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论：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转变

摘要：先秦诸子言说方式，至战国中期而一变：从早期至理、名言之语录，一变为充满譬喻故事之论辩。《韩非子》之《说林》、《内外储说》的产生，不过是这种演变的极至化结果；中国早期小说之“譬论”的重要文体特征，正是在先秦子书这种演进过程中生成的。《内外储说》“一曰”所记载的异闻传说，都是与其相对应的经文、说的正文故事同时写作而成的，并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一曰”之异闻作为“未完之稿”而产生、存在的意义，不仅体现了韩非对于譬喻故事的特殊兴趣，体现出传说故事的丰富性、口传性，而且还透露出“譬论”文体(早期小说)诞生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韩非子；言说方式；譬喻故事；譬论；早期小说

中图分类号：1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9)03－0124－07　收稿日期：2009－01－11

作者简介：陈洪，博士，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21116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言说方式，至战国中期而一变：从早期至理、名言之语录(如《论语》、《老子》)，一变为充满譬喻故事之论辩(如《孟子》、《庄子》)。《韩非子》之《说林》和《内外储说》篇的产生，不过是这种演变的极至化结果。中国早期小说之“譬论”的重要文体特征，正是在先秦子书这种演进过程中生成的。从这一角度说，对《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闻的考察，不仅具有认识《韩非子》文本本来面目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了解传说故事与先秦子书关系、了解早期小说文体特征等多重意义。

一、“一曰”之异闻的内证考察

《韩非子·内外储说》有记载同一个故事的几种传闻的特点。其做法是在某个故事正文之后，又用“一曰”的方式记载了与该故事相似或相近的异闻，而且这种记载方式只见于《内外储说》六篇，不见于其它各篇。对于这些异闻的作年、作者和性质等问题，学者们多有探讨，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是刘向之校语。顾广圻曰：“按‘一曰’者，刘向叙录时所下校语也。”(《韩非子识误》)二是六朝人所作。陈奇猷先生认为：“必是出于魏、晋、南北朝时如陆机、李先之流，读《内外储说》时记录之异闻，以备参考者。”三是韩非后学所作。陈启天先生认为：“皆系后人所加而混入正文者，或出于刘向之前，或出于刘向之后。”又说：“所谓‘一曰’云云者，则为出于韩子后学所为，殆无疑义也。”(《增订韩非子校释》)马世年先生推测：“这些“一曰”都是韩非平素所搜集到的各类逸闻，韩非在教授门徒时，广采众说，而当其著书定稿时则采用一说，并未在文章中全部罗列出来。至其门徒整理师作时，则将这些逸闻补充进去，或详其事，或补异说，又以“一曰”别之，遂成今日之貌。四是韩非所作。日本学者太田方说：“韩子记异闻也。”(《韩非子翼毳》)梁启雄先生亦倾向于韩非所作，认为是“用‘一曰’的体裁作补充叙说，或保存不同的异说”。郑良树先生则通过对“一曰”与《战国策》等古籍的比勘、辨析，认为是韩非之作(《韩非之著述及思想》)。周勋初先生说：“这些‘一曰’，夹杂着大量的议论，表达了韩非对这些事件的看法，纯属法家之言，不可能是刘向所引用的其他典籍中的文字。”

以上各家意见对《内外储说》之异闻诸问题都作出了宝贵的探索，但多是从文气、文体和旁证等角度来推断的，故尚有再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如陈奇猷先生说：“《韩非子内外储说》为连珠体之始祖，魏、晋文士多仿效而为之，以此推之，《内外储说》中之异闻，必是出于魏、晋、南北朝时如陆机、李先之流……”而郑良树先生通过“一曰”与《战国策》等古籍比勘、辨析的方法，来判断这些异闻作者的归属，属于从《韩非子》外部进行的旁证，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带有一定的或然性。周勋初先生则是从“王良、造父之共车，田连、成窍之共琴”故事与以下四个“一曰”的比较，虞庆造屋故事与“一曰”故事和议论的比较中得出判断的，因此属于内证方法。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遗憾的是，周先生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深入讨论，因此所举的两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得出的结论不太确切。

笔者认为，用内证与旁证相互参照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闻诸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内证方法有二：一是根据《内外储说》都是由“经”、“说”两部分构成的连珠体结构，从“经”与“说”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考辨出某些“一曰”之异闻属于《内外储说》中原有；二是考察《内外储说》故事在《韩非子》其他篇目中的应用情况，进而推断全部“一曰”之异闻属于《韩非子》书中原有。所谓旁证方法，是考察“一曰”之异闻与《韩非子》以外古籍的比勘情况，即郑良树先生所采用的方法。

