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的几个特点

摘   要：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省境内各古文化在各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独立发展，又在迁徙交流的过程中互相融合;其发展模式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发掘的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分析，总结这一时期云南境各古文化呈现出的特征，尝试分析它们的形成原因，提出目前该项研究的一些困境，以及对今后相关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特征

一

云南地处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交界地带，境内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及众多支流，形成了洞穴、台地、坝子等适合人类生存的各不相同的小环境。各个小环境独立自主发展，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影响。不同于中原地区轰轰烈烈的发展，云南古代文化的变迁更像涓涓细流，虽也有跌宕起伏，却无波澜壮阔之势。在中原大地夏商王朝更迭之时，云南境内的各古文化也先后经历着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演变。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及新方法在考古发掘中的应用，积累了大量丰富、可靠的材料，使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逐渐清晰。

云南青铜时代发展初期，与中原地区进入铜器时代的过程大不相同。已有学者提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生态环境，导致其文化发展路径的多元与复杂，需要审慎地来认识不同地理单元内不同物质文化遗存的特质，寻找其可能存在着他者的发展范式和途径”，对于云南境社会分层较弱的组织结构，无法用“青铜器在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来作为标准衡量;对于如云南这样的边缘地区，“有意识制作青铜器”，即出现了与冶炼有关的信息，如范、炼渣、成型器具一同出现，则可以作为该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1]。本文所讨论的云南早期青铜时代，大致时间为云南境进入青铜时代以后，至地区古国青铜文化（如滇文化、哀牢文化、句町文化等）巅峰发展之前，约与中原地区商代初期至春秋时期相当。

二

本文尝试总结了云南青铜时代早期的几个特点，分述如下。

1、各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基本一致

云南境存在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典型遗址包括：剑川海门口[2]、大理银梭岛[3]、临沧那蚌[4]、耿马石佛洞[5]、龙陵大花石[6]及鲁甸野石山[7]等。

海门口遗址第二期晚段出现了小件铜器，第三期開始出现了石范，说明这一时期该遗址已进入了云南青铜时代，约为距今3500--3000年之间。银梭岛遗址第三期②开始出现了少量小件铜器，并发现较多铜渣，表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可能已出现铜器制造，约为距今3500-3100年。石佛洞遗址仅出土了一件实心的青铜器残件;该遗址文化堆积年代跨度小，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应属于早期青铜时代堆积，年代约为距今3500-3000年。那蚌遗址，文化层堆积较简单，遗迹较少;出土遗物文化特征基本一致，推测该遗址延续时间不长;该遗址文化层中发现了少量铜渣，并出土少量石范残件及铜管一件，说明当时本地已有铜器制造。该遗址出土陶器基本不见与石佛洞早期早段相似的口沿饰抹断绳纹或压印锯齿纹的花边口沿罐，而与石佛洞早期晚段及晚期的陶器在部分器形及纹饰风格上非常相近，已有学者将那蚌遗存归入了石佛洞文化范畴[8]，其堆积年代约为距今3400-3100年。大花石遗址也是一个堆积相对简单、文化面貌单一、延续时间不长的遗址;该遗址文化层中发现了铜渣、石范，说明该遗址已进入了云南早期青铜时代，出现铜器制造遗存的年代不会早于距今3500年。野石山遗址是昭鲁盆地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代表，仍是一个年代跨度较小的遗址，两件青铜器出土于主要文化堆积中;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前900年间。

综上，约在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初之时，云南境大部分区域已陆续进入了青铜时代（图一）。

2、陶器制造仍然发达

在铜器制造悄然发生并缓慢发展的过程中，陶器制造仍然处于手工业的中心。

这一特点在石佛洞遗址中表现最为明显。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纹饰精美、器型规整的陶器，下腹部饰绳纹、上腹部素面或饰刻划纹的钵，近唇部饰戳印鳞纹、有的还分布几个捺窝点纹的豆，饰对称纹饰的盘，各种形制的罐和釜等，均显示了娴熟的制陶技艺以及极高的审美水准（图二）。陶器多手制，以泥条盘筑为主，个别器物经慢轮修整，器耳、流及鋬这类附件为捏制，器形规整;圈足器、折肩釜、圜底罐的肩腹部多遗留有明显的二次对接而成的痕迹;对器表的加工也形成一定的规律，先通体滚印或压印绳纹，然后下腹部保留绳纹，上腹部或肩颈部磨光，然后再在磨光面上饰对称、精美的纹饰;部分器物（以钵、豆、釜最为常见）内壁也经刮磨或磨光处理。

