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表达看明代学术思潮对明词的影响

来源:公文范文 发布时间:2023-01-20 12:10:04 点击:

摘要: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对当时的文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明代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明词创作的影响亦可谓重大。明代前期词坛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情感表达上呈现出一种委婉曲折的特点;中期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词体创作中情感多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显得直接而强烈;晚明,在阳明心学走向末流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双重作用下,词体创作中情感表达注重寄托手法的运用,显得含蓄蕴藉、遥有旨意。

关键词:明代;词;情感表达;学术思潮;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6)06009503

整个明代社会的学术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程朱理学思潮和中后期的阳明心学思潮。一个社会的学术思潮对当时的文坛具有深刻的影响。下面笔者从各个阶段明词情感抒发的具体情况来探究明代学术思潮对明代词坛的影响。

一、程朱理学与明代前期词坛(洪武至成化初)

明代前期,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对人民思想的教化和控制。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热衷于拉拢文士,力图制造一幅文学盛世图景,另一方面又屡次大兴文字狱,对不顺从者实行残酷的压迫残害。永乐帝时,其召集馆阁群臣编撰《性理大全》,崇尚程朱理学,试图以程朱理学的思想教化人民。程朱理学讲求的“存天理、灭人欲”“发乎情、止乎礼”等观念对于文坛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对于词坛而言,程朱理学影响下的传统文学观崇尚“雅正”,认为词乃艳科、小道,不屑于从事词体创作。从洪武至成化,词家数量、词作数量都很少,除元末明初的几位堪称大家的词人之外,词体创作水平也十分有限。词作中的“情”亦如刘基《写情集》那般为人之本情,对国、对家、对自然万物之情,不专指男女之情。词作的情感表达总体上体现出一种委婉曲折的特点。这时台阁体是最具时代典型性的文学形式,如“三杨”之一杨荣的《醉蓬莱·元宵词》:

近天阶咫尺,云拥千官,动摇环佩。仙乐声高,似飘摇天外,罗绮香秾,珠玑光粲。看红妆千队。银汉低回,月临仙掌,星垂华盖。 睹此繁华,古今应取,最禁苑中,此夕同欢会。海上三山,与金茎相对。宝马香车,九街驰逐,遍五城欣快。圣寿齐天,年年岁岁,嵩呼罗拜。

此词为节序词,作于元宵节。词中大肆描绘了元宵节的热闹场面、繁荣景象,而且还突出表现了作者的颂世之心,“睹此繁华,古今应取,最禁苑中,此夕同欢会”,“圣寿齐天,年年岁岁,嵩呼罗拜”。这里面词人的情是欢乐而雍容的,带有一种对于国家太平盛世的歌颂和赞美的特点。词作中反复渲染太平盛世和欢乐景象,采用赋法描写,词作的情感表达得直接而含蓄,反复而热烈,却又不显得过于放任、露骨、恣意。

除台阁文臣之外,这种抒情风格在其他词人中间亦有鲜明反映。如姚绶的《苏武慢》,郑棠的《金菊对芙蓉》(解绶投簪)、《蓦山溪》(道山仙吏)、《满庭芳》(凤沼鸾坡)等词都表达其归隐志趣,然词作总体呈现出雍容典雅之风,情感表达较为含蓄婉约。

可见此时词作中的情感都不是个人一己私欲之情,而是人之原本性情。其情感表达总体上也体现一种委婉曲折的特点,这是当时高压政治环境以及程朱理学学术思潮的共同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必然,体现出一种符合儒家“雅正”文学观的创作风格。

二、阳明心学与明代中期词坛(成化至万历)

成化、弘治之际,陈献章的出现使有明一代学风为之一转,由理学转至心学。这属于阳明心学的酝酿期。正德三年(1509),王守仁在贵州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成熟期的开始。王阳明死后,虽然心学几番被黜为伪学,但在阳明后学的努力下,心学却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风靡朝野。隆庆、万历年间的文艺思潮的核心在于:强调文学源于人的心灵,以师心代替师古,强调文学创作对情感的抒发,它在文艺理论批评上的集中表现,就是性灵说和真情说[1]。这对明词创作的中“情”的内涵和情感表达方面都有影响。