《韩非子·内外储说》6篇用“一曰”共记载了49则异闻故事。其分布情况如下：《内储说上》5则；《内储说下》6则；《外储说左上》6则；《外储说左下》6则；《外储说右上》12则；《外储说右下》14则。从《内储说》与《外储说》的分布情况看，内、外储说在用“一曰”记载异闻的体例上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可以暂时不考虑《内储说》与《外储说》在写作和编集上孰先孰后的问题。

仔细分辨这49则异闻故事在“经”与“说”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对应关系非常紧密的有3则，比较紧密的亦有4则。先看对应关系非常紧密的3则。

(一)《外储说左上》经五云：“《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傅说之以无衣紫……”说五中有云：

一曰。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也。齐国五素不得一紫。齐王患紫贵。傅说王曰：“《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今王欲民无衣紫者，王请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进者，曰：‘益远!寡人恶臭。’”“经”中所隠括齐王好紫衣故事，与下面“说”中两条齐王好紫衣故事相对应，但正文的故事里没有引《诗经》，而“一曰”里引有《诗经》，故此条“一日”的故事应当与经五同时写成，二者的关系十分紧密，不会是后人添加的。

(二)《外储说右上》经二云：“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明之以靖郭氏之献十珥也。”说二之正文故事和“一曰”分别云：

靖郭君之相齐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献玉珥以知之。

一曰。薛公相齐，齐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贵于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请置一人以为夫人。王听之，则是说行于王，而重于置夫人也；王不听，是说不行而轻于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劝王置之，于是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献之。王以赋十孺子。明日坐，视美珥之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田婴号靖郭君，曾封薛，故又称薛公。经二中所谓“靖郭氏”当对应于正文故事的称呼，而“献十珥”则又明显对应于“一曰”故事中的“十孺子”、“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献之”的说法，故这两条故事都是与经二同时写成的，“一曰”当非后人手笔。

(三)《外储说右下》经三有云：“人主鉴于上也，而居者不适不显，故潘寿言禹情。”说三之

正文故事只记载潘寿以尧禅让天下之事劝说好虚名的燕王让国家于大臣子之，没有提到大禹的事情，但下面两条“一曰”故事却都提到了大禹故事：

一曰。潘寿，阚者。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

显然，经三所谓“潘寿言禹情”与两个“一曰”的故事都有紧密的对应关系，但与正文故事的关系却不够紧密，故两条“一曰”的故事都是与经二同时写成的。

再看“经”与“说”对应关系比较密切的4条事例。这几条分别是《外储说右上》经二与说二的申子言“六慎”，经三与说三的“薄媪之决蔡妪”、“教歌之法”，《外储说右下》经二与说二的“田鲔教子”。说这4例的对应关系比较紧密，主要是从“经”与“说”之间的文字对应程度而言的。如《外储说右上》经三有云：“知贵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说三对应两事全文云：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

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

比较而言，“一曰”中“教歌者，先揆以法”更贴近经文“以教歌之法先揆之”。

又如《外储说右下》经二云：“田鲔知臣情，故教田章。”说二对应两事全文云：

田鲔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

一曰。田鲔教其子田章曰：“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故曰：自恃无恃人。”

其中，“一曰”中的“臣卖智力”与经文“知臣情”更接近；同时，“自恃无恃人”的话又见于紧接的下一条公仪休辞鱼正文故事：“恃人不如自恃也。”

由于体例上的相同，故以上五条用内证方法考察的结果可以证明，《内外储说》中“一曰”所记载的异闻传说，都是与其相对应的经文、说的正文故事同时写作而成的，并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因此，以往所谓刘向校语说，陆机、李先记录之异闻说是值得商榷的。至于是韩非子作，抑或是韩非子后学作，还应再作进一步讨论。

另外，有论者统计，《内外储说》中故事被《韩非子》其他各篇以及内、外《储说》篇互相引用的共有5则：《内储说上》1则：弥子瑕有宠，又见《难四》篇；《内储说下》1则：晋献公伐虞，又见《十过》篇；《外储左上》3则：文公反国，又见《十过》篇；有相与讼者，又见《内储说上·七术》篇；惠嗣公使人，又见《内储说上·七术》篇。这个统计可能不够精确，如果按照对故事的全部引用和浓缩引用统计，至少可以补充以下3则：《外储说左下》1则：管仲建三归之家，又见《难一》篇；《外储说右下》2则：司城子罕谓宋君，又见《二柄》篇；李兑、淖齿之事，又见《奸劫弑臣》篇、《难一》篇。以上8则故事在内、外《储说》内部和其他各篇之间相互引用的情况，正可以看作是《内外储说》全篇的形成时间亦不晚于其他各篇的有力内证。

