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飞的55年,（之一）

引子

我1942年出生，江苏省江都县（现扬州市江都區）人。小时候，每次看到飞机掠过头顶的蓝天又渐渐消失，我心里总有一种神奇的向往。1960年8月，我考入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1964年8月毕业，我扛着一只破木箱（我唯一的财产）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十三修理厂（即后来的上飞厂）。那一年，我刚好22岁。

2003年退休后，我被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返聘。这一干，又是十几年。直到2018年8月，我才结束在上飞的工作。弹指一挥间，我在上飞工作了55个年头。

我的人生之路，已步入老年。人老了，更应该慎重、优雅、得体，这是岁月赠与我们的成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今，我已经实践了全过程，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又被上飞的母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返聘。也许，这就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也算是大家所谓的发挥余热吧！

正如保尔·柯察金所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也回顾了我所走过的历程，应该说，我没有感到虚度，也没有觉得自己碌碌无为。

于此，我将以往的一些经历写出来，以循序渐进的时间为纵轴线，并以爱的名义播撒甘甜与芬芳，以爱的名义凝聚温暖和力量，在辽阔的星空下述说我们这一代航空人身边的故事，在灿烂的阳光里畅叙我们这一代航空人对祖国航空事业的真情，希望对年轻的航空人能有所启迪。这是我编写《我在上飞的55年》的初衷，也作为老有所用的用之一吧！

有了工作岗位

1964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列南下的列车把我们一行5人，从北京火车站一直拉到上海北站。我们5人所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即飞机设计和制造。学校当时隶属于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主要是研制和生产飞机的单位），即后来的航空工业部。我、王俊、王妙琴（女）被分配到第十三修理厂，王凤山和安阿芬（女）被分配到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即后来的航天工业部，主要是研制和生产卫星、导弹的单位）的所属单位。我们在火车站告别，互道珍重后上了各自单位的车，奔赴自己的岗位。

大约过了1个小时，接我们的车在龙山新村54号楼前停下。跟着领我们的那位师傅，我们分别进了自己的房间，那是工厂的单身宿舍，简单整理了一下，就随同那位师傅一起来到第三食堂。当时天色已经很晚，草草地吃完晚饭，就返回了宿舍。那位师傅说，明天就带我们进厂。

第二天，在第三食堂吃好早饭，那位师傅领我们3人步行进厂。我们走过中山南二路，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03招待所东面的一条小河向南走。那时，那一带尚未开发，几乎都是农田。田被一垅一垅分割开，种了各种蔬菜。清晨，蔬菜上沾满了露水，散发出阵阵清香，沁人心脾。路上同行的人很多，基本上都是去十三修理厂上班的职工，听他们讲话，感觉大部分是北方人。

穿出农田小道，就上了南北向的宛平南路，同行的人就更多了，到处是欢声笑语。也有骑自行车的，但数量不多，大多是“永久”和“凤凰”牌自行车，间或也能看到“飞鸽”牌自行车。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在宛平南路的终端出现了一座桥，那就是赫赫有名的“百步桥”。过了桥，步行约35米，就到了修理厂的大门口。大门两侧，竖立着气势恢弘的两根方形立柱，在右侧的立柱上，悬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十三修理厂。

大门里面有个传达室，还有一座岗亭。这座岗亭是警卫排的岗哨，在大门两边，各有一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站岗，威武雄壮。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家保密单位，不由得肃然起敬。

领着我们的那位师傅在传达室办完了登记手续，又带着我们继续南行。那是一条逐渐向东倾斜的南北走向的林荫大道，右侧是郁郁葱葱的灌木林和绿油油的草地，还有一排整齐干净的警卫排营房（编者注：1974年2月28日，警卫排奉命撤离）以及工厂的洗衣间、浴室、养花房等建筑。再向远看去，是一条笔直的南北走向的跑道，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条用于飞机起降和滑行的跑道，这条跑道南北长1820多米，东西宽60多米。如今，这条跑道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居民楼和商务楼。

左侧，是高大的樟树，还有假山、流水以及茵茵草坪，宛如进入了一个大花园。透过树影，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厂房，那是各个不同的车间。又走了约一刻钟，我们一起来到了厂区的中心地带，师傅领我们进入了厂部的一楼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是当时全厂最好的会议室，每周的厂务会以及其他重要的会议基本上都在这里举行），也就正在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了上班的汽笛声，人们早已换好了工作服，开始上班了。

劳资科的负责人给我们分配了岗位，我被分配到二车间（部装车间），王俊被分配到试飞站。王妙琴同学当时还没有被分配，暂时先留在厂工会。

我随着劳资科的同志又向南走了10多分钟，来到了十三修理厂最大的一个厂房，后来才知道这是101机棚，刚好在黄浦江畔。那位同志直接领我来到了主翼1组（其实应该称之为机翼1组），当时主翼1组的组长是蔡关进师傅，简单交接后，劳资科的那位同志就回去了。

