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要素优化导向

摘 要：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供给侧视角下，中国产业具有总体发展水平滞后、新老产业供给失衡、企业经营较为困难、双创路径仍待完善等主要问题，未来应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作为供给侧的源头，要素优化的总体导向是从数量增加转向效率和质量提升。具体而言，劳动力要素供给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资本要素供给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主导，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供给从粗放供给转向集约利用，技术要素供给从引进消化转向自主创新，管理要素供给从总量优先转向结构优先，最终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升级；要素供给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30-0021-05

从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会议上分别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内涵、根本目的和主攻方向。首先，面对新常态的经济形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其次，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次，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可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要任务。产业增长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国内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应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追根溯源，从生产要素供给结构性改革方向的角度阐释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任务。

一、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与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三期叠加”到“经济新常态”，再到供給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党中央对治国理政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目前强调“供给侧”，既说明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的质量效率存在短板，也说明投入各类生产要素后的产出（产品和劳务）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而以往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放松银根等短期的“需求侧”刺激手段，其政策边际效用已经逐渐递减，有必要重点通过长期的“供给侧”改革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的落脚点是“结构性改革”，即着力以优化供给结构为目标的改革：用改革的方式方法，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增加有效供给，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1]，特别是解决中国产业发展中供给侧的诸多问题，增强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和对需求结构的适应能力，提高供给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满足社会有效需求，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可见，生产要素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源，主要目标是提高要素质量，其位于逻辑链上游；供给侧改革是一种优化流程的制度工具，主要任务是针对供给侧层面的薄弱环节实施重点改革，其位于逻辑链中游；产业升级是最终呈现的效果，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位于逻辑链下游。简而言之，三者逻辑关系是在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的导向下通过供给侧层面制度改革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因此，从供给侧层面确定好生产要素优化导向关系到中国产业发展的未来总方向。

二、供给侧视角下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目标

（一）供给侧视角下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2015年，中国产业结构首次形成“三、二、一”格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突破50%，标志着中国正式从制造经济时代迈向服务经济时代。但是，供给侧视角下中国产业发展仍存在四大问题亟待解决。

1.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中国产业发展的总体水平滞后，产业发展质量亟须提升。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农业发展目前存在农产品价格“天花板”、成本“地板”挤压、生产和价格补贴“黄线”、农业资源环境“红灯”约束的四大障碍，暴露出农业经营现代化水平低、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堪忧、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高等“短板”问题，例如目前全国还有2/3的土地仍然由超小规模的农户经营[2]，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作为第二产业主体的制造业发展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不论是技术水平、信息化程度，抑或是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任务依旧艰巨。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赖度高，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程度不够，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有待提高。第三产业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同第二产业的互动发展，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地位，服务业发展质量偏低。

2.新老产业供给失衡。中国新老产业供给失衡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供给过剩与新兴产业供给不足现象并存。在第一产业中，粮食总供求失衡问题较为突出：尽管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2015年突破6.21亿吨，但存在品种结构失衡和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的情况，形成三量（粮食产量、粮食库存、粮食进口）齐增的现象；在品种结构上，玉米是阶段性的供大于求，大豆供小于求的缺口扩大，稻谷平衡有余，小麦基本平衡。在第二产业中，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滞后。受政绩考核体制和现行中央地方财税体制的影响，存在产能过剩行业仍受到地方保护的现象。基础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造成了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和从业人员生活压力，例如2015年中国产能过剩行业工资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同时，高档数控机床、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却仍显滞后，不能及时满足国民经济重要行业的发展需求。第三产业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三类。一般而言，受行业特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最高，公共性服务业次之，生活性服务业最低。目前国内由金融、物流、信息、科技、商务服务等构成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供给能力有待增强，而生活性服务业也存在“小散低”的特点。虽然在“互联网+”框架下的“大物移云智”等新兴产业正在蓬勃兴起，形成了新的增长点，但是总体规模偏小，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势单力薄，有待发展壮大。

3.企业经营较为困难。在目前供给体系难以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背景下，许多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的现象。产能过剩行业的这类问题尤其突出，目前存在行业集中度低、产能利用率低和亏损面广的“两低一广”问题。行业集中度低主要表现为“散小乱弱”问题，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68%以下，行业亏损面分别达到或接近50.5%、

