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煜明，一个香港科学家的回归20年

人物》记者问卢煜明。

“我应该选临床科学家。”这个选择的源头也许来自他的父亲卢怀海。卢怀海是香港赫赫有名的精神科医生，他年轻时常常要做一些与医学相关的演讲。为了帮助父亲演练。卢煜明和弟弟常搬着凳子坐在父亲跟前，一板一眼地充当听众。再长大一点，他会为父亲的学术报告提意见，帮他准备幻灯片。卢煜明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学术研究是怎么回事”。

卢煜明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小时候，他和弟弟一同学习钢琴。弟弟学得极好，卢煜明却败下阵来。他觉得“钢琴老师教授的方法太沉闷，除非能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演奏，还能产生点兴趣。我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去研究和解决问题”。

高中毕业后，卢煜明进入牛津大学医学院学习。牛津大学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了卢煜明。如今的他，在实验室里也常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举手投足间有一种英式学者的优雅风范。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拿出留学期间的照片，回忆当时的学生生活，“这栋漂亮的建筑前有一个池塘，那里的学生看到鸭子在池塘游泳，就开始思考波纹的运动方式。”“这是我们的食堂，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食堂就是这个食堂。晚上我在这里吃过晚饭，再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回到宿舍，就像穿过时光隧道。牛津大学走出过无数科学家，我想科学的时光隧道里应该有很多不同科学家的故事。比如，提起盘尼西林，你就会想到弗莱明去种细菌；提起“进化论”，你会想到达尔文坐船环游世界。把这些故事一篇篇地翻阅，你就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当然，我希望我也会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小故事。”

在牛津大学做实习医生时，卢煜明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病人。仔细询问检查之后，卢煜明并不知道这位患者得了什么病，他十分着急，但束手无策。“当时我对医学的认识不够丰富，不知道这个病很罕见。我花了很长时间在课本里寻找相关章节，结果没找到。我又去图书馆找了几个星期，最终发现这位病人得了血管肉瘤。当时与这种疾病相关的学术报道大概只有6篇，那位病人是历史上第五个病例。”卢煜明被一种强烈的感觉围绕，“医生看病时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是非常可怕的”。做医学相关的研究工作对他来说成了一种“责任”。

“现在一位医生每天要给几十位患者看病，每天的诊断报告都会影响病人的治疗，这是立竿见影的。但如果你做科学研究，未来也许每年有几百万人受益，但它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孕妇血浆发现男性DNA

在牛津大学时，卢煜明就开始慢慢着手孕检项目，“我知道非常困难，因为它需要检测孕妇的一些体液，简直像大海捞针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的奖学金也用完了。”

1994年，卢煜明从牛津大学毕业了。他笑谈，“虽然研究未果，但当时我也有成就，就是遇到了我太太，我们结婚了。”婚后他选择继续在牛津做科研工作。长期无果的研究让周围的人对他提出质疑。他太太是物理学家，一向支持他，后来也忍不住问。研究到底能不能成功。卢煜明没想过放弃，他说：“那时候年轻，大不了从头再来。”

1997年香港回归，卢煜明萌生了归国的念头。他想换个环境，但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当时香港的科研资源也很有限。“香港可以用于医学研究的实验室只有5个”。他甚至想到，“自己的事业可能会从头再来”。因为，那时他开始专注于从孕妇的血液中找到胎儿的细胞，来检测婴儿的遗传病基因，但始终没有找到。

从英国搬回香港前的几个月，卢煜明已是两手空空，既没有研究资金也没有研究资源。就在他百无聊赖之时，却意外地得到了灵感——公仔面。虽然在英国生活多年，但卢煜明吃不惯那些“黑暗料理”，他常回家煮公仔面，再加个鸡蛋，花5分钟就搞定一顿晚饭。一次煮面时，卢煜明突然想到，“公仔面的汤就好像血浆一样，当我不断吃面的时候，肯定会把唾液传递到面汤里，所以面汤里肯定有我的DNA，这就跟母亲的血浆里一定有胎儿的DNA是一样的。”他赶紧借鉴煮公仔面的方法，把一位孕妇的血浆在高温下快煮，果真发现男性DNA的信号。孕妇是女性，发现的男性DNA必然是胎儿的DNA。他说：“当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找了那么久的东西，竟然就在我每次做实验都丢掉的血浆里面！”

20多年后，他完成了最初的愿望，用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来代替那根刺进孕妇子宫的长针。现在，医生只需在孕妇的手臂抽取血浆样本，就可诊断婴儿是否患有遗传病。这项技术已经上市5年，进入全球90多个国家的医院，它筛选唐氏综合征的准确率达到了99，7%。盧煜明也一度成为2016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热门人选。

如何面对人类的“说明书”

在“煮公仔面”发现胎儿DNA后，卢煜明又有了新的研究方向。近期，他正把孕妇产前检测的手段“嫁接”到癌症的早期检测上。而他的这种想法也是源于一位病人。

前段时间，在香港的一家医院里，一位孕妇做了产前基因检测。医生在检查她的血液时，发现了很多不正常的染色体，但它们不是源于胎儿，而是源于淋巴细胞。最后，这位孕妇被确诊患有早期淋巴癌。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她被治愈了。因为“癌症发现得越早，就越容易治疗”。

卢煜明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可以通过抽取病人的血浆检测病人是否患有早期癌症。”最近，卢煜明的研究团队以鼻咽癌为例进行研究，从两万个香港人中筛查。最终“鼻咽癌早期发现的概率比以前提高了3倍，很多早期鼻咽癌患者因此治愈。”卢煜明说，“理论上，所有的癌症都可以用基因检测的方法在早期诊断出来，未来这个技术可以把癌症的死亡率减半。”

站在医学前沿的人必然会面对一些伦理问题。卢煜明说，“现在做一个基因图谱只需几百美元，将来每个胎儿的基因图谱都会很容易获得。到时候，就会有人做出一些与疾病无关的筛选，甚至想要改变胎儿的基因。当基因的检测、诊断、修复、治疗开始一窝蜂地涌进来的时候，人类似乎找到自己的说明书，可以轻轻松松地修改配置。”

卢煜明常常掉进这些讯息的漩涡中，他自己也很疑惑：“我们是否允许这种改变的基因遗传到下一代？因为一旦出现副作用。很可能几代以后才会显现。如果真的发生了，是不是人类在改变自己的进化速度呢？将来又该怎样定义人呢？未来的奥运会是否允许改变基因的运动员参加？”但最后，卢煜明还是站在了科学发展的一端。他说，“科学跟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常常在变，试管婴儿技术出现时曾遭到很多宗教人士的反对，他们说这是不道德的，人们自己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如今，已经有几百万个试管婴儿出生了，这项技术也拿到了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