石佛洞陶器的制造工艺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并未出现效率更高的轮制技术。虽然各类陶器器形、纹饰风格基本统一，但各器物的纹饰组合又各具特点，并非陶器生产专门化、产业化后的产物，虽然不排除石佛洞人群中可能存在技艺高超、甚至专门从事陶器制造，以供给石佛洞居民日常使用的人，但这样的生产规模离陶器生产产业化还有很大的差距。石佛洞陶器烧制温度较高，但器表颜色较为斑驳，应为烧制时火候不均所致;发掘中并未发现陶窑，推测可能为平地堆烧，或许也使用了薄壳窑（发掘报告“地层堆积”介绍中，多个文化层堆积均存在红烧土、红烧土夹层。由于无法辨别红烧土的形态，不能判断是否属于薄壳窑的“外壳”残留，但不排除该遗址已使用薄壳窑的可能）。陶窑的出现，一般也被认作是陶器制造工艺进步的表现。但从石佛洞居民的需求量来看，平地堆烧或薄壳窑已完全满足，不需要搭建虽然烧造效率更高、但建造工艺更复杂的陶窑。对于石佛洞居民的陶器烧制工艺，似乎并未完全遵循“平地堆烧--薄壳窑--陶窑”的逻辑发展顺序，“对于某一人群、聚落来说，陶器烧制技术是一个具体的技术选择，这一选择必须与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相适应”[9]，简言之，不管是制作技法还是烧造方式，促使其改进的动力，就是“社会需求”。

海门口一期的陶器，以夹砂黑灰陶居多，流行施纹陶，以口沿内壁抹光，外壁施刻划纹的罐类最具特点，为本地土著文化的代表;第二期开始，纹饰陶数量急剧下降，受西北地区南下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双耳罐、彩绘陶，器形也较第一期更加丰富;至第三期，西北文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耳罐数量大增，双耳由颈肩部的桥形耳发展为唇与肩相连的桥形耳。陶器在海门口遗存中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银梭岛第一、二期陶器以夹细砂灰黑陶为主，以点线纹组成的各种几何图案为代表，作为基本纹饰元素的戳印点非常细小，另有少量绳纹、交错绳纹，具有洱海区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进入青铜时代后，纹饰陶数量逐渐减少，夹砂红陶、红褐陶逐渐增多，陶衣逐渐兴起。虽陶器仍为手制，但也出现了慢轮修整的痕迹。红色、红褐色陶衣的逐渐兴起，是银梭岛乃至洱海区域青铜时代陶器制造的一个特点。

野石山遗址清理了陶窑一座，属青铜时代遗存。窑室大部分被破坏，残存底部，直壁，微凹底;残壁及底存留一层坚硬的烧结面。窑室内壁分别发现3个不规则竖坑，深约14-26厘米。窑内填土松软，杂大量烧土块、木炭及陶片。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器表颜色多斑驳，为烧制火候不均所致。结合陶窑的形制，推测当地居民使用了“浅坑薄壳窑”[10]来烧制陶器。发掘者认为，出土的大量陶器很可能为用于试烧的陶器，一是因为大多器形较小，似乎不太具备实用性;二是器表多加工平整，而内壁残留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内外壁的加工方式差异大;三是某类陶器在地层中密集且较完整的出土，这在一般居址遗存中很少见。若野石山确实存在一个试烧陶器的场所和工艺流程，这足以说明当地居民对陶器制造工艺的重视。该遗址出土的带单耳或双耳的小口垂腹罐、折肩碗、带耳或器身有系的长颈瓶等（图三），造型优美，线条流畅，不仅代表了昭鲁盆地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更是反映了这一时期该地区较先进的陶器制造工艺水平。