95%、50%、33%[3]。目前中国工业产品覆盖联合国规定的500种主要工业品目录，其中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关联行业范围广，“船大难掉头”现象也强化了市场出清障碍。此外，房地产行业的区域分化严重，较一二线城市过旺的需求而言，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压力较大。企业效益较低迷，利润受明显侵蚀，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债务负担，加之交易等成本税费与日俱增，造成较为严重的经营困难现象，由此导致的投资下行压力较为明显。从固定投资增速看，2015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10%，创十六年新低；二产和三产投资增速仅为8%和10.6%，较往年大幅下降。从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看，2015年，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6.1%。从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PMI）看，2015年12月PMI为49.7%，低于荣枯线和历史同期水平。总体上，市场需求总体偏弱，企业经营困难，社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

4.双创路径仍待完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下，目前一些创业行业的发展质量有待提高。一是创业项目过度集中于准入门槛较低、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社会投资明显过剩。特别是基于移动互联网APP应用开发的O2O项目，是双创浪潮下社会资本最为热衷的投资领域之一，然而过度的社会投资也造成了很大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一大批创业项目在经历2015年下半年的资本寒冬后销声匿迹。“打铁还需自身硬”，找准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提高创业项目的质量，是“大浪淘沙”后创业项目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二是政府部门对提高创业项目质量的作用有待提高。以互联网金融为例，“一行三会”针对P2P平台的监管框架和责任分工未能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执行更不到位，客观上纵容了P2P平台风险管理缺失的现象，更有P2P公司主动钻取监管漏洞，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三是一些政府部门为了完成双创任务指标，未考虑市场需求大肆建设创业孵化器，导致出现了“窝比蛋多”的局面，浪费了大量公共和市场资源。2015年，中国的众创空间数量已达500多家；截至2016年2月，北京市共有众创空间近200家，各类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服务机构150余家，服务企业和团队逾1.3万家。在各类孵化器的推进建设过程中，其服务标准和内容更应得到重视，以促进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创业项目可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视角下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目标

农业是弱质性产业，在非农产业逐步占据支柱产业的过程中，其比较效益日益下降，因此应着重优化农业经营结构与生产结构。优化农业经营结构既包括建立以“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规模化经营”为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包括完善以农民专业合作社、農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服务组织等方面为主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既包括完善促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的生产结构，还包括提高农业“接二连三”的能力，通过农业全产业链平台等方式实现同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突破一批重要领域的基础性、关键性、共性技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服务化，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进一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当前供给质量较低和数量较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领域[4]。

服务业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以知识型、专业型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上。其中，重点提升与制造业协同创新能力的行业，包括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及信息服务；重点提升运营效率的行业，包括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以及金融服务、商务服务；重点提升功能型质量的行业，包括生产性租赁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此外，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方向提升，公共性服务业的供给体系也要进一步优化，注重提升“互联网+”框架下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三、供给侧改革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要素障碍与优化导向

（一）供给侧改革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要素障碍

从中国产业发展现状看，生产要素存在人口红利渐退、土地和资金利用效率低、自主创新不足、管理滞后等弊病，导致产业国际竞争力偏弱、甚至难以满足部分国内市场需求的问题。

1.劳动力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近些年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自2013年开始，中国每年进入退休年龄的老人数量不少于1 700万，而新增的工作人口却不多于1 300万，人口红利转变成人口负债，且劳动人口总量下降的趋势在较长时期内不可逆转。

2.资本要素。资本供给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之一，既包括资金、股票、债券等货币资本，也包括基础设施、厂房、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实物资本。这里所指的资本供给，实质是物质资本供给，它与人力资本相得益彰，共同成为经典的两大生产要素。过去政府为稳定经济，在逆周期操作时倾向主导资本运作，由于资本利用效率低，为资源配置扭曲埋下隐患。同时，高融资成本、高税收成本也成为制约企业活力的重要因素。

3.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土地是经济增长中不可移动的生产要素，也是稀缺程度较高的生产要素。改革开放伊始，面对人才、资本要素均匮乏的局面，大量的土地供给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中国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有赖于低廉的工业用地价格，尤其是零地价现象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地方开发区的规模越扩越大；相对而言，居住用地却由于供给比例较少而价格偏高，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之间的比价机制亟待健全。除了土地以外，其他自然资源也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增长函数的自变量。以往研究表明，在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条件下，具备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等特征的产业发展对国内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甚至出现“污染天堂”假说，严重制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

