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国民党海军,黄安舰起义始末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数以百万计的陆军主力部队，或被歼，或投降，或起义，已所剩无几。但国民党海军的400余艘舰船，却几乎毫发未损。2月12日，局面突变，一声惊雷从国民党海军主力部队最为集中的青岛港炸响：刚刚修竣出厂。准备择日南下的护航驱逐舰黄安号毅然起义，开赴解放区!

在中共青岛市委和胶东地区军、地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黄安舰首举义旗，开创了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的先河。

孙露山、刘增厚先后打入黄安舰

黄安舰，原是残存于日本本土的一艘护航驱逐舰，排水量745吨，航速16.5节，编制125人。日本投降后，在中、美、英、苏等盟国共同分配日本残存装备时，这艘舰被分给了中国。在日本海军中该舰原舰名为“海防8l”号，中国接收时依接舰顺序编号，称“接22”号，编人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后，正式命名黄安舰。

黄安舰(时称“接22”号)是1947年8月28日从日本驶抵青岛的。由于经过长途航行，且在分配前拆除了舰上的火炮等武器装备，抵青岛后便被直接送进青岛造船厂检修，安装武器装备。同时，驻青岛国民党海军当局部署纳编，开始选调官兵，配备舰员。黄安舰吨位较大，性能也好，新组建，显然是策反和敌工工作的理想对象。密切关注着青岛国民党军动向的中共胶东地区军、地党组织，抓住这一机会，通过多方面关系，派人打人了黄安舰。

最先打入黄安舰的是孙露山。他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下属的东海军分区联络科的工作人员。1947年秋黄安舰调人开始不久，他就接受潜伏任务穿上海军服到黄安舰当了一名枪炮兵。但由于情况复杂，孙露山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又派联络科长徐耀球前往青岛红石崖联络站检查敌工情况，指导策反工作，并将富有敌占区地下工作经验的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干部张庆颐派驻青岛，与青岛红石崖联络站站长杨克勋一起，一方面了解孙露山等人的工作情况，一方面做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的刘增厚的争取工作。

刘增厚，山东牟平县人，1926年人北洋军阀海军，在永翔舰当勤务兵。因曾下水救起过舰上一个醉酒落海的大副，与那位大副结下了交情，跟随这位大副在海军当兵多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海军部队损失惨重，他一度在外地谋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海军重建，刘回到青岛，先任海丰艇的枪炮长，后又调到青岛盐务局骏良号巡逻艇任艇长。刘增厚的胞兄刘培厚，是家乡农救会的指导员，政治上可靠，工作积极，多次受中共牟平县委统战部的派遣，到青岛做弟弟的争取工作。刘增厚原本对共产党有好感，听了哥哥介绍家乡解放、穷人翻身的情况后很振奋，当即答应愿意“为共产党工作”，并约定了联络方法。后来，为了工作方便，牟平县委把这一关系移交给了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

刘培厚到青岛做弟弟争取工作的事，被同村地主告了密，刘培厚险遭逮捕。刘增厚也因接待从解放区来的哥哥一事受到审查，并以“私通八路嫌疑”的罪名被撤销了艇长职务。1947年夏，刘增厚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靠借贷度日。迫于生计，刘增厚曾托人帮忙在海军艇队谋得“接34”号艇一个上士的位置。他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驻青岛做地下工作的张庆颐。张感到这样虽能解决家庭生活困难，但与策反工作的目的相去甚远。因为“接34”号是一艘辅助扫雷艇，吨位小、航速低，也没有什么武器，并且职位只是一个上士，活动范围、发挥作用都很有限。张庆颐这时已了解到孙露山的情况，认为刘增厚最好也能上黄安舰。一来黄安舰吨位大、速度快、兵员多，有利做策反工作；二来与孙露山在一起，两人可以互相关照。于是，张与刘增厚商量决定，让刘增厚去南京找那位他救过的大副(时已在海军总司令部任职)想想办法。经过半年多的活动，终于弄到了一张“查缺保委”的少尉军官的委任令。在张庆颐、杨克勋的帮助下，刘增厚于1948年7月调入黄安舰，当上了黄安舰的少尉枪炮官。之后，刘增厚与孙露山接上头，继而又联系、发展了王子良。同年冬天，他们3人时常结伴到张庆颐在青岛的居处(河南路74号中原电器行)，以打牌为名，分析形势及官兵思想，研究讨论黄安舰起义问题。

