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质的宽容与无奈

范质总结自己做宰相心得时有一句名言：“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他把宽容作为一个好宰相的必要条件，认为作为一个宰相，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能容难天下难容之人，在斡旋上下、协调左右、平衡利益、维护稳定中雍容大度、海纳百川。

在历史的画廊中，范质风度翩翩。他既有君子的风度，也有书生的软弱，宽容而不果敢，仁慈而不决绝，一句话：心太软。范质一生，五朝为官、两朝为相，一路风风雨雨，他总是本着慈让之心，宽厚之怀，容易感动，颇为顺从。后汉时他是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刘知远父子昏聩，郭威起兵夺天下，他躲避战乱，藏匿民间，后来被郭威找到，当时天下大雪，郭威脱下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他一感动就归顺了郭威，成了后周的宰相。“陈桥兵变”后，赵匡胤从陈桥回到京城，立刻就赶到范质上班的地方，一见到他就呼天抢地、痛哭流涕，边哭边向他诉说将帅们威逼利诱、迫使自己“黄袍加身”的种种无奈，范质心意软，就率王溥、魏仁浦等人向赵匡胤行了君臣之礼。其实，当时最有资格与赵匡胤叫板的就是范质，因为他是顾命大臣、第一宰相，地位比赵匡胤高，朝中文武几乎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尽管他对于赵匡胤谋权篡位的行径心里不耻，但还是宽容了，顺从了。他一顺从，朝中其他反对派便势如破竹，使赵匡胤不损一枪一炮夺取皇位。

有时候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良心的自责就是一种。宋初，虽然赵匡胤仍然任命范质为宰相、首辅，但范质丝毫也没有欣慰之感。人家沐浴新朝，欢天喜地，他却郁郁寡欢，一直忍受着良知的问责与道义的鞭笞。士大夫最看重的是什么？名节也！周世宗柴荣临终前将妻儿老小全托付给他，把他作为唯一可以依靠的顾命大臣，希望他辅佐少帝、照顾皇族，他却在关键时刻置自己的誓言于不顾，因为赵匡胤几滴虚假的眼泪而丢弃责任与道义，卑躬屈膝，俯首称臣，甚至没作一丝一毫的抗争。这种有悖纲常、伦理、道德的行为，同僚会怎么看？坊间会怎么说？后世会怎么评？也许，他的忍让，是不希望宫廷流血、同志互戮，不希望柴氏孤儿寡母成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但千理由、万理由，毕竟在他作为精神归依的孔孟之道里，牺牲事小，失节事大啊。有人因失节而一辈子人前抬不起头、人后直不起腰，他范质以君子自勉，却因自己的所谓宽容、所谓忍辱负重，而牺牲了人格与道义。

相对于五代末宋朝初的宰相冯道与赵普，范质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心感受和心路历程。相对于“长乐老”冯道那沾沾自喜的小人嘴脸，范质脸皮没那么厚，有自知之明；相对于为赵匡胤出主意、想办法、策划兵变谋反的赵普，范质与后周皇室关系过密，与赵匡胤之间隔了一层肚皮，在服务过程中难免投鼠忌器，顾虑颇多。因此，他处理事物不像冯道那般精明老到、游刃有余，也不象赵普雷厉风行，肆无忌惮。甚至他的宽容，也始终笼罩着一层软弱和悲凉的色彩，他的自责与愧疚，如同大山压在他身上，让他不堪负重，他希望得到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从范质后来的一系列表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种行为取向。他在宋初首辅多年，始终廉洁自律，从来不收受下级的馈赠，得到的俸禄与皇帝的赏赐，也大都送给孤遗贫弱，他死后，家里一贫如洗：他平时吃的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异品”，穿的也是粗布衣服，严于律己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成人之美，推荐后进，把吕馀庆、赵普等部下推荐到更重要的岗位；他谦虚谨慎，埋头著作，撰写《范鲁公集》、《五代通录》百余卷：临终前，他反复告诫儿子，自己死后不得向朝廷请封谥号，不得刻墓碑，这在历代宰相中绝无仅有。后来，宋太宗赵光义说，“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洁，无出质右者”（《宋史·范质传》）给了他相当高的评价。唯一一次看到他发怒，是当有人主张剪除柴氏孤儿寡母以绝后患、赵匡胤以商量的口气征求他意见时，他言辞激烈地表示反对，他说既是禅让，您对待人家太后，也应该像母亲尊敬，怎么反而威胁他们母子生命呢？于心何忍？让赵匡胤无地自容。种种迹象表明，范质一直在进行着自我灵魂救赎，希望从心灵深处得到道义上的平衡与良心上的解脱。

他解脱了吗？我看至死也没有，否则就不会交待儿子不请谥号、不刻墓碑了，难道他也像武则天一样，希望留下一个任由后世评说的“无字碑”吗？关于对范质的评价，前文所述赵光义的话，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意思是宰相中论讲规矩、礼仪、廉洁，没有能超过范质的人，只不过他欠周世宗一死，不能誓死效忠罢了。赵光义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自己不也曾自诩为周世宗的忠臣吗？何况，倘不是范质的软弱好欺与忍辱负重，倘不是他“欠世宗一死”，这天下是不是姓赵那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