接下来就是蔡组长对我进行介绍，他不是上海人，说着带有浓厚外地口音的上海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我找说普通话的师傅进一步了解，才逐渐明白，二车间是部装修理车间，当时修理的主要是米格-15歼击机。

二车间很大，配套齐全。主要修理部门有：前机身、后机身、机翼、尾翼、整流罩、炮架、天窗、油箱、喷漆等小组，还配备有车、钳、刨小组，以及器材间、工具间、零件间、派送间、综合组、设备组、工艺组、定额组、检验组、核算组、调度组等。直接修理部门又分成了很多工段，如前机身工段、后机身工段等。

我属于主翼工段。主翼工段共有4个小组，当时的工段长叫谭俊成，他原是志愿军的一个连长，转业后在工厂的二车间任此职。

一开始，车间安排我跟着蔡组长学习襟翼修理，工种为铆接工。但蔡组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协调、对外联系等管理工作，技术并非其专长，大概过了2个多月，他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刚好那时还有另外一位名叫施汉江的师傅是专职修理员，他也是一名转业军人，来到工厂修理襟翼已经很多年，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他说的是普通话，我就经常问他，向他学习。

改装米格-15

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课程有飞机的结构和装配，因此我对歼击机的结构还算熟悉，在实践中我又边干边学。一方面，我自己查找了很多资料。当时，厂里有一个图书馆，我利用中午的时间经常去阅览室看些资料，另一方面，我经常到技术科向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请教，因此，我很快就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了。

我们的工作先是修理米格-15飞机，后来又着手对其进行改装。米格-15是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第一代战斗机，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大显神威。该机机长10.13米，翼展10.08米，机高3.4米，在一段时期内是我国空军的主力机种之一。

1958年，空军训练任务紧张，而高级教练机数量太少，不能满足空军训练的需求，但此时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苏联不卖高级教练机给我国。当年8月20日，空军工程部下达命令，要求将米格-15歼击机改装为乌米格-15高级歼击机教练机。

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对飞机的结构进行较大的改动，要将原来的1个座舱更改为2个座舱，技术要求高，但图纸资料不全，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但是，这项任务的完成，能把行将退役的歼击机改制成当时迫切需要的教练机，对国防和国家经济都有重大的意义。在全厂的共同努力下，乌米格-15高级歼击机教练机终于改装成功。飞行测试表明，飞机的各项性能完全符合要求，因而获得了空军工程部的嘉奖，飞机也进入批量改装阶段，仅1959年就改装了128架，平均3天改装一架。

在将米格-15歼击机成功改装为乌米格-15高級歼击机教练机的基础上，工厂又接受了将米格-15比斯歼击机改装为乌米格-15比斯歼击机教练机的任务。乌米格-15比斯歼击机教练机与改装前的主要区别是载油量的问题，因为单座舱改为双座舱后，原来油箱舱的空间减小，导致飞机的航程缩短，进而影响到飞机的性能。工厂积极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各人的聪明才智，群策群力，经过大胆设想，采取了在左、右机翼下各增加1个固定的副油箱的方案，这样就可以使载油量达到1312公升，飞行时间达到40～45分钟，从而完全能够满足全部训练科目的需要。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改装再获成功。这两次改装，不仅提高了工厂技术队伍的水平，而且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工厂由修理、改制到制造创造了条件。

第十三修理厂为服务空军，修理了大量的苏式飞机，如伊尔-10、乌伊尔-10、伊尔-12、里-2、波-2、雅克-12等，还有许多的改制，诸如米格发动机改制、米格-15比斯飞机更改为炮兵侦察、校靶机等，因为这和我所从事的工作无多大关系，不在此赘述。

我进厂时刚好碰上将米格-15歼击机改成靶机的任务，因此我直接参加了此项任务。

1963年，正值中国地空、空空导弹试验阶段，那时即将退役的米格-15歼击机很多，因此，国务院国防办公室于同年11月29日召开靶机专题会议，决定将米格-15歼击机改装成靶机。1964年6月16日，工厂成立了靶机改装办公室。经过努力，1965～1969年，工厂共交付了14架靶机。（待续）

蒋斯来，男，1942年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60年考入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1964年8月毕业，被分配来上海，在空军第十三修理厂（上飞公司的前身）工作。2003年退休后又被上飞公司聘为返聘专家至2018年8月，他在上飞公司工作了近55年。其间，曾参加歼击机修理、运10飞机研制、麦道MD82/90飞机的合作生产、波音737NG飞机的转包生产，编写了《ARJ21新支线飞机的研制历程总结》和组织编写了《民用飞机制造技术与管理》等书稿，并出版了《英汉航空技术缩略语词典》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