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范式与民族艺术精神的耦合共进

［摘要］生态批评的学科发展，以其内在理论生命与范式结构的成熟为前提。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位一体的学科视野暗合民族艺术的生态审美传统；艺术生态化与生态艺术的内在机制潜含在民族艺术的生成过程中；诗、审美文化、艺术哲学超循环提升的生态批评方法，与民族艺术的内在品格相互耦合；生态批评标准与民族艺术生态审美内涵对生共进；审美规律、生态规律、自然规律三维一体与民族艺术内在规律协同一致。因此，生态批评学科范式与民族艺术精神耦合共进，超循环整生。

［关键词］生态批评范式；民族艺术精神；耦合共进

［中图分类号］B8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1-0076-06

［作者简介］龚丽娟（1981—），女，湖北老河口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生态美学与民族艺术研究。（广西南宁530006）

Title: On Coupling of Eco-Criticism Paradigm and National Art Spirit

Author: GONG Li-ju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criticism discipline takes the maturity of its intrinsic theory life and paradigm structure as the premise. The scientific outlook containing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and spiritual ecology is according with eco-aesthetics traditions of national art. The eco-criticism methods containing hyper-cycle ascending poetry, aesthetic culture and art philosophy are coupling with the intrinsic character of national art. The eco-criticism standards and the eco-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the national art are decussate. The trinity of aesthetic rule, ecological law and natural law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l law of national art. Therefore, the discipline paradigm of eco-criticism is coupling and advances with the national art spirit hyper-cyclically.

Key words: eco-criticism paradigm; national art spirit; coupling

范式是学科生成、发展与成熟的尺度和模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与影响学科的整体生成与完善。生态批评的学科范式在其元学科的发展与理论结构的逐步充实、完善中走向成熟，特别是具有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其学科范式氤氲着浓郁的民族艺术精神。两者在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中，显示出独立性与耦合性相济的学科特性，最终走向相互促进的学科发展规程。

一、生态批评学科范式的生成及发展现状

生态批评于20世纪后期兴起于欧美国家，最初定位为研究“文学与环境关系”的学科。这是文学研究的视野在大众文化与生态伦理的培育下由内向外转换的注脚。显然，纯粹的审美研究方法已经不足以拯救文学艺术赖以存在的大自然。因此，文学批评思维从审美领域解放出来，希冀以新的生态视角与方法解救处于生态困境中的人类和自然。

生态批评进入中国的波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主要的学科理论基础就是基于生态伦理的环境伦理学及生态整体论。这一时期，一批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传播译介国外的生态批评理论，奠定了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学科基础与研究视角。

国外生态批评最初是从环境生态着眼，以审美诗意的思维呼吁大众爱惜珍重自然环境。虽然这为其他学科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观照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提供了典范，然而，早期生态批评的生态意识仅仅停留在物种平等、保护自然的阶段，缺乏更加哲化的理论基座。因此，有学者形容：“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出现后在自然科学中依然保持‘单身’的学科地位，并没有与人文学科进行正式的‘联姻’。”（陈智淦、王育烽，2007）但是，因为东方的人文科学哲学根底深厚，其文学艺术更是有着脉息旺盛的生命精神，恰恰为生态批评的到来撑起一个舒适的温床，使其沿着生态的方向健康发育。笔者认为，生态批评学科水土不服的问题更多在于其中国风范的确立问题上。如何建立起学科的理论体系与学理结构，从而区别于西方的文化伦理学的生态呼吁，最终将其培护成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生态理念与艺术精神的新兴学科，这无疑是中国生态批评学科建设的一个难题，也是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方向。

因此，生态批评学科在国外的发展，是以生态伦理学为出发点，将其渗透进传统的文艺批评中；到后来学科发展更加细化时，生态学开始正式介入，并且衍生出自然生态、女性主义与人种平等三个平衡有效链接的生态批评维度，构成生态批评最初的三个批评视角。研究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发展，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态批评的理论成熟，然而，前期的生态批评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生态审美与文化批评的边界，却也为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完善与发展留存了一定的空间。