1任情任真:词“情”之演变与情词的繁盛

陈献章曾言:“大抵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五诗矣。”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要求人们向心内追求真理、寻求心灵自适,其后的心学在王艮、罗汝芳、李贽等人的传承中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明代文学。李贽论诗时曾言:“盖声色以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顾自然发育性情,则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性情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2]在其影响之下,汤显祖曾言:“任性而发,尚能宣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3]这时对于“情感”的重视悄悄地发生着由明代前期人对“国、家、自然万物”的本情向“男女之情”的转变,被“哲学化”的定义下来。至于嘉靖以后,在哲学、文学方面都专指男女之情。明人的恣意妄为、追求声色之乐的特点也加以深化。而本身即以“艳科”为本体特质的词更加贴合了这一潮流。此前吴中才子唐寅、祝允明等人在红粉青楼的环境刺激下创作艳情词,但尚未形成气候。此时,在词体创作中闺情相思题材的词作数量宏富,情词达到了繁盛。除了唐寅、祝允明等吴中才子的情词之外,其他词人情词创作亦甚多。如周履靖、朱翊等人所作词中单是题目中标有“闺、情”的就非常多。

2直抒胸臆:词中情感表达的直接化与强烈化

词本就是抒发文人内心幽隐情感的载体。此时,随着注重性情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情词数量大大繁盛的同时,词作中性情的抒发也变得更加直接而强烈,试看周履靖的《凤来朝·送别》:

送客登燕路。正值江天春欲暮。小庭前、飞絮纷纷舞。不忍玉人前去。 聊把一樽相诉。别来何日重欢聚。雁字须教附。少解离情愁处。

这是一首送别诗,在题目当中作者就鲜明地点明主旨,在词作内容中亦然。开篇前两个字即“送客”,以送别明题、开篇,其情感抒发不可谓不直接。虽然其后描绘了一番离别之际的哀伤之景,但又以“不忍玉人前去”表达离别之苦。下片的情感抒发的直接性比上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句句情感,句句言离别之愁苦、盼重聚之欢颜。同样是送别词,不禁令人想起柳永的《雨霖铃》,二者在情感抒发上的直接性差异显而易见。相比前代闺情词的含蓄婉约,此时的闺情词的情感抒发更加直接、热烈,如莫是龙的《凤凰台上忆吹箫·闺情》:

一夕清权,十年幽恨,风流只恋潘郎。念钗分云髻,带断罗裳。曾记洞房春煖,花枝软、粉腻脂香。知心去,寂寥歌扇,辜负浓妆。 难忘,朱颜谢矣,襟袖上啼痕,消尽年方。叹青楼无主、空绣鸳鸯。愁杀五更风雨,偏向我、终夜癫狂。癫狂处,那堪又增、一片凄凉。

前词以女性口吻提笔,写出闺中女子思恋情人的痛苦之情。上片由今转昔,回忆与情人的点点滴滴,其描写细致大胆。下片直抒胸臆,吐露孤独、怀人、苦闷心声,情感直接、哀怨而热烈。

要之,阳明心学对于词坛具有深刻的影响,任情、任真、任性。没有了程朱理学和高压政治的束缚,词人们压抑已久的情感在心学的影响下喷薄而出,词作的内容和情感偏向男女之情的转变,情词的创作达到了繁盛。同时,其情感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亦显现出一种直接、强烈的特点。

三、心学末流与明末词风(天启、崇祯)

明代末期,阳明后学末流,其学大坏,空疏放纵,“大违本旨,讲学之日盛,而虚疏之病愈甚。束书不观,空谈性命之旨,游谈无根,相争口舌。重蹈魏晋清谈之覆辙,而弃国家民族于不顾。”[4]这种状态下的阳明心学受到了广大士人的质疑和遗弃,经世致用的实学渐渐浮出历史表面。此时的国家亦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在这种情况下,词人的创作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

1词“情”之演变与词作内容的深化

就词而言,词作内容大多富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感和浓厚的真情实感。词作中的情感可以大致归结为两种:家国之情和身世之感。生逢乱世,词人心中都有一种对国对家挥之不去的热爱和牵挂。在对家国的深沉热爱和悲切之余,明末词人的创作中还普遍流露出一种强烈的身世之感。山河动荡、家国飘摇、朝纲不正、政治黑暗的形势下,报君报国志向的无处安放、人生理想的无处实现,使得词人心中普遍拥有一种压抑、哀怨、愤懑的情感。两种情感相互交融、抽离不出。如钱继章的《望江南·暑月闲居》:

无个事,曳杖出溪坳。柳市说书钱入掌,槐阴狙戏玉围腰。一笑捲离骚。

全词仅有二十七字,然而其中意蕴却相当深厚。“无个事,曳杖出溪坳。”表现出词人之老态与山林生活的安逸闲适。闲来无事到柳市说书,有钱入手。最后“一笑捲离骚”“一笑泯恩仇”,表现出词人对一切憾事、怨事、愤事都一笑而过,手捧《离骚》以遣忧。《离骚》承载着屈原的忠君爱国和壮志未酬之心。词人无路请缨、无报国报君之门,只能委身山林曳杖而出,虽无屈原殉身之举,但其忠君爱国、壮志未酬之情却与屈原别无二致。另如彭孙贻的《满江红·次文山和王昭仪韵》(其二):

