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的转换与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变

来源:主题教育 发布时间:2023-01-05 12:30:05 点击:

[摘要] 在“时代主题”转换了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国际共运中长期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传统发展战略实行调整和转变,从而形成了一条新的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条新战略又有重要的新发展。

[关键词] 时代; 主题; 转换; 发展战略; 转变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24-0005-06

20世纪80年代后,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并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将国际共运长期存在的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发展战略,逐渐转变成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新战略。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是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新形势“逼迫”的历史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前进的客观需要。近3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怎样形成的?其基本特点是什么?进入新世纪以来它又有什么新发展?

一、时代“本质”未变但“主题”已转换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问题。对时代的科学认识,以及对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定位,历来是共产党人明确使命、提出理论、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都是以他们对当时历史时代的科学判断为依据的。既往的时代特征是怎么样的?远的不说,单是20世纪上半叶短短的几十年间,世界就发生了两次大战和两次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二战之后,东亚和东欧地区建立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使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世界殖民体系在60年代相继崩溃,随之“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当时的世界,的确是以“战争与革命”为显著特征的世界。

然而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80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60年代殖民体系崩溃之后,新独立国家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二是70年代美国从越南败退,后来亚非拉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转入“沉寂”阶段;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已不具革命形势;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急需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潮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5年高屋建瓴地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之后,学术界曾就“时代”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了,但也有不赞成这么说的,而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竞争的时代”或“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的时代”。对这些意见,笔者不敢苟同,曾连续发过几篇文章。我认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会造成“历史大时代改变了”的误解,给人以“太平盛世”的印象,不符合当前世界现实。世界人民有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但世界的现实并不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要经过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因而只能说是两大“问题”或“主题”。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竞争的时代”或“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时代”的提法,突出强调“两种社会制度”,忽视了世界矛盾的复杂性,会给人以“两大阵营”对垒仍左右世界的强烈印象,也是不符合世界现实的。世界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是世界上现存的一对矛盾,并将长期存在,但它并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因为整个世界形势不是由它来支配的。冷战后,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然而这一斗争主要不表现为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因此,不宜将世界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国际斗争的注意力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

2000年6月中国和越南的学者在北京举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发言,提出了有关时代问题的“十个观点”。发言的核心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研究时代问题的方法论问题,一是应如何认识和对待当今时代的问题。从方法论上讲,我认为:

第一,要把按社会经济形态划分的“历史大时代”与其他意义上所说的“时代”区别开来。人们常常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时代”这个概念,如从技术和生产力的角度将其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器时代、信息时代。至于日常生活中以“时代”来表示一个不同“时期”的用法就更多了,如“青年时代”、“短缺经济时代”、“走进新时代”等等。这些说法都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时代”,指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时代,即按“社会经济形态”所区分的时代,这是有严格的科学规定和既定标准的。

第二,判定历史大时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7页)

第三,列宁关于“时代”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仍具有指导意义。列宁常将“时代”作为“阶段”的同义语使用,认为每一大的历史时代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可看成是其中不同的“小”时代,而阶段之长短、时代之大小,又都是相对的。不能只讲“大时代”,而忽略若干“小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同样也不能只注重小时代的特征,而忽略了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大时代。正确的方法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144页)

基于上述思想和方法,我认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当今的时代,首先必须将“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邓小平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指的是“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成“和平与发展”了。90年代针对苏东国家剧变后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了,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这指的是“时代本质”没有改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我认为,只有将邓小平这两个层面上的论断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认识当今的时代。这就是说:“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时代的主题”已经转换——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了。

从对时代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历史发展大趋势”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关系,也就是“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的关系,将坚持远大理想、最高纲领与抓紧抓好当今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又要抓紧、抓好“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处理和回答中国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把握好“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必须摆脱“战争与革命”年代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二、传统战略为什么必须调整和转变

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有一条“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论者。

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的关系。1850年他曾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470-471页)。

恩格斯也曾一再论证和预见过“世界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1887年恩格斯指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绝对无法预料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402页)1892年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如果战争还是发生了,那时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8页)