“鞠氏五兄弟”进入中共胶东区东海地委视线

在刘增厚调入黄安舰不久，中共胶东区东海地委统战部的一个“关系人”也进了黄安舰。这个人就是起义后担任黄安舰舰长的鞠庆珍。在此期间，与其一起参加敌工工作的，还有他的哥哥鞠庆玺，以及他的三个弟弟鞠庆瑛、鞠庆璞、鞠庆琢。当时，他们被称为“鞠氏五兄弟”。

早在1946年春，东海地委统战部从党员登记表中发现，荣成县党员鞠庆璞(后化名曲永昌)有两个哥哥，即鞠庆玺、鞠庆珍，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统战部当即将他调去培训，随后派赴青岛与他的两个哥哥联系，从事秘密策反工作。抗日战争初期曾在国民党海军部队任职的鞠庆玺、鞠庆珍，是时已离开海军部队分别在南京、重庆两地做工谋生。接到鞠庆璞发去的信后，他们很快回到青岛。兄弟见面后，鞠庆玺、鞠庆珍从四弟鞠庆璞口中得知家乡已经解放，乡亲们分得土地，过上了好日子，三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很受感动，当即明确表示愿意与兄弟们一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鞠庆玺、鞠庆珍不久即回到了驻青岛的海军部队。鞠庆玺先是在5号炮艇担任了少尉轮机长，后又调任14号炮艇艇长。鞠庆珍则被安排在海城号炮艇任中尉轮机长，并很快升任副艇长。同时，鞠庆珍借助在海军的一些老关系，还将受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委派来青岛加强策反工作的三弟鞠庆瑛、四弟鞠庆璞，也安排在5号炮艇上当兵。协助大哥鞠庆玺工作。

接通关系后，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通过考查感到，鞠庆珍出身贫农，政治上可靠，在海军“根子深”，且机敏灵活，随后便直接向他交代任务：一、广交朋友，联络感情。二、积极争取炮艇队长张凤仁。三、搜集驻青岛海军军事情报。四、利用出海巡逻的机会，向解放区运送各种军用物资。五、等待时机，组织舰艇起义。

然而，事情发展并不顺利。由于鞠庆璞、鞠庆瑛经验不足，其活动被青岛国民党特务机关察觉而遭到通缉，1947年春不得不撤离青岛。5月。鞠庆玺带领5号艇出海巡逻，借在家乡荣成湾避风的机会与当地党组织联络时，被人告密，此后即受到敌特机关的监视和调查。1948年8月20日，被青岛国民党海军当局以“共匪间谍”的罪名逮捕。其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鞠庆珍曾多方设法营救，但未能奏效。12月20日中午，鞠庆玺被敌人在青岛海军大院内(今包头路33号)杀害。尽管鞠庆玺在敌人的监狱里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已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没有吐露一句党的秘密，鞠庆珍还是受影响而被调离工作基础较好的海城号炮艇，到在厂修理、无法出海的“接17”号舰任职。为避免暴露更多关系，受命前来青岛协助鞠庆珍做策反工作

的鞠庆琢，也撤离了青岛。

鞠庆玺被捕。更增加了鞠庆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调到“接17”号舰后，一些同事、好友劝他尽快“找机会离开海军、离开青岛”，“哥哥被抓，弟弟被通缉，能不怀疑你”?鞠庆珍经过冷静分析，决定继续留下来：这时走岂不更引起敌人的怀疑?以后还怎么回来、怎么完成任务?他将自己的想法报告了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统战部慎重研究后，同意了他的意见。随后。鞠庆珍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但更积极工作，与敌人周旋。获悉即将检修完毕的黄安舰正在调人，他便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图，找到比较熟悉的青岛海军基地机关的一位处长帮忙，通过黄安舰舰长刘广超调到黄安舰。1948年9月，被任命为中尉舰务官。

到黄安舰后，鞠庆珍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很快摸清了舰上的情况。他先是向舰长刘广超建议，从海城号炮艇将自己的同乡好友张杰调到黄安舰，任航海班长，继而又以军舰大修后试车需要技术力量为名，通过关系从青岛造船厂要来周文竹、迟德贤、张金诺、王书恩等多名关系密切、技术过硬的工人，安插在舰上的轮机部门。接受哥哥的教训，鞠庆珍稳扎稳打地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办事，没有急于向发展对象暴露自己的身份。