二、国内生态批评学科范式的生成与发展

国内生态批评最早是以生态文艺学的方式出现的，彼时的文艺理论界都在反复强调一个词——“绿色”。徐恒醇教授的生态文艺思想，曾永成教授的《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等等，都是中国生态文艺学的奠基之作。这些学者意在从古老的文学艺术中掬起久违的田园清泉，同时又将绿色的诗意注入缺乏生机的现实世界与艺术空间，从而为解决现代生态危机提供可靠的人文支撑。无疑，生态批评移栽至中国的最初阶段，依然是以环境批评为主要目标的生态伦理，虽然它显示了文艺批评的强大功能和生态批评人文化的学科潜质。鲁枢元教授对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的学科维度、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对生态文艺学乃至生态批评的学科发展也有一些建设性的提法和诗意的建议。比如，他主张生态批评自然法则、生态法则、艺术法则的三维一体，强调生态批评的对象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三者齐头并进。他诗化的言说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诗意性、哲理化的本体内涵。有些中国学者也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研究领域学科范畴的交叉混用导致的理路不清，发出对生态文化研究到底是“‘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王诺，2009）的学术追问，从而加快了生态批评研究以生态整体观为哲学根基，以整生范式为根本方法的学科结构。

范式影响着一个学科的范畴与方法的生成，而范畴与方法又关乎学科的结构与理论体系的完善，决定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生态批评的学科规范在多维视野与研究方法中逐渐生成，部分学者致力于生态批评的中国化、本土化培植，完成从元学科的研究到学科理论的系统建构的跨越。国内许多学者都意识到生态批评本土化的问题，也在范畴与方法等范式的创立中提出建设性意见。刘文良博士从范畴与方法两方面入手，以和谐、自然、终极关怀、悲慨、审美话语等做为生态批评的范畴，将文化诗学、生态女性、经典阐释等作为生态批评的具体研究方法（2009：前言）。但是，比较完备的生态批评范式还属袁鼎生教授在其《生态批评的规范》、《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等著作中提出的学科整体结构。袁鼎生认为：“从文本绿色的审美批评，到相应的审美文化批评和艺术哲学批评，显示了生态批评空间的拓展和质域的生成。生态和谐与生态中和，分别构成了生态批评的一般标准和最高标准。审美规则、生态规则、自然规则三位一体运行，是生态批评的规律，是生态批评从艺术领域走向其他领域的机理和依据。”（2010）这些生态批评视域、空间的拓展，学科标准的生态化确立，与学科规律的多维探索，形成生态批评研究相对成熟的学科范式。袁教授在国内众多生态批评理论不够发达之时，从其学科基础、研究疆域、研究标准及理论结构等方面确立这一学科的主要结构，为生态批评学科整体范式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民族艺术是中国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虽然他们生活在边鄙僻远之地，但却创造了蔚为壮观、极具生态审美意蕴的民族艺术。“民歌简直就是汪洋大海，举凡抒情、叙苦、婚恋、宴饮、敬神、讽时、谏政，莫不以歌抒怀，出口成章。花儿盛会，唱个天翻地覆；歌圩情恋，咏得肠回九曲。”（梁庭望、张公谨，1998：13）他们与自然浑融一体，生发自然天成的民族艺术，形成自由和谐的民族心性与审美理想。生存、文化、艺术三者合一，自然法则、生态规律、审美规则三位一体，和谐整生出典范形态的生态艺术。

无论是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位一体的生态研究视域，生态艺术化与艺术生态化相互统合的学科内在机制，还是诗、审美文化、艺术哲学一体贯穿提升的批评方法，或者是以自然、自由、和谐为一体的生态中和标准，以审美规则、生态规则、自然规则为主体的生态批评规律，这些生态批评的学科范式都浸润在作为生态艺术典范的民族艺术精神之中。