二、“一曰”之异闻是韩非的“未完之稿”

“一曰”逸闻既与《内外储说》的写作时间一致，故可以反过来从某些“一曰”之异闻的形成年代来推论《内外储说》的形成年代。这需要用旁证的方法来讨论。上述“靖郭氏之献十珥”、“潘寿言禹情”两则“一曰”故事，以及《外储说左上》的“虞庆为屋”故事，正是绝好的例证。

《外储说右上》说二中“靖郭氏之献十珥”的正文故事(上引)，过于简略，语意不详。比如，所谓“献玉珥以知之”的方法、对象都不得而知。这应当是一种概括的笔法，重在说事。而“一曰”的故事则详细、曲折得多，重在叙事。检索其来龙去脉，则该故事似首见于《战国策·齐策三》：

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

王所欲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

所在，劝王立为夫人。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表明，“《战国策》原本是战国时代或秦汉之际的作品”。《外储说右上》之“一曰”，或是据此而成。《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太平御览》卷七一八引作“七美珥”，是知原文“七珥”不误。《外储说右上》作“十孺子”、“献十玉珥”，或是将“七”误作“十”了，古文“七”、“十”两字的写法极易互误。其后，《淮南子·道应训》又引该故事说：

齐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议。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献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问美珥之所在，因劝立以为王后。齐王大说，遂尊重薛公。

从“献十珥”这个特殊的细节看，《道应训》故事当是依据《外储说右上》而非《战国策》抄写的。据此，则《外储说右上》“一曰”之异闻的形成时间应不晚于《淮南子》成书时代(公元前140)。

《外储说右下》说三中的“潘寿言禹情”两则“一曰”故事，大同小异，当来源于《战国策·燕策一》。其文云：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

有趣的是，此中“或日”以上故事基本同于《外储说右下》说三的正文故事，“或日”以下故事也大致同于说三的两则“一曰”故事，显然是《外储说右下》参考了《战国策》的记载，甚至连两说并存的情况也一致(今本《战国策》亦仅见此一例)。其后，《史记·燕召公世家》也记载了与《战国策》如出一辙的故事。考虑到《史记》多参考《战国策》的背景，故可认为“潘寿言禹情”故事的形成时间当不晚于《战国策》祖本的成书时代(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外储说左上》说二中的“虞庆为屋”故事，亦有正文故事与“一曰”记录的传闻故事。分析对话的次序，比勘文字内容，“一曰”的传闻更接近《吕氏春秋·似顺论》中引用的故事：

高阳应将为室家，匠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为室，今虽善，后将必败。”高阳应曰：“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途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匠人无辞而对，受令而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后果败。

其后《淮南子·人间训》几乎照抄了这个故事，唯有人名写作“高阳魑”等细微差别。三书的记载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对故事中人名的差异，陈奇猷先生综合诸家意见作过精辟的解释：“虑”字当是雇字的形误，鹰、魑二字同音通假；《韩非子》作

虞庆，虞庆即虞卿，古卿、庆同；高阳魑可能是虞卿的姓名，《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只记其号而失其名。据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虞卿谓春申君章》记载，虞卿至少活到楚考烈王四年(公元前259)，此年距《吕氏春秋》成书(前248，孙星衍说)仅有十来年，距出土帛书的抄写年代(约前195)还不足70年，同时亦在韩非的生活时期内(约前280－前233)。因此，这个故事很可能是韩非从《吕氏春秋》抄出此传说故事，又依据《战国策》原本改称高阳魑为虞庆的。

结合上节的内证，这三个例证有力表明，《内外储说》的形成年代至迟应不晚于公元前140年，其上限则推至韩非在世的公元前248年。据此进而言之，如果我们相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的记载不错，则司马迁所见之《韩子》一书已大致编成了，不仅《内外储说》亦在其中，而且还是韩非写作的重要篇章之一。

