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礼乐文明研究概述

随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兴起，郭沫若、李济、梁思永、夏鼐、唐兰、苏秉琦、李学勤等众多学者先后参与相关研究与讨论，内容涉及到了中国进入文明门槛的时代、中国文明的来源、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等相关问题，取得了大量成果。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有学者涉及到礼制、礼乐文化与中国文明关系的研究，李先登等学者注意到礼器或礼仪建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征；高炜等学者提出礼制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郭伟民等学者则提出了“礼乐制度”是中国文明的标志；许兆昌、幸晓峰等学者对乐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礼制”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概况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中，有许多学者探讨了“礼”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一些学者根据文化遗存中的札器和礼仪建筑等来研究文明起源的状况。李先登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中提出，我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和城市。吴汝柞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几个有关问题》中通过对礼制建筑和礼器进行分析，认为“礼”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徐苹芳和张光直在《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中指出，商周的城市、礼器等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标志。许顺湛在《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中则把古代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归纳为科技成就、城市、礼仪中心形成和文化艺术四个方面。马世之在《中原龙山文化城址与华夏文明的形成》中指出，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都是华夏文明的要素。张德水在《祭坛与文明》中认为，祭坛、庙宇等礼仪性建筑的出现表明文明因素已经产生。

另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礼仪和礼制已在古代中国的早期社会中存在，并主张礼制应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中说，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11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已表明当时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孙广清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观察》中提到，祭祀和礼制是统治者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张强禄在《龙山时代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的两个阶段》中认为，文明的诸要素如青铜器、文字符号、原始城市、礼制的雏形等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而且都有一定发展。魏京武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论中国文明形成的融合性》中提出，中国古代文明进入发展期的主要标志就是统一国家、标准文字、阶级的出现，以及金属器的普遍使用和礼制的最终确立。牟永抗和吴汝柞在《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中说，礼制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根本法规，是进人文明时代的最重要标志。高炜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进展》中指出，礼制是中国文明固有的特点和组成部分，是中国文明要素之一，宗庙等礼仪性建筑和玉器等礼器这些文明因素，都是“礼”的外在物化形式，都按照礼制来表现社会功能，因此该把礼制的形成作为进人国家社会的重要标志。陈剩勇在《良渚文化的礼制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认为，用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所谓文明要素来界定中华文明是行不通的，而应该以礼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尤仁德在《玉器与中国文明起源》中说，玉器所反映的礼制与王权相结合，是文明起源的中国特色。郭大顺在《红山文化的“惟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中说，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反映人与人关系变革的礼制的出现。

有的学者使用了“礼乐制度”、“礼乐文明”、“礼乐文化”等概念，明确提出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郭伟民在《史前祭坛概论》中提出，人类的宗教精神体系大致经历了巫术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变化过程。1989年《考古》第12期刊登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里面提到高炜的观点，他主张礼乐制度形成于公元前三千年的龙山文化时代，他在《龙山时代的礼制》中更进一步认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把礼乐制度的形成作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许宏在《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一文中写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的问世，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文明具有鲜明的特色，其精髓在于礼乐制度。”张辛《礼与礼器——中国古代礼器研究札记之一》一文，开宗明义指出：“中国文化是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随后，引用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之“礼”和“礼器”作了详尽考证和论述，其中也少量涉及到对乐器和舞具的考释。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学者在讨论中却更多的讨论“礼”，而较少涉及“乐”，也没有把“礼”与“乐”分开。