综上，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各遗址的陶器制造并未呈现衰退现象，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陶器生产出现专业化的趋向。这一时期并未出现人口增长的趋势，也未发现中心聚落的兴起，因此，对于陶器制造业，并未产生专门化生产的社会需求。人们仍然按照自己的喜好、遵循着本地的文化传统，在器形、装饰上不断创新，用所谓“原始”的方式，制造了一批批已可称之为“工艺品”的生活用品。

3、石器工具仍占主导地位

那蚌遗址位于澜沧江西岸，大花石遗址位于怒江西岸，两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较多磨制石器;打制石器以各种形制的双肩石斧为大宗;有少量砍砸器、刮削器等;磨制石器多为器形相对较小的条形、梯形斧锛类石器，另有少量镞、刀、环等（图四）。打制双肩石斧，利用江边的砾石，先纵向剥离出石片，再从石片一端的劈裂面向背面连续打击，修理出双肩;由于此类石器几乎未发现刃部有磨制的痕迹，且该类石器大多采用了石质硬度相对较高的火成岩、变质岩，磨制难度大，推测可能直接利用了石片远端剥离时自然形成的刃缘;石片背面基本保留了石皮。此类双肩石斧，虽然制作过程基本一致，但形制差异较大，器形大小也不同：有的两侧肩部线条较斜直，肩部不明显;有的肩部长度与刃部长度基本相当，刃部略宽于肩部，刃部呈圆弧状或舌状;有的刃部宽度几乎与器身长度一致，显得整器矮胖厚重;有的刃部两侧不对称，部分不对称可能因为打制时无意为之，但有的刃部呈靴形，明显是有意识加工出的不对称的形态。各种形态的双肩石斧，在同一个遗址中数量较为平衡，虽略有差异，但并未反映出某一类形态占主要地位。

打制双肩石斧是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广泛分布于怒江、澜沧江流域的一种石器。目前在该流域两岸已发现多处采集点;经正式发掘的遗址有云县曼干[11]、忙怀[12]、镇沅菜籽田、临沧新地梁子 等。这些遗址文化堆积薄，遗迹现象少见，出土遗物种类较单一，基本都为打制石器，甚至连同出的陶片等其它遗物都非常少见。由于原料易于获取，制作工艺相对简单，这种打制双肩石斧在工具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目前对这种石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器形的分类、对其使用年代的推测上[13]，对其功用的认识仅是从其器形特征来推测。这类石器是仅一种专门的用途，還是多用途工具？柄部的长短、宽窄有别，是为了手握方便，还是为了装柄使用？不同的器形，是否对应了不同的工作对象？对应的工作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刃部未发现磨制痕迹？同出的少量的尖状器、砍砸器，是如何配合使用，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结合新的科技手段来分析。

石佛洞遗址不见打制双肩石斧，以磨制精细的条形或梯形斧锛类石器为主（图五）。这种形制的斧锛类石器，主要发现于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如宾川白羊村遗址[14]、元谋大墩子遗址[15]等;伴出的石器还有凿、穿孔石刀、镞、纺轮等，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定居农业为主，存在渔猎经济的生产模式。石佛洞出土了大量磨制的斧、锛及凿、镞等，却不见穿孔石刀，可能是由于地区经济形态、时代的差异。该遗址出土了较多器形规整、磨制精细的星形石器，中心为穿孔，可能套于棍棒类一端，类似于杖头。此类石器非实用器，更像是权杖一类的礼器，持有该石器的人或许具有更加特殊或尊贵的身份。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礼仪用器，石器生产在石佛洞遗址都占据了重要地位，不仅广泛用于生产领域，也是当地居民精神生活的一种象征。

