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下篇）

左右生死 力挽狂澜

1940年11月10日，刘少奇再次电报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部队总指挥。中央复电：叶挺未过江前，陈毅代理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11月17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成立。

胜利带来喜悦振奋，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为常例。11月29日，苏北万余部队分三路攻击曹甸，历18天未下，“消耗甚大”。虽然歼韩德勤部8000余人，我亦伤亡约2000人。刘少奇冷静判断，“急切不能彻底解决”（12月15日），下令撤出（19日）。从战伤比例看，曹甸攻击胜而不败，“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自古就是大胜仗；以战止战为义，攻城未下，却使韩德勤蛰伏一隅，无力较量。我苏北所占地域得以稳固，战略上是为打赢。

无论如何，此战不可少。但近似百团大战，如此大的牺牲损耗，当时的我军难以承受，可否待机从容亮剑？对此，父亲极其痛心，多次自责。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他从来都是极其严格的。每打胜仗，刘从未自诩，总推功于众；每有教训，他绝无推诿，要率先汲取。刘少奇是华中军民的总负责，敢作为，就敢担当！

12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华中军事指挥，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指挥之下。同时又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父亲的担子更重了。

正当父亲准备全力强党、建政、抓民生时，又迎狂飙劈面。

1941年1月6日，发生惊世的皖南事变！载入史册的资料陈述详尽，我不讲了。仅就史实谈些联想。

先倒叙几句很少提及的背景：

红军长征后，项英与陈毅、邓子恢、粟裕等留在老苏区，确实历尽艰辛鏖战，却是不了解延安的党中央。组建新四军时，谁知西风吹血腥，项英又自然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路线。

项英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前半段，恰逢武汉失陷，叶挺气愤已极挂冠而去，项英速返新四军，所以主要听了王明灌输的那一套。全会结束，长江局被撤销，项英改任东南局书记，辖区少了大半。对后来传达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半段批判王明，做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多项决定）精神和决定，他是整个跟不上趟。历史上，将军百战身名裂，毁于一念一战者，并不鲜见。

正当中原党政军民大发展中，父亲多次向中央建议，并直接给项英发电报、写书信，应将新四军军部迁至华中，可到陈毅、粟裕等老新四军处。刘少奇反复劝说，新四军在皖南难以发展（受国民党军编制所限，项英又一直反对所谓的“招兵买马”，担心刺激蒋介石），总共力撑至万把人规模，而在江北则发展到七八万人马，占据几千万人口的根据地，有的是地盘，有的是发展空间，就是急缺老部队。况且，军部长久滞留江南，极其危险。

毛泽东、张闻天多次致电新四军军部转出国统区。由于上述背景，延安中央对项英的指示中多有商量语气，而父亲当时是政治局成员，苦口婆心地建议、劝说政治局常委项英。1940年4月（“扣住”陈毅、叶飞前后），刘少奇就万分火急致电：“顽方必然要摧灭我江南军部”……至皖南事变前一个多月中，刘频发急电：“从速北移……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新四军军部北渡道路很可能被切断”，“愈迟情况将变得愈困难，以从速行动为妙”。

然而，项英踟躇不前。“用兵之害，犹豫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