与这个结论相关而需要解释的两个问题是，“一曰”的独特体例和“一曰”的性质。从《韩非子》全书的体例看，用“一曰”记载逸闻的做法只见于《内外储说》，而不见于其他各篇，特别是不见于性质与之相近的《说林》，这似乎表明“一曰”故事是后人添加的。从《内外储说》自身的体例看，《内储说》之《七术》、《六微》的“经”文部分理论系统完整，与《外储说》的“经”文部分理论比较零碎显然不同。故有学者认为：《外储说》是尚未组织的零散札记或抽缀成《内储说》后所剩余的“原始材料”，也即二者在写作与整理上有时间的先后。“一曰”体例上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与“一曰”的性质有关。若谓其性质是刘向“校语”说，陆机等读书“记录异闻”说，“韩非门徒记录师说”说，“韩子记异闻”说，都不能解释上述体例上的抵牾之处。倒是四库馆臣在子部提要中的说法颇有启发性：“今书冠以《初见秦》，次以《存韩》，皆入秦后事，……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殁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

《韩非子》是否由韩非之徒“收拾编次”还可再讨论，但如果把《内外储说》理解为韩非的“私记未完之稿”，则上述问题似可涣然冰释了。

三、“一曰”之异闻与譬论之形成

对《内外储说》中“一曰”之异闻的形成年代、作者归属以及性质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些传说故事与先秦子书之关系，以及中国早期小说之文体特征的了解。如前所说，先秦诸子言说方式，至战国中期而一变：从早期至理、名言之语录，一变为充满历史故事、寓言故事之论辩。《韩非子》之《说林》、《内外储说》的产生，不过是这种演变的极至化结果。中国早期小说之“譬论”的重要文体特征，正是在先秦子书这种演进过程中生成的。

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这种转变，大致以《庄子》为分水岭。《庄子·寓言》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标志着寻求言说新方式的自觉意识。其核心，乃是“藉外论之”，以达到“十言而九见信”、“虽出吾口，皆彼言”的目的。但对所谓“藉外论之”，自晋人郭象以来，大多解作“寄之他人”、“假托外人论说之”等等，而常森先生的理解颇有胜义：“所谓‘藉外论之’，其实就是把意义的陈说寄托在对写作主体身外之物、事、人的叙述当中，而不是直接陈述、展开之。寓言就是指这种表达方式。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直接陈述思想和情感本来是一种常态。”这种寄托陈述，乃是一种类似于“兴”的诗意化言说，是庄子有感于“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而寄情于“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产物。

然而，直接陈述的确是《论语》、《老子》、《墨子》等先秦诸子的言说常态，但处于百家争鸣的背景下，这种常态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竹简《语丛四》有云：“凡说之道，急者为首。既得其急言，必有及之。及之而不可，必文以过，毋令知我。彼邦亡将，流泽而行。”李零先生认为，整个《语丛四》的性质是讲“游说的技巧”以及游说的资料；研究古代的谈话技巧，战国晚期的《韩非子》、《吕氏春秋》很值得注意。《语丛四》所透露的，是战国诸子游说四方、博取执政者采纳的时代风气下对言论技巧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的结果，乃是类似于“比”的诗意化表达，即先秦子书语言的譬喻化，论说的故事化、寓言化。

孟子“好辩”的有力武器是譬喻故事。其《梁惠王上》记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好战，请以战喻”，是喻之以“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寓言。又《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的“以羊易牛”、“挟太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则是譬喻化、故事化的生动展示。荀子既以理论的形态总结言说的时代困境，又以实践的形态探索言说的新路。荀子论述的拿手好戏是大量运用博喻语言。其《劝学》篇之“青蓝”、“冰水”、“绳墨”、“金砺”、“登高而望”等层出不穷的比喻，令人印象深刻。其《非相》篇明确地交代了对“说之难”的认识以及自己的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罐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此中譬喻正是其突出强调的言说方式。纵横家出入王廷，驰骋游说的法宝是巧用譬喻故事，在本质上亦是子书的《战国策》记录了诸多策士的风采。《齐策二》记齐使陈轸所谓“臣窃为公譬可也”，是譬之以“画蛇添足”的寓言；《楚策四》记赵使魏加见楚春申君曰：“臣少之时好射，臣愿以射譬之，可乎?”是譬之以“引弓虚发而下鸟”的历史故事；《燕策一》有云：“(燕)王曰：‘安有为人臣尽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对曰：‘臣请为王譬!”’是譬之以“妾救夫而蒙冤”的民间故事。这些以譬喻方式进行的劝说、游说，正是战国诸子对“直接陈述”常态的一种自觉变革，而且其中有不少变革已经逼近了庄子“藉外论之”式的寓言化。这种态势，正如吕思勉先生精辟地概括：“诸子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处于战国末世的韩非，发挥师说，在《难言》、《说难》中从多角度阐述了游说的困难艰险。《难言》所谓“多言繁称”、“总微说约”、“家计小谈”、“言而近世”、“言而远俗”、“繁于文采”、“以质性言”“时称诗书”等等，从方法的角度说，其实亦提示了当时游说、著述的种种技巧。同时，在论述实践中，韩非更将荀子博喻语言的言说方式一变为丛集譬喻故事的言说方式。大致而言，《韩非子》运用譬喻故事的方式主要有三：一是在论说中穿插少量的譬喻故事。《五蠢》是篇幅较长的名篇，但其中只援用了“守株待兔”、“尧、禹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子贡辩智而鲁削”、“直躬直于君而曲于父”、“鲁人从君战”等少量较完整的寓言故事、历史故事。二是直接用譬喻故事

