的译入语文化取代原作者和原文本获得了构建意义的权威，从而形成了“译入语文化/译者主体性”研究。

解构主义翻译论一方面打破了作为传统翻译学研究基础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理论在对意义的消解中无形地消解了翻译本身。因为“撇开了意义，就等于取消了翻译。”[6]p62因此，解构主义虽然在一种意义上将翻译从僵化的二元思维模式中解救出来，但从另一种意义上却偏离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因为，翻译研究不能完全抛弃关于通过语言转换从而实现文化交流的内部研究，否则翻译学将成为文化学的分支。所以，解构主义翻译论对于翻译是具有毁灭性的。仅仅坚持解构主义哲学的反理性，又不对其揭示的问题加以解决和重构，势必会导致翻译生存空间的丧失。

从翻译研究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研究经历了“原作者主体性”“原文本主体性”“译入语文化主体性”“译者主体性”以及“读者主体性”五种主体性研究。这些研究共同的特点就是片面地承认个体主体即“自我”，否定“他者”，体现出单一的､中心式的､独白的和占有的特征。但是，蔡新乐先生认为，作为人类求变求异的翻译活动应该通过自我对于他者的认可和吸收或含有，在自我的原本品格上而不断超越和扩大自我。[1]这种人类的追求只能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实现。这就要求翻译中的原作者､译者､读者以及译入语文化都应该成为翻译的主体并且在翻译中进行交流，任何一方的偏废都会导致交流的失败。而翻译研究史上的各种主体性研究过分强调单一主体，这必然造成失败的交流或不平等､不合理的交流，从而导致翻译丧失存在的根基和生存空间。

二､主体间性理论是翻译的生存空间

正是认识到单一主体性研究为翻译带来的困境，翻译研究者们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即寻求一种“不独立于个体主体，又通过各种个体主体相互作用，从而具有每一主体通用的超个性，或达于一致的途径，即共同性或一致性”[3]p20，也就是主体间性研究。早在2003年，许钧就第一次在翻译研究中提出了“主体间性”的观点，他以迦达默尔的阐释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作为哲学依据，提出翻译三大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具有不同的“前理解结构”，所以翻译的过程并非是译者拋开自身意识尽力向原作者的意图靠拢，而是译者和读者用现代视域去容纳作者的历史视域产生新的文本的创造过程。三个翻译主体在碰撞和沟通中实现了不同视域的融合，从而达成人类灵魂的沟通。这标志着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在中国的开始。

2005年，陈大亮先生发表了《翻译研究: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一文，此后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逐渐活跃起来。翻译研究者们以迦达默尔的解释学､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以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哲学依据，用“主体间性”来阐释翻译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关系，探讨其对文化构建的意义[3]，对翻译本体论的构建意义[1]，以及翻译学的建构意义[7]。这些研究使翻译研究真正进入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

主体间性作为翻译的生存空间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主体间性具有建构性质，在打破二元科学认识论的思维模式的同时建立起多元的人文科学思维模式。语言学翻译论试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引入翻译学研究，通过设置一个精确的完美的“对等”标准将所有主体因素客体化。这种“工具论”翻译观不顾翻译的人文精神的本质，必然会将翻译学沦为语言学的分支。解构主义翻译论虽然打破了这种工具论对翻译的束缚，但是却完全消弭了翻译的疆界，将翻译沦为文化学的分支。

相对于这两种主体研究，主体间性研究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它在否认主客二元认识论的同时，建立起主-主和主-客或者主-客-主的多元解释论思维模式。通过强调人与外在客观世界､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在确保翻译的客观自在性的同时，还确保了翻译的客观自为性，既体现了翻译作为人文科学的特性，又注入了规范性。该理论通过强调生活世界和交流中的意义，保证了意义的开放性和可确定性，这使得该理论对翻译过程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同时，主体间性研究还包容了翻译内部研究和各种翻译外部研究，从而确保翻译的各个层面都能够得到体现。因此，这个充满积极建构意义的理论是翻译真正的家园。

其次，如果说主体性研究是个人主体的独白话语，那么主体间性研究则呈现为一种开放的､互动的､和平的对话和交往理论。陈大亮提出，完全抛弃主体间性的主体性研究是虚无的[8]p3。个体主体性研究就是一种“唯我论”，这种研究在否认“他者”的同时也在变相的否认“自我”。因为，“自我”因“他者”的存在而存在，所以，脱离主体间性的主体性是在对“他者”的消解中消解“自我”，在对差异的否定中否定翻译的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主体性的研究并不是翻译的生存空间。翻译只能在各主体间的冲突､互动､调节和融合的平等交流中找到存在的空间。“间”性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世界的生存方式，自然也是翻译的生存方式。

三､结 语

翻译研究经历了从原作者主体性研究到文本主体性研究再到译入语文化/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发展。实质上，这个发展史是一个中心论代替另一个中心论的历史，翻译研究始终没有真正打破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因为，个体主体性研究就意味着一个主体的确立和对其他主体的否认，所以始终无法走出主-客思维方式。这样的独白话语会不断消解翻译的生存基础，必然导致翻译生存空间的丧失。所以，翻译只能在各主体的互动和交流中，也就是主体间性研究中找到其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蔡新乐.翻译的本体性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3]杨柳.翻译“间性文化”论.中国翻译，2005，(3)

[4]Robinson，Douglas.Who Translates?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5]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 guage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6]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7]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8]陈大亮.翻译研究: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中国翻译，2005，(2)

[9]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和视域融合.中国翻译，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