不出恩格斯所料,20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列宁在战争中深刻论述了战争对革命的催化作用,并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他说“如果没有战争,俄国也许会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8页)但是“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三年来的战争把我们向前推进了三十来年”,它在欧洲“使最先进的国家濒于饥荒和空前破坏的境地,迫使人们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109页)列宁正是从战争加深了危机,而危机促进革命形势成熟的思路出发,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提出了“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著名论断。由于毛泽东始终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强调资本主义必将崩溃。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8-239页)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强调:“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估计不足,所谓资本主义“崩溃论”不符合后来的历史发展,但关于“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发展思路,还是被历史证明曾经是有效的、正确的。在19世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利用危机和战争造成的形势,参与或领导了两次大行动,一次是欧洲1848—1849年革命,另一次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前一次革命是因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而触发的,但工人并未夺得政权就失败了。后一次革命是利用1870年普法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而爆发的,但革命政权只坚持了72天就失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历这两次实践后,改变了原来“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的幻想,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将是长期曲折的过程,但仍然坚信“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仍坚持“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20世纪上半叶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它们后来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一再证明“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是正确的。如果世界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年代那样的形势,毛泽东在五十、六十年代所预见的那种革命形势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后来的世界形势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还有很大发展余地,普遍不具备革命形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实行世界社会主义的传统战略是行不通的,这是社会主义传统战略必须转变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

社会主义发展的传统战略之所以必须转变,除“时代主题”已经转换的大背景之外,还因为原来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传统战略本身,已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不转变没有出路。

20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以及后来国际共运的分裂,实际上是原来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那条传统战略已面临“危机”,行不通了的反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原来那种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发展战略,阻碍了各党独立自主地发展,妨碍了各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不利于各党选择和探索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很有声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存在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和国际组织解散后不定期地召开国际会议的时期。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它适应不了形势需要于1943年解散了。毛泽东曾赞扬这是一次“解放”,各国的党可以“独立自主”了。但是在随后不存在国际组织的情况下,仍然从共运的“国际性”出发,主张各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头”,或一个“中心”,搞“共产主义的联合国”。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中心”不存在了,又认为还需要有条各国共产党都必须遵行的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以此来规范和约束各国党的行动。于是,我们党提出了不同于苏共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具体阐述了“25条”。当时各党分歧很大,这个总路线的建议是不可能获得通过的。但回头看,即使各国共产党都同意我们的这个“建议”,国际共运又会怎样?这条“总路线”所规定的共同点越多、越具体,对各国共产党的束缚也就越大,就越是不利于各国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国情况的战略和政策。因此说来说去,国际共运“大论战”,只有反对“老子党”、“指挥棒”,主张“独立自主”这一条是正确的、站得住的。企图继续强调统一和一致,“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这样很难发挥民族性和多样性,是不利于各国党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道路的;是不利于各党选择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从根本上讲,是违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

因此,发不发生吵架和分裂,过去那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能存在下去了。由此就可以说,原来那种国际共运的消失,既是国际共运“大论战”的直接后果,也是形势“逼迫”的一种历史必然,因为在新历史条件下原来那种国际共运必须实行历史性转折。共运分裂是坏事,但换个角度看,因分裂后摆脱了要求国际上“统一行动”的束缚,有利于各党独立自主,又是历史进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并推动着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并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这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

三、中国新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有新的理论、新的思路和新的战略。邓小平在1977年就明确提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于是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把握了世界潮流,及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从而扭转了“战争与革命”的传统观念,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我们党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带全局性的战略估计。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回顾和总结“大论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他强调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同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战略。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强调要澄清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郑重地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邓小平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中国所采取的国际战略,在80年代之后是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从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看,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认为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他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基于对中国的这一认识,佐利克提出将中国定位为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事实说明,美国虽然仍有坚持冷战思维的顽固势力继续要以中国为敌,对此我们不应放松警惕;但另一方面,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调整,已被美国人,至少是一部分理性的美国人所认识、所承认,这对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有益的。