有客黄冠,请归看、江南山色。谢家燕、乌衣春老,傍人宫阙。金缕堆鸦云鬓乱,玉容上马花翘侧。恨春闲、蟋蟀费平章,秋声歇。 紫气散,朱厓灭。皋亭路,和谁说。纵鲛人无泪,桃花成血。心逐衔芦沙塞燕,梦回蝴蝶宫墙月。叹妾身、难补女娲天,东南缺。

本词为次韵之作,以昭君故事为本,为之代言,实则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词中充满了昭君对于故国之眷恋与牵挂,表现出其伤心哀恸之情:“纵鲛人无泪,桃花成血”;表现其思国的强烈感情:“心逐衔芦沙塞燕,梦回蝴蝶宫墙月。”虽昭君出塞以辅国事,然仅依昭君亦不足以使大汉永远无恙,“东南”之缺亦是无可奈何、无力回天。全词借昭君之事表现了词人对自己家国的忧虑与牵挂,国势危亡,然而自己却依然无力扭转分毫,情感热烈而深沉,落寞而哀恸。可见此时期的词体创作在内容上比以前的歌咏盛世、泛写情事要深厚得多。

2情感表达:寄托手法的运用与词作意蕴的深化

随着心学末流的空疏放纵,以及国家的内忧外患,词人们开始反思词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在创作中,不再单纯地为自娱娱人或为写艳情而写艳情,反之,词人们常常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将家国之感和身世之感寄托在闺情相思之中,词作承载着词人的忧国之思和经济之怀。词体创作又开始重视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和遥有旨意情感的蕴涵。如被陈廷焯评价为“以秾艳之笔,传凄婉之情”的陈子龙,其前期和中期的创作以闺情相思为主,涉及很少的社会生活。而后期则以词书写国事、抒发情志。以陈氏为首脑的云间词派其词论推尊五代北宋,创作手法上讲求寄托遥深,是这一时期堪称最具代表性的词人群体。如陈子龙的《浪淘沙·春恨》:

阁外晓云生。烟草初醒。一番风雨一番晴。几度销魂还未了,又是清明。 不嫁惜娉婷。特地飘零。落花春梦两无凭。满眼离愁留不住,断送多情。

以春恨为题,似诉闺情相思、离愁别绪之情,然品读全词便知不止于此。“阁外”即知此词以闺中女子视角言之。其见阁外芳草又生,又是一年春来到,风雨、晴朗之间便至清明。下片,落花离开枝干,心有所思之女子视之,便觉满眼离愁。落花留不住、春光亦留不住、春梦无所持,也只不过是多情之人的感伤罢了。全词以闺中女子惜春、春恨切入,委婉含蓄。然联系到词人当时生活的时代和词人的经历,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南宋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以惜春、留春之感寄托思君报国和壮志难酬之情。本词相对而言则更侧重于“恨”,“落花”“春梦”,欲留却皆留不住,无力扭转。正如词人生活的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多情之人对春的遗恨,亦是词人对于家国的遗恨。寄托的表现手法,扩大了词作的意境和情感内涵。

曾被赵尊岳评价为:“哀思婉约,词意浑成,易代之悲,行间字里,一一隐现。所谓风景不殊者,此真得其神髓,盖庶几方驾南宋名手之所为矣。”[5]的李天植之词亦然,如《唐多令·初夏登楼》也委婉含蓄地抒发其对家国的忧虑。

综上可知,明代社会的学术思潮对明代词坛具有深远影响,明代词体创作在不同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其“情”的内涵及情感表达均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参考文献:

[1]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79.

[2]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1:132.

[3]汤显祖.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87.

[4]林尹.中国学术思想史大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3.

[5]赵尊岳.明词汇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0.

Abstract:The academic thought of an era has a great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world at that time.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Yangmings psychology of Ming Dynasty also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ipoems. Under the NeoConfucianisms influence,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presents a characteristic of circumlocutor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ith the influence of Yangmings psychology, the Cipoems usually express straightly the Cipoets feeling and appear straight and strong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As the Yangmings psychology trends decline and the country gets into the plight of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tren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ustenance method, appears more implicated and has some implied meanings.

Key words:Ming dynasty; Cipoems; emotion expression; academic thoughts; influence

(责任编辑:刘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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