黄安舰枪炮军士长王子良不断提供军事情报

在中共胶东区委、胶东军区把瓦解、争取国民党官兵工作触角伸进黄安舰的同时。另一条线——中共青岛市委，也已开始做黄安舰枪炮军士长王子良的工作。

王子良，出身工人家庭。多年失业。1947年初经在海军服役的好友刘建胜介绍。编造了一段在海军服役的经历，加上送礼、走门子，被补到固安舰当了准尉军士长。同年秋，黄安舰组建，又调到舰上任代理枪炮官。1948年夏天。中共青岛市委为健全敌占区党的地下组织，加强瓦解敌军工作，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组织了地下工作人员培训。培训期间。市委书记宋子成从王子良的弟弟、青岛扶轮中学学生、党员王志进口中，获悉了王子良的情况。谈到王子良的思想倾向，王志进说：春节哥哥回家过年时在一起交谈过，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前途悲观失望，对我加入共产党很支持。根据这些情况。青岛市委向王志进交代了争取哥哥王子良的任务，同时决定派党员干部陈坤全(化名周永祥)进入市区(是时青岛市委设在胶东解放区的平度县南村镇)，在主持建立铁路系统地下党组织的同时，与王志进一起做王子良的策反工作。

7月底，陈坤全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乘坐一条小渔船潜入市区。以王子良海校同学到青岛做生意的名义。住在王志进家里(四方奉化路永盛巷12号)。经过考查，陈坤全发现不仅王子良本人思想进步可靠，王的妻子袁丽峰也是一名进步青年。时过不久。陈即报告市委(联络人衣吉民)同意，向王子良传达了市委交给的两项任务：一是搜集海军军事、政治情报，二是掩护陈坤全在青岛的活动。同时向他介绍了地下工作的特点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之后，陈坤全就在王志进家住下来。由于来青岛前没有搞到“市民证”，陈坤全进出市里非常不便。每次必须到市内去时，王子良就到四方接引，以他海军军官的身份掩护陈坤全的行动。在王子良的掩护下，陈还多次到坞修的黄安舰上活动，直接了解军舰设施和官兵的思想情况。

9月末。一次，为了躲避敌人查户口，陈坤全在舰上过夜，王子良让他看了一份密电。电报是南京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签发的。大意是，要求青岛各舰密切注意“共匪”在部队的活动。随时作好撤离的准备。翌日一早，陈坤全立即回到四方住处，写信将桂永清密电内容报告了青岛市委，并提出了与王子良商定的行动方案：

一是请市委告诉我们，解放军能否在一个月左右解放青岛?如这期间能解放青岛，即迅即将黄安舰炸沉于小港蟹钳形出口处，把在码头的十几艘舰艇全部封在港内。使它们成为瓮中之鳖。二是如一个月左右解放不了青岛，即着手组织起义(届时，黄安舰可能修好)。

市委很快批复：何时解放青岛是军事机密，应立即着手组织起义，将军舰开赴解放区。并强调，“人民解放军也要有自己的海军”。

此后，王子良不仅持续向中共党组织提供军事情报，且在陈坤全的指导下与孙露山、刘增厚等逐步建立联系。一步步为组织黄安舰起义作准备。

黄安舰上汇集了中共四个系统的四条“工作线”

除以上几个系统外，还有一条线，即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也派人参与了黄安舰起义策反工作。当时华东局社会部机关设在山东益都县。为了使驻青岛国民党海军部队的争取工作尽快取得突破，他们于1948年7月派出下属的潍坊特别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刘俊英及其丈夫刘兆洪、堂弟刘建范，到青岛做海军“接29”号舰代舰长刘建胜的策反工作。刘建胜是刘俊英的胞兄、刘建范的堂兄。有这层关系，刘俊英他们与刘建胜无话不谈。刘建胜原本思想进步，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满，在弟弟、妹妹的说服引导下，很快成为一个颇有能量的内线“关系人”。他不仅按照华东局社会部的指示要求发展力量，创造条件，积极准备领导“接29"号舰起义，还利用与黄安舰上王子良、刘增厚等的同事、朋友关系，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推动黄安舰起义，并提出争取两舰同时行动的计划。