4.技术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外商投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促进生产，还是国内企业积极引进国际技术并消化吸收，都凸显了技术是中国产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条件，这可视作为外生技术变化推动了产业增长。新增长理论将知识、研究与开发（R&D）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当中，强调持续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而模仿创新的弊端在于国外前沿和核心技术难以被引进国内消化吸收，与此同时，中国自主创新水平又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空间的拓展。

5.管理要素。在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化的新常态下，管理要素成为树立产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因素。显然，企业管理水平与政府管理能力都会影响到产業的市场表现。一方面，在以往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不太完备的背景下，许多企业曾经通过“野蛮生长”路径发展起来，占据了较高的市场地位，获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市场竞争中的各项标准逐渐刚性化、各项成本逐渐显性化，对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提高管理效率的要求就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政府管理能力仍有待提高，企业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体制机制障碍，复杂的行政审批事项等制度性交易成本仍制约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

（二）供给侧改革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要素优化导向

供给侧改革下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要素优化总体导向从数量增加转向效率和质量提升，具体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技术、管理五大领域。

1.劳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由于人才红利模式下生产活动的边际效率高于人口红利模式，因此，要推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供给侧领域要将原来粗放的人口红利驱动模式转向精细的人才红利驱动模式。在产业劳动力数量无法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加快促进高端人才集聚，努力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效率；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加大对教育、职业培训、公共卫生及健康等领域的投资力度，逐步提升劳动力素质；推动劳动力从低效率生产部门转移至高效率生产部门，改善就业结构。

作为生产要素的核心和创造价值的重要源泉，人才红利驱动模式是供给侧视角下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中之重。在农业领域，加快构建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将农业中职教育纳入国家财政资助政策范围，把职业农民培养为现代农业的主要力量。在制造业领域，吸收和培养具有优秀企业家精神的管理人才，加快打造一大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完善“研发—转化—生产—管理”整条价值链的人才培养体系。在服务业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产学研结合进程，提高科技与信息服务业中领军和紧缺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大力提升公共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2.资本。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主导。新常态下，要将资本供给的主导权从政府转向社会，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在公共领域大力推广特许经营、PPP等模式，吸引社会投资，发挥社会动能，建立政府与社会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合作关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完善新三板市场，发展和规范并购、资产重组市场，发展和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健全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市场；鼓励发展针对中小微企业特殊融资需求的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企业和机构，大力发展科技融资租赁公司，必要时通过特殊政策予以扶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企业，强化风险管理。

作为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社会主导的资本流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敏锐捕捉到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在农业领域，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优先保障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强化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和杠杆作用，完善贷款贴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业发展基金等政策与模式，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等领域的社会资本投向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在制造业领域，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基础性、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关键性装备技术的引进，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应用性、市场性技术的研发，重点关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领域，鼓励符合标准和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融资活动，推动金融企业探索开发适合制造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在服务业领域，引导社会资本鼓励扶持创新创业企业，特别是“互联网+”框架下符合市场需求的创业企业，拓宽创业项目的融资渠道，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融资效率，提高生活性服务业融资规模，加快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性服务业的建设和运营。

3.土地等自然资源。从粗放供给转向集约利用。对于土地等自然资源而言，未来支撑产业发展的导向，是从粗放供给转向集约利用，逐步转化部分工业用地变为商住用地，建立二者之间合理的比价机制；建立权责明确、监管到位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健全能源、水、土地等资源的集约利用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等交易制度，完善产业发展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不同行业发展都应重视对其供给导向的变化。在农业领域，通过土地整理，改良土壤质量，改善作业环境，整合耕地资源，提高边际收益。在工业领域，从严合理供给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凸显资源性产品稀缺性，放宽市场准入，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交易和监管机制，完善生态补偿、代际补偿和利益调节机制。在服务业领域，一二线城市要进一步提高商业、住宅用地使用质量和效率，三四线城市要收紧商业、住宅用地供给，为逐步消化房地产库存提供有利条件。