三、生态批评范式的民族艺术精神

生态批评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态文学与生态艺术，它们具有强烈的生态审美意味，具备浓厚的生态审美色彩。民族艺术包含大地艺术、文学艺术与民间艺术，将艺术高度生态化与生态的高度艺术化两相结合，充溢着生态审美色彩，饱含着生态批评所努力追求的自然、自由、和谐等生态理想。因此，民族艺术包孕极强大的生态审美气质，其艺术精神也明显地渗透在生态批评范式中。

第一，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维合一的生态批评学科视野，暗合少数民族全程全域的生态审美传统。

学科视野决定了学科的研究对象，而研究对象又规范了学科的疆域与质域，自然、社会、精神三者合一的生态结构，是人文学科研究最基础的视野规范，也是生态伦理化审美批评的基本出发点。

少数民族是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者高度审美化、艺术化的创造主体，民族艺术亦成为生态艺术的典范。从其所依生的自然生境，到其天生艺术化的生存实践活动，再到其审美化的生活场景，及其生态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艺术实践，少数民族当之无愧为生态艺术的天然创造者。他们依从、敬畏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古老禁忌，与自然和谐一体，从而维护了自然生态的原生和谐之美。他们的社会高度契约化又不失宗法社会的人情味，如侗族的“款”制度以简洁严肃的乡规民约规范百姓的社会生活，款首是最高的权威者，起着道德与行为的双重楷模作用；同样，彝族社会的“毕摩”，作为民族文化掌握者，在乡民的社会生活、人生阶段中，也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艺术、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和谐、安宁、有序的文化氛围。另外，少数民族虽然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但是精神生活却都很活跃丰富，他们普遍以歌舞作为乐生的手段，将审美的态度渗透进人生的每一个时空领域，以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在生存时间、生活实践、生产实践中创造了高度生态化的民族经典艺术。

“作为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既是全面的、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同时又是开发的、动态的、发展的。”（唐家路，2006：234）少数民族对生态的伦理学思考，是最原始最质朴的“万物有灵”，他们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看做与自身平等的对象，从而在艺术中形成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观，并将其从朴素的艺术形式转化为承载生态意识的审美化的艺术表达。

第二，生态艺术化与艺术生态化相结合的生态批评内在机制，潜含在民族艺术的生成过程中，他们在生产、生存、生活中都将艺术渗透其中，真正将生态因素与艺术审美相互转化、相互生发。

生态批评的对象应该是以审美为基座的艺术与文学，它们内在的机制应该集中在生态与审美、艺术的相互转化中，而民族艺术恰恰在此方面很有特色。

西方在20世纪后半期提出生态文学的概念，将潜含在文学艺术中的生态意识凸现出来，而少数民族生来就将生态与艺术很好地统合起来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审美化的生活态度，置身艺术化的生境与环境中，他们生发出具有美感的艺术情怀，并将其转化为艺术作品。藏族的壮丽雪山，苗族、瑶族的高山梯田，彝族的山林石壁，壮族的自然山水，都是自然生态艺术化的典范；佤族的拉木鼓，壮族的嘹歌，侗族的行歌坐夜，西北民族的花儿等等，都是将纯粹艺术生态化的实践。少数民族在其生存活动、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中，以纯朴自然的审美感受与艺术涵养，真正实践了生态艺术的内在法则。生存性艺术是他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衍生的艺术类型，比如云南沧源崖画、广西花山壁画，是佤族和壮族先民为了记载本族生活或是表现某种宗教力量的原始绘画，充满生态意味与朴拙的审美意蕴。少数民族在其生发的历程中也创造了许多生产性艺术，如龙脊梯田、元阳梯田等，是苗瑶族、哈尼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生的集自然、人文美感于一体的生态艺术。少数民族的生活化艺术就更为典型了，他们是最早实践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人群之一，南方民族的干栏式建筑与周围的生境、环境融为一体，体现了高度的生态美感；另外，少数民族也拥有很丰富的手工艺术，白族的扎染、银饰艺术，壮族的绣球、壮锦艺术，等等，将纯艺术审美以生活化的亲和方式表现出来，原始而质朴。生态艺术是前几种艺术形态的集中与荟萃，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艺术，一方面充满原始的生态内涵，另一方面又洋溢着清冽的审美气息；天态艺术是生态艺术的高级形态，也是少数民族艺术和一切艺术形式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生态艺术化与艺术生态化高度统合、和谐发展的结果。因此，生态批评的对象包含在民族艺术的生态发展过程之中，其生发机制也是生态批评研究的本质规律。