二、“乐制”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概况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中国古代“乐制”和“乐文化”的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宋会群在《中国乐制初探——韶乐的嬗变及其内含》中，对文献中关于《韶乐》记载的资料作了比较完全的收集整理，讨论了《韶乐》的名称、创作的时代、作者，三代时期《韶乐》的继承和修改，以及《韶乐》在汉至隋更名后新创乐舞中的传承和演变。该文将“乐制”作为礼乐文化独立的部分加以考证，注意到中国乐制的独立价值，集中讨论了《韶乐》的发展演化，对中国礼乐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探讨有重要启发，也说明在我国学术界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中国古代乐制的建立和发展及其重要地位，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熊申英《<韶>乐考——并由文献中<韶>乐见舜的治国之道》则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韶》乐名称，并通过对《韶》乐的内容及其影响的探讨，认为《韶》乐的核心意义在于反映虞舜的治理天下之道。韩玉德《<韶>乐考论》则对《韶》乐的历史传承及影响作了系统的梳理。而许兆昌承担的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研究精品项目“萨满教视野下的中国上古乐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表论文数篇。其中《虞舜乐文化零证》一文，对我国上古时代专职乐官的设立，及对世官制度的影响作了考证和论述，提出了“从舜本人及其父、其远祖均通于乐来看，有虞氏是原始社会末期以及文明社会早期一个以乐为技能特长的著名族群”。作者观止《韶乐》，认为“《韶乐》本为帝喾所作，经过精于乐律的有虞氏的加工和改造，遂成为一时盛乐”，后在周公制礼作乐的大规模改造中，逐渐丧失了巫舞特点。而《“樂”字本义及早期樂与薬的关系》一文，则从“樂”字的初始构形进行分析，探讨了“樂”的原始内涵，认为乐舞是一种原始医疗方式，“樂”字作为音乐的含义反而是后起的。在《试论上古时期“乐”的政治表达功能》一文中，许兆昌经过研究认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乐，是一种集诗歌、音乐及舞蹈为一体的复杂的艺术形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表达政治意见的重要功能，是其时重要的政治语言之一。它的政治表达功能可以归纳为政治评论、参政语言、政治沟通及风教百姓等四个方面，涉及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平级交流等多个层面。

因而乐的政治表达功能，是我国上古时期乐文化社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幸晓峰对石璧、玉璧作为早期乐器使用的可能性作出了可贵的成绩。其论文对我国集中出土成组玉、石璧的主要考古文化遗址：良渚文化反山遗址和高城墩遗址、齐家文化皇娘娘台遗址和喇家遗址、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盐亭麻秧乡遗址及成都金沙遗址，作了玉、石璧的音乐声学测量及相关研究。其中《良渚文化反山遗址出土玉璧音乐声学特征的初步探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玉石璧音乐声学性能初步研究》、《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玉石器的音乐声学测量及初步探讨》、《三星堆、金沙、盐亭遗址出土玉石璧音乐声学性能的初步研究》等论文指出，古文献中关于玉音(声)及璧与音乐相关的记载，说明玉石璧可能是玉音的载体，并对几个相关遗址出土玉石壁的形制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说明其具备良好的音乐声学特征。其音乐声学测量结果也证明玉、石璧具有良好的音乐声学性能，且成组玉、石壁的音高构成具有地方音乐特色的音阶。《良渚文化玉璧功能新探》、《三星堆遗址出土石璧的祭祀功能和音乐声学特征》、《三星堆一金沙商周礼乐文明研究——祭祀礼仪》、《三星堆一金沙遗址商周礼乐文明研究——“尸”的艺术再现》等文则对成组玉、石璧的社会文化功能作出两个方面的推测：一是作为大型祭祀仪式中的乐舞用器；二是可能作为我国文献记载的虞舜时期之“同律度量衡”的标准用器。由此进一步表明：礼乐文明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外对中国古代乐文化的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乐器的音乐声学性能上。近年来，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学终身教授程贞一先生先后出版了《黄钟大吕——中国古代和十六世纪声学成就》等专著，发表《从公元前五世纪青铜编钟看中国半音阶的形成》、《曾侯乙编钟在声学史中的意义》、《曾侯乙编钟时代及其以前中国与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国早期谐和音列系统的研究》等多篇论文，对河南舞阳骨笛、殷墟编磐、曾侯乙墓编钟的音乐声学特征，作了科学精确的计算和多方面论证，论述了中华文明取得的声学和律学成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音乐声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的观点。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在许多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古代声学和律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多项成果及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中国礼乐文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研究方法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