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申报》的日本观

学习日本，通过派遣留学生和翻译书籍，从日本吸收西方知识。这一思想史的变迁轨迹也反映在当时影响力巨大的《申报》中。

甲午一战 千年梦醒

1887年，曾纪泽写下一篇题为《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文章，刊登在《亚洲季刊》1887年1月号上。文章认为中国现在虽然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但是，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并且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整顿军务，日有起色，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过来了，只是需要时间恢复体力。甚至还安抚西方各国不必为中国的强大而担忧，因为“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

这里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对时局依然保持着从容和自信，认为现在的状况还不足以忧虑。但这种自信在甲午战争后彻底没有了，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才明白自己依然国力不强，对外界的认识不够，而日本，却真的崛起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一向所轻视的“岛夷”之手，真正给中国人太大的打击，耻辱和震惊的感觉远甚于之前的鸦片战争。因为之前，中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遥远记忆中，虽然鸦片战争、边疆危机、中法战争等固然使中国人意识到时代已经不同，但国民心理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轻视的结果就是忽视，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但对于日本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要不视而不见，要不一无所知，对日本缺乏真正的了解。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依然把日本说成由对马、长崎、萨摩3岛组成，实际上长崎、萨摩同在九州岛，而对马则是朝鲜海峡的一小岛。魏源在《海国图志》的60卷中也没有记载日本。对于明治维新，晚清官员很多也不以为然，认为明治维新一味仿效西方，破坏传统，耗费大量国力。王韬对日本的态度可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日本观的代表，他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

轻视、傲慢、无知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最终尝到了割地赔款的恶果。1895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甲午之战战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重新为自己在世界格局中定位。此前，主流思想依然希望在传统的思想与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对外国知识进行调节，即“中体西用”论。1895年后，中国人才承认西方和日本比起自己，有更优越的制度和更先进的知识。

如果之前还是对于变法态度不一，不坚决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向西方学习，或者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成为举国一致的识见。1895年5月，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帝，接着，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12月，包括汰冗员、改科举、办学堂、修铁路、开银行等等措施在内的新政诏书十二道拟出，明确开始从制度上学习西方，仿效日本。

1895年前后《申报》日本观的变化

变法，自强，对传统的制度和社会进行根本的改变，在那个时代成为共识。觉醒的不仅是官僚和知识阶层，也包括普通民众。1895年到1920年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思想史内容及传播媒介发生了巨变，表现之一就是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的大量涌入。对于东邻日本，近代报刊给予大量关注。在近代报刊中，《申报》发行时间早，发行量大、影响广泛，是晚清报导日本事态最显赫的报刊之一。《申报》原名《申江新报》，虽然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但《申报》的读者群是中国人，报纸的主笔和编辑也都是中国人，身上有传统中国文人的烙印，对日本国内事件和中日关系的评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消息最灵通、最能知晓世界大事的地方。同时上海还是中国了解日本的钥匙。日本重要的对华交往活动基本发生在上海，上海获知日本消息最全最快。《申报》作为当时上海的第一大报，从创刊那年前，就密切追踪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最新态势。

《申报》创刊于1872年，此时，日本明治维新已经开展好几年，《申报》从一开始就关注日本国内的动态。据统计：在甲午战前，日本的报道占了《申报》全部国际时事报道的80%，报道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教、风俗等方面，这些报道多停留在器物方面，缺乏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报道、分析。

因为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段内，所以《申报》在报道明治维新时，常常拿来和中国做比较。例如认为日本国内的开矿、铸币等，对中国有着借鉴意义。《申报》对日本铸造金银货币，认为“上则朝廷贡赋献纳，下则间里之日用之交易”（《论东洋新造金小洋钱》，《申报》1872年6月3日），非常便利，主张中国也应铸钱增加经济收益。当日本火轮建成，《申报》赞叹其对于贸易、通信等事业，“利益有不可胜言者”，感叹“中国奈何置而弗为哉”。如果中国能充分利用铁路，则对经济和军事都有利，“平时载运货物，其利与各国相共。一至用兵，是中国之利，非他国之利。”（《再论铁路火车》，《申报》1877年10月29日）对于日本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的措施，《申报》感叹其培育人才之盛况，“将见举国皆知文识理，其风俗无难蒸蒸日上矣。”（《日本近事》，《申报》1872年8月13日）在军事方面，赞叹其对军制方面的改革和对军事人才的重视，也以此来提醒中国人警惕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论日本留意人才》，《申报》1882年12月24日）。

