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律与吏治的关系

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秦成为暴政的典型代表似乎已成历史定论，但片面认为秦制一无是处有失偏颇。西汉建立后全面继承了秦的制度和机构组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秦所创造的制度，特别是吏治法律制度有着很大价值。

以法令为准绳，规范官吏治理方式。秦在制定法律时，既保证是明法，在执行层面相互衔接、协调统一，同时更关注法律的执行效果。某种程度上，秦的法律既是明确的，也是刚性的，自由裁量空间非常有限。在官吏任免上，秦律虽不像后世注重门第出身，但有明确的任官限制：第一，不准任用“废官”，即不准任用不称职或不够条件的官吏；第二，官吏必须正式任命才能到任行使职权；第三，长吏调任新职，不准带走原属佐吏。法家一向强调“法治”而反对“人治”，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完全忽视人的作用，相反，他们非常强调官吏应当“执法奉公”。

以法令为导向，调动官员行为方式。秦对法的目标定位为“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落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赏与罚。官员考核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以何为标准则是焦点。秦开始以明确的法律形式系统规定官吏职务犯罪的类型及惩治方法，能够根据官吏违法、犯罪的性质和情节轻重追究不同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并把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举荐不当、错断狱案和结党营私等列为必须严惩的官员犯罪行为，体现了秦吏治高度法律化、制度化的特征。在官员阶层，甚至在全社会形成了“知法”“敬法”“畏法”的氛围，为秦全面贯彻国家意志提供了强有力而持久的制度依据和保证，也为法律制度的延续提供了可能性。

以法令为铁律，任何人不得践踏。就一般情况而言，在秦以及之后的封建王朝，拥有一定秩次的官吏犯了与普通平民同样的罪，往往要从轻量刑甚至免刑，这是由秦法律所体现的等级性所决定的。但是秦法对官员阶层的“不廉”、受贿、司法舞弊、违反官吏任用要求等严重影响国家利益的行为，可以讲，是罚得心惊肉跳。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商鞅处理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虽然“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但通过肉刑，严惩了太子的老师和一些旧贵族，这件事震动朝野，推动了秦法治的进程。

当然，在回顾和总结秦法对当前法治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秦法中为我们所不取的部分。秦的法律对社会的管控过于严苛，导致社会负压积累。同时，秦控制社会手段恶劣。随着六国统一，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上升，在不及时调整政策的情况下，苛法弊端显露无遗。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国内矛盾不断积累，最终激化，起义者的揭竿而起，瞬间变成不可阻挡的浪潮，最终吞没了强大的秦王朝。

（王宁摘自《学习时报》2015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