第三，诗、审美文化、艺术哲学超循环提升的生态批评方法，与民族艺术的诗意、审美、哲化的内在品格相互耦合。

生态批评是自然、艺术与生态的中和，包含着诗、审美文化、艺术哲学等不同质域的对生耦合发展。“它的宽泛性和开放性使它与现存文学理论交叉结合起来，使文学研究走向更加广阔的生态学视野。”（陈茂林，秦志勇，2004）

民族艺术作为一个生态精神载体，包孕了艺术生发过程中的诸多环节与阶段，将各个生态环节相互和谐、相互耦合地联系起来。民族艺术原生地的一切都是审美化的、艺术化的，生态审美的观念在艺术作品中不是以单纯的人文关怀、生态伦理的形式出现，而是天然地融汇了诗意、审美、艺术哲学的内容。由壮族民间传说改编的叙文诗歌《百鸟衣》，以诗化的形式传承民族艺术理念，其中不仅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审美意识，而且传达了壮民族简单自然的生命追求与潜在的艺术哲学。诗歌中这样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绿绿山坡下，清清溪水旁。长棵大榕树，像把大罗伞。山坡好地方，树林密麻麻，鹧鸪在这儿住下，斑鸠在这儿安家。”少数民族以自然化的审美理想为其艺术追求，以艺术化的人生目标作为生存要义。他们的歌舞就是人生的诗意绽放，审美理想就是艺术的自然表达，朴素的生命哲学则是民族艺术最终极的目标与意义。诗意、审美文化、艺术哲学构成生态批评的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也在民族艺术中得到强有力的整体演绎。

第四，整体和谐的生态批评标准，与民族艺术的自然、自由、和谐的生态内涵和审美理想相互对应。

生态和谐不是简单的统一，而是多种生态环节的聚合、平衡与中和，包含着对生、共生、整生等不同的生态形式。但是，这些生态形式的共同目标都是使整个生态系统、生态整体达到动态平衡、和谐有序的发展状态。民族艺术的生态中和精神也很突出，特别是将其内在的艺术精神有序合理地中和起来，在和而不同中达到平衡的状态，从而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自然、自由、和谐，三者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关联、有序中和，成为民族艺术最为核心的生态审美思想。

自然是一种纯然本真的生命状态，也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母体，而非刻意营造出来的一抹绿色。少数民族生长于绿色中，也生发出绿色的思维与艺术，他们的生存生活状态完全是自然自在的，没有经过雕琢和打磨，是最平实质朴的。因此，少数民族艺术生于自然、描写自然、表达自然、追求自然，所有的一切都起于自然而又复归于自然。自然是他们的起点，也是他们的终点。

在少数民族的生命里，自由是一种常态，不同于现代人类在强调生态和谐的过程中，留恋自身的高贵性却又怕担破坏生态的骂名，只好在为生态鸣不平的同时为自身谋利益，从而导致伪生态、伪自由。生态批评也容易陷于这样的一种二律悖反中，致使人类在消费欲望与理性认识中作着两难的拉锯战。“在人类心中，天使与魔鬼的拔河，系在中间的是生态，一边拔向黑洞，一边拔向乐园”，在这种较量与平衡中，“生态批评发出的呐喊，悲凉中透露出清亮与执著”（袁鼎生、龚丽娟，2009：327）。少数民族与周围生境、环境的和谐相处使其真正处于一种大自由、大解放的境界，而我们需要从中学习的则是以道家老庄最原始的自然观、生态观为源头，以艺术为实践的自由的生态境界。