位于剑湖出水口两岸的海门口遗址，虽属澜沧江水系的遗址，但由于地理位置与洱海接近，其文化特征与洱海区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均出土了大量磨制的斧锛类石器;穿孔石刀、凿、镞等为常见器形。银梭岛出土石器与海门口的同类器器形相似，不仅有磨制的穿孔石刀、锛、镞，还有石质网坠。根据石器不同种类在各时期的比重，可以推测不同时期各经济生产方式所占比重的变化;如银梭岛遗址的网坠，在第一、二期基本不见，第三期开始少量出现，至第四期数量大增;说明了进入铜器时代后，渔猎业在银梭岛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综上，云南境各地在进入了青铜时代后，并未出现铜制工具逐渐替代石质工具的趋势，铜制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小型工具、装饰品的形式存在，在生产工具中所占比重微弱。石质工具仍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占主导地位。

4、社会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出现了礼仪中心的萌芽

海门口遗址以大量保存相对完整的木桩柱为特色，木桩柱为水滨木构杆栏式建筑的遗留 。第一期发现了较多小圆木桩柱及房址一座;房址平面呈长方形，总长550、宽220厘米，门向及门口位置不清;中部有一排小木桩，可能起更好的支撑作用，也可能为房屋的隔间。这一时期的木桩柱大小基本一致，分布多无规律可循。进入青铜时代后，海门口第二期的木桩柱数量增多，除了第一期常见的圆木桩柱外，还出现了半圆、三角、椭圆形等不同形制的桩柱，有些木桩上还有三角形的小榫孔;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较多横木，保存最长的横木长约601厘米;第三期仍有大量木桩柱，有的比较粗大，部分凿有榫孔。第二、三期的木桩分布密集，暂无法确认哪些木桩属同一个单位。从目前的发现来看，虽然木桩的粗细略有变化，也出现了榫孔，但这只是反映了海门口居民在建筑技术上的进步，是散布于整个发掘区的现象，并未集中于某一区域，即遗址中并未发现某些建筑形式存在更高级别的现象。海门口木桩柱分布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杆栏式建筑遗址，也很可能是剑湖区域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最大的聚落遗址。但这样大规模的遗址中，并未发现明显的等级分化趋势。

银梭岛为贝丘遗址，发现了少量建筑遗迹。第一、二期，清理了房址一座，地面建筑，平面呈方形，周边可能用石块垒砌墙或墙基，长约380、宽约340厘米。房址东南角有火塘。进入青铜时代后，第三期，清理了房址两座，均为地面建筑，有活动硬面和柱洞，其中一座房址中有火塘;另有少量木桩和火塘遗迹。第四期遗迹少，仅有一些零散分布的柱洞，无法确认建筑遗迹。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银梭岛居民仅是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聚落的规模基本未曾改变，也未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趋势。

石佛洞遗址发现的建筑遗迹均为地面建筑，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圆形;周围挖柱洞以立柱，柱洞内的支撑物多为竹子;发现了非常坚硬的踩踏面;另有少量灰坑、零散的柱洞、贝壳废弃堆积等;该遗址也是一处典型的居住址。

报告认为，“石佛洞陶器和石器制作代表该文化的最高水平，特殊的器形标示着它们有着特别的用途。制作精美、纹饰繁缛的陶器，很多并非为实用器，有可能是具有特殊用途的艺术品，有的应当属于礼仪用器。质料经过精心挑选、精工制作的特殊石器，如星形器、角形璧等有着独特的形制，它们也不可能是实用器，也是专门的礼仪用器”[16]。该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以对称规整的纹饰最具特色，但不同的施纹方式、施纹部位及纹饰组合，与器形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陶钵，流行在肩部以下至器底施绳纹;陶豆、盘，流行在近唇部施一周戳印鳞纹，有的在鳞纹下还均匀分布几个捺窝点纹;折肩釜，肩部以下至器底施绳纹，肩部以上磨光，有的再饰对称纹饰;这种对应关系，仅仅是反映了陶器生产的文化传统、工艺特点及较高的艺术审美，并未显示出某个类型具有特殊性，可能非实用器而为某一特定人群使用的特征。因此，我们还是倾向于石佛洞的陶器均为实用器;包括磨制精细的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器、骨器等，也应为实用器。