4.技术。从引进消化转向自主创新。在新常态下，技术作为中国产业发展中重要的生产要素，要逐步从原先的引进消化模式转向未来的自主创新模式。在中国产业发展中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着力构建科技管理基础制度和创新评价体系，建立不同决策层级的创新咨询机制，打造一批前瞻性、关键性领域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平台，部署推进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加强产学研融合创新，通过财政投入带动社会资本增加创新投入，在知识产权、产品标准、产品质量等方面夯实法律基础，给予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创新主体更大自主权；大力推广创新创业，完善激励创新的分配机制，逐步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营建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相结合的环境氛围。

供给侧改革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提高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其中既包括进一步拓展企业生产技术的前沿边界，还包括进一步提高企业技术的运用效率。因此，应通过研发新技术、应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改善管理流程等方面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从而推动中国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在农业领域，针对当前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加强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循环、有机、丰产等技术研发，开发标准化、规模化的前沿养殖技术，切实保障粮食与食品安全，促进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在制造业领域，不仅加大對装备制造、工业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应用领域研究，还进一步重视对能源环保、生命科学、空间、海洋、核等基础研究领域的前瞻布局与自主创新研究。在服务业领域，提高工业设计、信息软件、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对工业支持能力，促进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公共领域的技术手段创新，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创新。

要强调的是，作为技术要素的重点之一，信息将在未来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对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产品服务供给质量有重要意义。在“大物移云智”主导的信息大爆炸时代，三次产业发展都应重视对信息的应用，从原先的海量交换转向精效利用，积极结合“互联网+”框架，优化产品服务的生产经营流程，不仅事半功倍，而且有助于在新一轮市场洗牌中占据优势。

5.管理。从总量优先转向结构优先。曾经通过“野蛮生长”路径发展起来的企业不能仅满足于保持既有的市场份额，即总量层面的效益，而应通过改革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注重结构优化，简言之，即从效益优先转向效率优先，以积蓄后期的持续增长动力。同时，政府管理的能力也应进一步提高，从原先仅关注通过发展产业创造的GDP总量效应，转向通过各类经济化手段的产业政策调整优化现有产业结构，加快简政放权，降低企业成本，通过供给侧改革提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方面，要合理降低企业用工、物流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大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用足用好现有财政和货币政策，充实政策性担保机构等方面的资本金，构建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鼓励并规范发展要素市场；着力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简政放权步伐，大幅压减行政审批前置事项，全面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在帮助重要企业“爬坡过坎”方面，要积极化解产能过剩，严格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则分业施策[5]。在“消化一批”中，要注意政策目的是“解产业之危”而非“脱产业之困”，否则可能引发新一轮产能扩张；在“转移一批”中，要结合“一带一路”，深度挖掘海外市场潜力，通过海外建厂和营销的方式消化国内产能；在“整合一批”中，要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建立跨区域利益协调和共享机制，来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在“淘汰一批”中，要通过能耗、污染、安全等强制性标准和统一的企业推出扶助基金，以“软硬结合”的方式切实有效控制增量，疏导“僵尸企业”有序退出，积极稳妥化解存量。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结构性改革，在微观领域体现为通过改革的方式重新定位企业战略目标和重新架构内部价值链，以及不断优化创新政府推动产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在农业领域，加快搭建全产业链平台，以农产品供应链平台为龙头，自上而下整合生产、科技、物流、金融、批发零售等层次资源，对价值链的所有参与者实现深度开发和全面服务，从而真正实现供需匹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完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主体构成的相互促进并制衡的治理结构，形成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内部管理制度，目标是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特别地，在创业领域，要注重构建“孵化+创投”模式，通过为创业者提供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共享空间，发展新型创业服务模式，真正提高创业质量。

简而言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目标，要素优化总体导向从数量增加转向效率和质量提升，具体导向是：劳动力要素供给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资本要素供给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主导，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供给从粗放供给转向集约利用，技术要素供给从引进消化转向自主创新，管理要素供给从总量优先转向结构优先，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54-156.

[2] 孔祥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J].改革，2016，（2）：104-115.

[3] 任泽平.去产能的挑战、应对、风险与机遇[EB/OL].凤凰财经，2016-02-24.

[4]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5-05-19.

[5] 张军扩，赵昌文.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分析——政策、理论、案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0-12.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