当时《申报》关注的焦点主要与洋务运动有关，希望将日本的改革引进中国，推动洋务运动的进展，较少思考深层次的制度层面。但对涉及根本制度的变革，多持否定态度。

1874年，板垣退助、后藤象次郎等人认为政治应代表国民的志愿，于是向政府建议设立民选议院，最终获得政府支持。对于日本的这次事件，《申报》一直追踪报道，但是却未表赞同，还是认为专制的政体比较得当，“国家方在业挫之交，将图厘剔弊端，不如一人总握大权。”（《论创行议院事》，《申报》1874年6月17日）当获知日本“议政院”开设后，《申报》依然持批判态度，认为议院只适合于西方国家，日本现在急于求成，不顾自身情况，中国万不可取，“若中国强而行之，仍不过有名无实也。”（《论东洋初设议政院事》，《申报》1875年7月14日）

《申报》中明治维新的报道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对深层次的制度关注得比较少，显得肤浅、片面、琐碎，缺乏深度报道，以甲午战争为界，前后的报道特点存在明显差别。中国人在对日本变革不了解和不认同的态度下，自然生出轻视之心。

在甲午战争前，国内的媒体已经将焦点对准这场战争，《申报》作为当时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也发表多篇社论，表达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国内舆论多主张迎战日本，《申报》也主张出战，并且充满了自信，认为战必胜。“日本兵制虽取法泰西，然二十余年从未有战争之事”“我中国南北洋兵舰不少于日人，枪械不逊于日人。”（《答客问高丽事》，《申报》1894年7月1日）“我中国则守、战、和三者俱可操纵自如……”（《战必胜说》，《申报》1894年7月11日）《申报》从日本的国内资源分析，认为不论人口，面积、经济实力等，都无法与中国抗衡，“日本环地偏小，人数无多，断断不能与中国相敌。故以勇怯论，中国既可以胜日本，而以多少论日本亦断非中国之敌。”（《论中国之兵可胜日本》，《申报》1894年7月23日）在军事力量上，也对北洋水师估计过高。

在战争期间，中国依然充满了盲目的自信，《申报》1894年7月4日的《论日本不应与中国构兵》，1894年7月9日的《攘日议》，1894年7月23日的《论中国之兵可胜日本》等相关社论，无不表达了这种盲目自信。

在战败后，这样的自信受到严重的打击——从“酣睡”中惊醒。《申报》反省之前的自大，“夺我藩属，荡我边疆，败我骄师，丧我士卒，覆我师舰，毁我舶澳，振动我人民，重贻我君父之忧者，乃在向所藐焉，不足虑而轻视之日本也，即亦出人意议之外者矣。”（《论中国万不可允倭人割地之请》，《申报》1895年3月22日）同样在这一天，另一篇社论《善后诌言》中提出现在新的“善后之计”即“变通旧俗，振兴新政”。1895年5月28日的《论务本》中指出“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开始反对君主专制制度。

《申报》赞扬日本明治维新，主张中国应仿效日本进行变法，“从来治国之道，有因有革。盖道无往而不复，法历久而必变。”（《论法因当时变通》，《申报》1895年1月14日）“数十年来日本尽弃其旧习，而专学西国之所长。仿效西法，崇尚西学，练兵购舰制械理财。一切惟西人之言是听。毅然行之，日增月盛。”（《论中国当变法自强》，《申报》10月22日）主张建立近代民主政治，1895年5月28日的《论务本》中提到“一国有一国之治法，而治法又各有其本末。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1895年5月21日的《论中国强邻逼处当图变计》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富强之本在“行政以君民共治”。

在仇恨的心情下学习日本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经过反思，决定向日本学习，从前轻视的敌人变成仿效的对象。

在1895年之后的十几年中，中国翻译的日本书籍数量猛增，内容广泛，几乎涉及西方所有的近代知识。除译书外，清政府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日留学，甲午战后几年间，形成留学日本的高潮。实藤蕙秀在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认为，从1896年到1937年间，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1906年达到8000人之多，期间总数不下5万人。

此时，战败和割地赔款的阴影还未隐去，中国人却又不得不向日本学习，于是对于日本，中国人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4期）中描述了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他们恨西方帝国主义，一方面深知与帝国主义同源的西学也是生存在现代世界的而需要，是现代化的需求。”美国学者威尔·杜兰也认为：“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最有力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外国人不值得崇拜，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

在国家危难之际而被更强烈地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有排外的倾向和向外国学习的世界性追求，却又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否定传统、向外国靠拢。只有把向外国学习放在第一位，先强大起来，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中。一方面中国人恨日本，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使中国强大起来，并且借日本這个捷径，通过译书、派遣大量留学生等，来学习日本早已消化的西方知识，“在仇恨中学习”即为那时候中国人日本观的写照。向日本学习，其实是向西方学习，对日本和日本文化本身并无多少认同感。

中国人的日本观并非一层不变的。在那之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排除了“日本模式”的可能性，明治维新最终也没能成为中国的榜样，五四运动以后对日本的译书量和留学日本的人数也远不如1895年后及20世纪初的繁盛，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又夺走了人们对日本知识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