和谐，是一种偏于辩证中和的协调，事物的各端最终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态势。对于已陷入困境的生态的调节，要整体把握，适度思量，辩证解决。佤族神话《司岗里》，彝族史诗《梅葛》，是关于两个民族的起源与生发的被神化的历史传说，其中都有原始民族对于自然变迁的经历与认识，也描绘了许多民族都经历过的洪水神话，艺术化地描绘了他们的应对态度与解决途径，这是人类在自然变化发展的历程中混沌记忆的客观反映。自然生态有其自主性与独立性，人类的积极能动性在其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两者依然要协调互动、耦合并进，真正达到在中和中求得最高的不和之和之境。即使在生态整体的某些环节出现了问题，也不是简单地对症下药，而需要理性科学地辩证施治，使其整体重归于动态平衡、和谐稳定。

第五，生态批评的规律透露出生态文学艺术的内在生成规律，是审美规律、生态规律、自然规律的三维一体发展的结果，与民族艺术内在的整体规律有着一致性与协同性。

生态批评应该立足本学科的传统，注重挖掘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的内在的生态审美意蕴。生态批评所探索与追求的都是一切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的深层的内在规律。

民族艺术中浸润着的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生态古训，与奥林匹斯山下、提洛岛上所昭示的古爱琴海良好的生态传统有着一致性。他们遵循的自然规律、生态法则，不仅具有神性的规范作用，也是他们在艺术中、生命中宣扬并且终其一生践行的教条。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深厚的民族审美根性，有意无意将其艺术化，并且赋予这些模糊混沌而根深蒂固的生态观念以极富原生之美的具象化表达。因此，民族文学艺术在神圣而虔诚的生态表达中，以审美化、艺术化的形式暗合了伟大的自然规律与科学的生态规律，不仅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模范的研究对象，而且使生态批评的实践研究充满神奇的先验效果。

四、民族艺术精神浸润下超循环整生（袁鼎生，2010）的生态批评范式

综上所述，生态批评范式逐渐成熟的过程，就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理论基础、学科维度、内在规律等等的发展。生态批评范式在与民族艺术精神耦合对应的实践应用研究中逐渐明晰，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生命力的学科。

生态批评在中国的成长有其特定的轨迹，经历了从初期的不适到逐渐本土化的成熟阶段。“文学批评的民族性，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王先霈，2002）民族艺术作为生态批评的重要资源，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研究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其发展的进程影响到生态批评，丰盈了生态批评结构的内在机理。生态批评范式的成熟，与民族艺术精神的显露耦合并进，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也为生态批评的本土化、民族化的学科建构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生态批评的未来视域应该通过具有典范意义的民族生态场，向地球生态场、宇宙生态场打开，它的视域应当更开阔，胸怀应当更宽广。“各民族整生且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相互交流，实现回环往复的运转，构成全球整生的生态文明圈，成为全球生态审美的基座，成为全球天人整生的审美场的底盘。”（黄秉生、袁鼎生，2004）生态批评为人类造起一座光明的灯塔，指引着我们未来的航向，朝着全球、全宇宙和谐整生的生态境界迈进。在此过程中，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化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协调中和，发展为一门更加成熟的学科，发挥其学科的本体性功能，遵循着超循环整生的生态范式，最终生成更加高级的生命形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诗学。然而，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有着本质意义的阶段性独立学科，其使命与范式都将作为学科的生态侧面与个体留存下来，其诗、审美文化、艺术哲学多维合一的学科视角探寻出的生态艺术的内在精神会归于永恒，其不断追寻与探索的自然法则、生态法则、审美法则三位一体的生态艺术的本质规律也终将成为真理。

［参考文献］

陈茂林，秦志勇.2004.生态批评研究综述［J］.桂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

陈智淦，王育烽.2007.生态批评概略［J］.淄博师专学报，（3）.

黄秉生，袁鼎生，主编.2004.民族生态审美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

梁庭望，张公谨，主编.1998.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刘文良.2009.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唐家路.2006.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诺.2009.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J］.鄱阳湖学刊，（1）.

王先霈，主编.2002.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袁鼎生，龚丽娟.2009.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袁鼎生.2010.超循环：生态方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袁鼎生.2010.生态批评的规范［J］.文学评论，（2）.

责任编辑：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