解说某些道理，《喻老》堪称其代表。如以南方之鸟三年不飞，“一鸣惊人”的寓言，解说老子“大器晚成，大音希声”之明言；以“郑君不礼重耳”、“唇亡而齿寒”两个历史故事，揭示老子“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之名理。三是创造丛集譬喻故事的言说方式来服务于讲述的需要。《说林》上下篇，规模庞大的《内外储说》六篇，都是各种短小精悍故事汇集的渊薮。其中《说林》所汇集的大多数是保持原汁原味的故事，少量是带有议论的故事。而《内外储说》所聚集的则都是被议论“连珠”起来的故事。

《韩非子》运用譬喻故事三种方式的不同，尤其是第三种，是与韩非对游说艰难的认识，对游说技巧的把握，以及各篇写作的目的密切相关的。《说林》写作之目的是为了积累论述的素材，故多不加议论；而《内外储说》写作之目的是对直接针对诸侯君主讲述南面之术的，故既要简约明了，又要丰富翔实。《内储说》上篇劈头第一句话说“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就将上下篇的读者或听者的对象限定好了，《外储说》四篇写作之目的亦应如此。而《难言》所谓“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早已把君主对繁称与微约的不同反应内心都估计到了。《说难》称“(君主)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外储说》左上说“明(暗)主之听言也，美其辩”，《五蠹》以为“今人主之于言也，说(悦)其辩而不求其当焉”，都是作者采用“经说”体例来构建《内外储说》的原因：先在“经”的部分用高度概括的典故来辅助说理，以求喜好“总微说约”的人主采纳；然后在“说”的部分“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即罗列各种同类的传说、故事，以迎合喜爱“美其辩”、“矜以智能”的君主的口味。

如果说第一、二种运用譬喻故事的方式仍然是许多先秦子书的常态，那么第三种用丛集譬喻故事的言说方式则是从“比”转向“兴”的变态。《内外储说》中49则“一曰”之异闻故事，便是在这种从“直接陈述”转向“寄托陈述”的背景下产生的。尽管韩非清楚地明白自己这样做，会导致“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的不良后果，但为了使“矜以智能”的人主“资说于我”，也就在所不辞了。

《内外储说》中“一曰”之异闻作为“未完之稿”而产生、存在的意义，不仅体现了韩非对于譬喻故事的特殊兴趣，体现出传说故事的丰富性、口传性，而且还透露出譬论文体(古小说)诞生的重要根源。前两点自不待冗言，后一点稍可申论。《内外储说》中记载的故事大多是历史故事，但同一事件而有“一曰”之异闻，这无形中消解了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使历史故事变成了带有虚构色彩的传说故事、街谈巷语。例如《外储说右下》”王良、造父之共车”故事后附录了4则“一曰”之异闻，读者很难分清哪则故事是真实的，哪则故事是虚假误传的，于是读者自然只将它们当传说故事而非历史看待了。用这种传说故事、街谈巷语加以理论的论述，无疑是小说家的作风，正如西汉末桓谭所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譬论”即用譬喻故事(丛残小语)来议论，这正是古小说的基本特征。从这一角度说，进入子书的各种故事，在本质上都变成了譬喻故事；被赋予了议论的譬喻故事，在本质上都变成了寓言故事——古小说。例如，《说林》篇只能叫作故事集，因为其中的故事大多数没有被附加议论；而《内外储说》诸篇则可以称作寓言故事集，因为里面的故事都被“经”文寄寓了议论。至西汉末刘向编著的小说《说苑》、《新序》，则已大规模地呈现出这种“譬论”的标准模式了。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