这样一来，到1948年冬天，黄安舰上已经有了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及东海地委统战部。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及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青岛市委，华东局社会部等四个系统的“工作线”。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要求，很长一段时间。这四条线分头在黄安舰上秘密活动。与各条线直接联络的人员，鞠庆珍、刘增厚、王子良、孙露山等，彼此之间虽互有好感，有的还暗中把对方作为“发展力量”，后期甚至有的人，如刘增厚、王子良等，同时参加两条线上的活动，但受秘密工作纪律的约束，各条线之间没有直接的、公开的横向联系。特别是鞠庆珍，由于舰务官在舰上属上层人物，鞠表面又与舰长刘广超“关系密切”，其他几个人虽对他印象不错，希望他能加入、支持起义行动，但却没有轻易向他透露思想。发生联系。1948年12月20日，鞠庆珍的大哥鞠庆玺以“私通八路罪”被国民党海军当局残酷杀害。张庆颐获悉这一信息后。当即与刘增厚、孙露山、王子良等先后到鞠庆珍家看望，表示慰问。谈话中，大家从怎样“为庆玺大哥报仇”。讲到当前战争形势的发展。讲到官兵的出路，谈得非常投机。在摸清鞠庆珍态度后。刘增厚透露自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联系，并告诉鞠庆珍：王子良他们与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此后。鞠庆珍通过各方面了解。证实他们确实都是地下党组织的“关系”。遂开始主动与他们联络，共同商议发展骨干力量、组织起义的问题。

“四条线”上的成员彼此公开身份后，在分别征得上级批准的基础上。于1949年元旦前碰头，成立了黄安舰起义领导小组。成员由王子良、鞠庆珍、刘增厚、孙露山等4人组成。同时，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作出规定：工作绝对保密，相互之间表面上要疏远，各人做好本部门的工作，尽力团结人，扩大骨干力量，密切注意敌人动向，

一切按组织决定行事。

行动，要抢在敌人南撤的前面

1949年1月下旬，黄安舰检修完毕。并且安装了25毫米、13.5毫米高射机关炮各两门。马上可以出海在航了。

这时，继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平津战役也以北平和平解放宣告胜利结束。原本即被隔断与国统区联系的青岛，完全成了独立于大片解放区中的孤城。驻青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连日不断把岸上的办公用品搬上军舰，已陆续开始南撤。青岛海军当局一面命令黄安舰组织试航。一面往舰上装东西——枪支弹药、通信器材、粮食，几天下来，装了300多吨。种种迹象告诉官兵们，部队准备南逃。黄安舰官兵多数是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很多，大家议论纷纷，都不愿意走。

起义领导小组的同志趁此机会做工作，向大家“吹风”：要认清形势，头脑清醒，不要走错了路。同时。及时向党组织报告了部队的动态和官兵的思想状况。陈坤全、张庆颐等联系人分别向他们传达了青岛市委、军区政治部等上级党组织的意见、指示：敌人很快就要南撤，起义要抓紧准备，一定要抢在敌人撤离的前面。

进入2月后，黄安舰开始试航。5日试航回来，停靠在造船厂码头。鞠庆珍在码头上遇见舰长刘广超。刘告诉鞠庆珍：“舰马上要离港，上面批了就走。现在开始备航，舰还有什么问题，尽快找船厂解决。”2月7日，刘广超明确告诉鞠庆珍：上面已批准黄安舰于9日离开造船厂到前海抛锚待命。部队备航要抓紧进行。

9日9时，黄安舰驶离造船厂码头，到前海抛锚。或许是否内部有“关系”促成，在这里，军舰出进比在船厂码头方便多了。这里海面上国民党海军的舰艇很少，只是疏疏落落地停泊着美国第七舰队的30多艘舰艇。

当天，又进行了短距离的试航。这一切使鞠庆珍感到，起义时机到了。当舰航行至团岛附近时。他将自己对起义的思考告诉了刘增厚、王子良。并一起研究了起义行动问题。同时决定，待舰返青岛后，大家分头行动：刘增厚去报告张庆颐，听取党组织的指示。同时约请表示愿意参加起义的某舰的一位校官于第二天(10日)上午到舰上面谈；王子良去找“接29"号舰代舰长刘建胜，看试航情况如何，有无可能两舰一起行动；鞠庆珍则与张杰、孙露山碰头，商量与起义行动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