总之,与60年代以前不同,80年代中国的对外战略已经转变了。同时,中国在国内搞“改革”,对外实行“开放”,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新局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调整后的新战略已不再强调原来那种“国际性”、“国际联合”,不再以推动“世界革命”作为对外战略目标,而是从社会主义本来就具有的“民族性”出发,强调要“独立自主”地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道路,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以社会主义的成功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20世纪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崩溃和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对外战略又进一步做出调整,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获得了重要发展。这主要是确立“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在当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邓小平深刻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提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等战略方针和国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358页),为中国赢得了战略主动和有利的国际环境。随后在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国又做出了加入世贸组织、汇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融入当今现存国际体系的重要战略选择。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和战略选择,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完全正确的。这已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四、中国新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国际共运,长期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斗争的“统一性”。《宣言》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但当时突出强调的还是这一斗争的“国际性”。恩格斯曾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1893年他在致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7页)所以一百多来国际共运的传统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出发,将“数国同时革命论”改为“一国首先革命论”,这是列宁的伟大历史功绩,否则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这一思想,对恩格斯的“数国同时革命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但这一飞跃并没有超出传统战略的范围。因为列宁仍然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出发,强调先胜利的国家的“最后胜利”取决于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发展。因此他主张应尽力去“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斯大林强调列宁的革命论同时也是“世界革命发展论”,先胜利的国家应成为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工具”和“根据地”。中国共产党60年代以前实行的“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路线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与此相适应,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国际活动和会议相当频繁。

与此相联系,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强调各党在思想上的一致性、纲领路线上的共同性,以及行动上要相互支持和支援。于是,在国际共运中长期实行的是一条以“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所谓“一条道路”就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所谓“一种模式”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所谓“一个中心”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似乎总要有个“头”,或至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要有条共同的“国际总路线”,所谓“一个阶段”就是忽视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性,似乎各国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都要实行大体相同的政策和措施,采取大体一致的搞法。这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但在长期实践中,各国共产党人大体上都是这么理解和这么行动的。

新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战略,与国际共运历史上的这条传统战略是完全不同的,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新的战略不再是“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的战略,而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选择各自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新的发展战略,不再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成是“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而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倾向,从而调整了过去长期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转而采取一切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第三,新的发展战略克服了对资本主义的片面性认识,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存在矛盾斗争的一面,又存在继承、借鉴和合作的一面,强调社会主义要实行对外开放,与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确立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

第四,新的发展战略,既坚持了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的信念,又改变了靠“支援世界革命”去“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战略思路,而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集中精力发展自己,靠成功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五,新的发展战略,彻底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旧思路、旧格局,从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的新思路和新格局。60年代以前强调从“国际主义”出发、“支援世界革命”,现在强调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基础上,发展新型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前只限于同共产党而且是与我们认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党发展关系,而现在是“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包括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等各类政党)发展交流与合作的关系。目前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交往和联系。一个党际交往空前活跃、交往领域不断拓宽、交往对象更加广泛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新格局正日臻成熟。

第六,新的发展战略不再强调原来那种“国际性”,也不搞原来那种“国际联合”,但并未完全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性”。恰好相反,因为它强调对外开放,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从而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更大的国际舞台,具有更深远的国际意义。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实行永不称霸,广交朋友,同世界广泛友好的战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就总体而言,160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战略。新战略是传统战略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

五、新战略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是包括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两个领域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新发展,集中表现在:对内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对外实行“和谐外交”、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国际形势又出现了新变化。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许多新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他强调,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

近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新发展战略。随着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明确的“总体布局”,即由原来强调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四位一体”。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限于文章的篇幅,下面着重谈一下对外方面的新发展。

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历史性讲演。随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会议和外交活动中,一再强调要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胡锦涛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新世纪“和谐外交”理念的提出,是上世纪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和谐外交”与“和平外交”虽只差一字,但含义更深刻、更丰富。“和谐外交”包括了“和平外交”的含义,更多了一层“关系”的内容和相互“协调”的职能。这就是要致力于使“相关各方”的关系,不仅限于和平共处、不发生冲突,还要争取通过“协调”来达到“和谐”的良好状态。这就是中国传统“和谐”、“和合”思想所要求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和谐外交”理念的提出,也是90年代“韬光养晦”战略方针和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战略抉择的新体现和新发展。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战略抉择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完全正确的,已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客观事实所验证。

“和谐世界”和“和谐外交”理念的提出,说明中国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既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要求,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将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发展战略,是社会主义传统发展战略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本文作者:中联部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于朝霞

推荐访问:中国 发展战略 转换 时代 主题
上一篇:新时代我国绿道体育研究主题、技术与视角
下一篇:创新,永远的主题

Copyright @ 2009 - 2024 优泰范文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优泰范文网 版权所有 备案号:粤ICP备09201876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