石佛洞遗址出土了几件星形石器、六角星璧形器（图六），其中星形石器分别出土于第8层、第6层、第4D层及第4A层，各层仅出土一件;两件六角星璧形器均出土于第7层;基本采用灰绿色或墨绿色硅质岩制作;第8层出土的星形器，复原后中部为空心圆筒状，上下边缘各对称分布有七个小锥状齿轮，中间对称分布七个长齿轮，大小齿轮对称交叉分布;其余的几件星形器器形基本一致，仅上下缘各对称分布六个小齿轮，中间对称分布六个长齿轮，大小齿轮仍对称交叉分布;这几件星形石器器形规整对称，磨制精细，几何切割和磨制技术均显示了高超的水平。六角形璧形器，器身扁平，肉部六等分，每个突出的角至空心圆筒中心的中线均起脊，脊线平直，器表光滑细腻，也显示了精密几何计算能力及高超的石器加工工艺。这两种器物似乎不具备实用器的功能，更类似于套于棍棒类一端作为杖头使用，或可暂归为礼器一类。目前此类器物仅见于石佛洞遗址。虽然从聚落规模及建筑形式等方面，并未发现石佛洞为中心聚落的有力证据，但该遗址的陶器、石器制造工艺远远高于同时期同区域的其它遗址，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力是客观存在的。遗址中已出现了礼器，数量少，且仅见于拥有高超生产工艺的人群中，石佛洞似乎已经出现了礼仪中心的萌芽。

综上，在各地进入青铜时代之时，各遗址的文化面貌并未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社会结构也未发现明显的改变，无论是大型的水滨杆栏式建筑聚落遗址，还是规模较小的洞穴遗址，其历史发展的轨迹是平缓的。在这种平缓的发展过程中，拥有更加先进技艺的聚落逐渐脱颖而出，率先出现了礼仪中心的萌芽。由于云南境特殊的地理环境，各地区的文化虽有交流影响，但由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各地居民在自己的空间里生活繁衍，安居乐业，并没有过多的来自外部的生存压力，因此聚落发展相对缓慢，即使出现了礼仪中心的萌芽，社会分层现象也并不明显，更是没有了产生中心聚落的社会背景和需求。

三

云南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由于发现的铜器少、与铸造相关的遗存更不容易被发现;陶器制造、石器制造工艺仍然发达，石器使用时间相对较长;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等方面未发生明显的变革;诸多原因，导致部分可能已进入了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还是被当作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近年来经正式发掘的一些遗址，原生文化堆积中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铸造铜器相关的铜渣、石范等，这些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已进入云南青铜时代。以此为基础，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可尝试逐步甄别出一些被归入了新石器晚期、实际已进入云南青铜时代的遺址;特别是部分未经发掘、仅发现了陶片及石器的采集点，对其年代的判断更需谨慎。这对于了解云南古代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古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的过程。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古文化发展过程相对平缓。即使有外来文化的进入，也是以交流融合的和平方式，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武力入侵或替代的特征。正因为缺少了外部竞争的压力，在所谓的“更先进”的青铜制造技术出现后，本地居民似乎并不急于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人们延续了之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生产上，并未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聚落的规模似乎也未发生大的变化。虽然礼仪的概念已经萌芽，但等级的出现似乎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所谓的西南地区“文化滞后性”，也不过是当地居民对生活方式的一种自然选择。

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境兴起了几个“国”或部族，即滇中地区的古滇国、滇西地区的古哀牢国、滇东南地区的句町古国、滇东北地区的夜郎古国、滇西北地区的昆明族遗存等;各古国均以发达的兵器、礼器最具自身特点，代表了其所在区域青铜制造的最高工艺水平。然而，各地是如何从仅生产小型工具，逐渐发展为制造出各具浓郁的地方特色、器形多变、工艺复杂、纹饰丰富的青铜器，达到青铜时代的巅峰？促进铜器生产发展的动因是什么？中原地区对云南矿料的开采，是否对云南铜器的生产制造产生了影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今后值得探讨的问题;填补云南青铜时代早中期之间的缺环，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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