当天晚上，刘增厚、王子良按时返舰。鞠庆珍与他们连同孙露山、张杰一起。在机舱召开了起义领导成员会议。会上，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系统研究了起义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

关于起义时间，鞠庆珍提出，最好是提前走、单独行动。如在南下途中行动，几条舰一起编队航行，出走很难，搞不好前功尽弃。抢在敌人南撤前。单舰走。只要不走露风声，敌人不易察觉。至于具体时间，大家一致认为元宵节(2月12日)晚上最好。这天放假，舰长肯定不在舰上，家属在青岛的军官也大都回去过节。舰上管理松散，起义人员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家属和其他人员带上舰。

关于投奔方向、目的地，此前议论时，曾考虑开赴大连或胶东沿海的几个港口，如烟台、乳山等。通过分析比较，最后决定去苏北解放区连云港。连云港除了航程近、海域熟悉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位置在青岛以南，向南航行比向北航行更隐蔽、更安全。

关于敌人追击问题，同志们分析认为：如果现在的泊位位置不变，起锚、出走都不困难。万一敌人发觉。把舰长找回来，把有关人员找回来，然后备航。没有四五个钟头不行。这里最快的舰“太平号”、“太康号”。航速也只20节，到那时追已来不及了。即使拼力追上。他们的火力也不行。至于美国军舰，他们一般不会干预。飞机固然可以追上，但海军无权调动，出动须经南京空军总司令部批，手续烦琐，没有几个小时绝对不行。即使飞机真的出动了，茫茫大海，又是夜间，他们也很难找准目标。不等天亮，我们就到了。但大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不顺利，被敌人发现、追上了。宁肯舰毁人亡，也不让敌人抓回来。

关于舰上人员控制，大家感到总体问题不大。根据舰员的思想情况，只要一宣布起义，多数下层军官和士兵都会拥护，跟着干，关键是要有人带头。军舰行动，航海、轮机、枪炮，是三个必须掌握的要害部门。枪炮、航海部门已完全可以控制。只是轮机部门，虽然有人，但还缺一个“头”。经商量决定，由王子良去做轮机长刘彦纯的工作。刘彦纯的未婚妻是王子良弟媳的妹妹。利用这层关系做工作，争取他参加起义。鞠庆珍提出：估计刘彦纯参加的问题不大，但也要有他不配合的思想准备。再找几个可靠的人上舰协助。

这次会议，他们研究得很细，对行动当天的职责任务作了明确分工，考虑到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

元宵夜，起义如期成功举行

1949年农历元宵节，是2月12日。按照惯例，黄安舰放假一天。

这天一早，舰长刘广超草草点卯后便回家过节，副舰长留舰上值班。刘增厚担任值班员。舰上管理比往日更加松散。舰员结队外出。舰上半生不熟的亲友上上下下的不断。见此情形，起义领导小组的同志心中暗暗高兴：一切不出所料，时机到了!

舰长离舰后不久，鞠庆珍、张杰先后向副舰长“请假”：“不能离舰，我们接家属到舰上过节。”王子良的妻子袁丽峰，带着刘彦纯的未婚妻潘素娟早饭后不久就到了舰上。

下午3时，王子良带着早准备好的糖果偕同妻子袁丽峰来到刘彦纯的住舱，与刘彦纯和他的未婚妻一起“过节”。一阵寒暄后。王子良便按照计划开始做刘彦纯的争取工作。王子良说，解放战争已到最后关头。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继续跟着国民党走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商量好要发动起义，已准备好多天了。各部门都有人参加。大家希望你也参加进来。袁丽峰插话：这件事已告诉素娟了，她赞成。刘沉吟了一下，表示同意，说：“既然你们信任我，那就一起干吧!”王子良当即提出：那好，从现在开始，就要做行动准备。你们轮机部门人不多，不要放太多的人外出，以免到时候发动机器人手不够。听了王子良的话，刘彦纯意识到问题的重大，立刻跑出去制止了本部门准备外出的几个人，并喊话召回了几个已下了舰打算外出的士兵。

晚饭后，鞠庆珍带着妻子王淑琴回到舰上。同时，他还以帮送行李为名，将其表兄王德隆、同乡好友田秉吉(中共党员、荣成县民兵)一起带上舰。田秉吉熟悉海域情况，王德隆是其他艇上的一名技术熟练的轮机兵。

晚7时许，起义骨干成员召开最后一次碰头会。参加人员除领导小组的鞠庆珍、刘增厚、王子良、孙露山、张杰等5人外，刘彦纯、田秉吉、王德隆也一同参加。这次会议，他们交流彼此掌握的情况，最后敲定了骨干成员的具体分工。结束时，将地下党组织帮助搞到的短枪、刘建胜提供的短枪，发给大家，每人一支。刘增厚随手撕了一条白床单，发给在座的每人一块当袖标，以便夜间行动时互相识别。一切部署停当，大家各就各位。

晚8时许。海面起风了。外出探亲的、办事游玩的，大部分已回到舰上，码头上人已很稀少。可谓天赐良机!晚8点10分，各起义领导骨干按照事先分工果断行

动，起义正式发动。鞠庆珍以检查是否脱锚为名，把两个武装更叫到船头。顺利地收取了他们的枪支，之后，登上指挥台指挥全舰行动：王子良、刘增厚拘禁副舰长，封闭电报房；王德隆、田秉吉把守前士兵舱口；前、后甲板警戒也一一部署停当……

短短几分钟时间，起义小组便控制了全舰。王子良大声宣布：“我们起义了!投共产党了!”说着，把看守关押人员任务交给袁丽峰负责，与刘增厚到各舱室看望大家，说明军舰要去的方向。孙露山、刘彦纯等骨干人员密切配合。各司其责。帆缆军士长杨子良听到起义的消息，又惊又喜，急忙跑到前甲板埋怨鞠庆珍说：“投共产党，你们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航海官鲁恩远主动要求协助工作。全舰官兵80多人(不满编)，除十几人没有上舰，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拥护起义，积极参加航行或警戒工作……晚8时50分，黄安舰顺利起航，从停泊的美国军舰的空隙中驶出。邻近的美国军舰发现了黄安舰的行动，发出灯光信号询问：“去哪里?”鞠庆珍命信号兵回答：“此处风浪较大，找地方避风。”

出港后，风更大，阵风达到七八级，天气阴沉，视界不良。航行到竹岔岛附近，鞠庆珍命令全舰灯火管制。全速前进。13日晨4时，黄安舰顺利驶抵解放区连云港。

由于岸上驻军新换防，不清楚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发现黄安舰后立即开炮轰击。情急之下，杨子良、张金诺冒着炮火驾汽艇送王子良、孙露山上岸联系。之后，军舰顺利靠上码头，受到匆匆赶来的连云港驻军领导的热情欢迎。

黄安舰抵达连云港的第二天，即1949年2月14日，新海连特区党委书记谷牧接见了鞠庆珍、刘增厚、王子良、张杰、孙露山等黄安舰起义领导人员。接着，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参加起义的官兵65人、民兵1人、家属6人，都出席了会议。

黄安舰起义后，国民党连续两天派出多架飞机到连云港码头侦察、轰炸。由于当地解放军陆军部队配合黄安舰警惕地反击、保卫，未被击中。随后。奉华东军区前委指示，黄安舰转移到苏北燕尾港堆沟(即陈家港)码头，伪装隐蔽。之后，国民党空军虽又多次到燕尾港一带寻找，均未发现，黄安舰才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颁发命令，重新任命黄安舰军官：舰长鞠庆珍、副舰长刘振东、舰务官刘增厚，并向鞠庆珍、刘增厚、王子良、孙露山颁发了奖状。给黄安舰全体起义官兵颁发了首创起义纪念章。

首举义旗的黄安舰，列编归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二军领导，成为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第一艘战舰。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渡江战役的炮声中宣告成立。黄安舰与在渡江战役中起义的海防第二舰队各舰等，成为人民海军第一批战舰。同年8月，黄安舰奉命从苏北驶返青岛，一则担负海防任务，二则为筹建人民海军青岛基地作准备。1950年4月，在纪念华东海军成立一周年时，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为战舰命名、授旗。黄安舰被正式命名为沈阳舰，编入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