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之再诠释

【摘要】成立于1922年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是近代华西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里程碑。它重点考察川西北、川康、川藏及滇北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内容涉及人文、自然、科学领域，成果丰硕，有较高学术价值，至今在海内外论著中占有很高“引用率”，对西部大开发亦有参考价值。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是华西文化西渐之先驱，吸引着国际汉学界对华西地区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基督教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3－0000－82

1922年春，一群来自不同国度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v，简称“学会”)。学会以研究华西政治、人文、风俗、环境以及这四个因素对当地民众的影响为目标，计划通过调查、出借设备、举行讲座、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方法来促进其研究。学会活动近30年，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世纪20、30年代一系列具有“民族”、“国家”性质事件发生，学会从一个基督教学术团体转变为一个国际性学术机构，朝着本色化迈进。更值得关注的是，学会早期以西方学者为主，后期以中国学者为主，运用现代意义的理论，多视角研究华西社会，具有综合性多元化的特征。

一、学会的创立与发展历史

可以从多维角度去探讨学会成因，但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播。四川基督教历史开始5：1868年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和伟力(A.Wylie)来川考察。1877年至1898年，在华各差会纷纷派人来华西传教和建立教会，随之创办起教育、医疗及慈善事业。华西协和大学建立是华西基督教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这为学会创立打下基础。20世纪初，成都成为华西传教中心，大量传教活动在此进行，最具影响力的是筹建华西协合大学。1905年华西差会顾问部决议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1907年，美、英、加国基督教五个差会联合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办学宗旨是“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教事业”。章程有“本大学之目的拟在华西于基督教主办之下，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大学文理并重、重教学亦倡科研。创办者毕启(J.Beech)称华西“是个非凡的地方，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等的宝库。”

学校早期师资均是各差会选派有教学科研经验的外籍专家学者。他们意志坚定、事业心强，有奉献精神。1914年服务于研究的大学博物馆创建，这促进了学会的建立，出现以华西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是历史的必然。学会倡导人莫尔思说，“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我们神圣使命与职责。我们将为伟大的科学事业进行研究、工作和献身，宗教信仰使我们感到必须走这条路。”这表明学会与教会大学创办，与华西基督教教育事业，乃至基督教在华西传教运动有关，是基督教在华西传播的产物。

以美国学者莫尔思(W.R.Morse)为首的12位西方学者是学会创始者。他们是赫立德(G.G.Helde)、戴谦和(D.S.Dvs)、布礼士(A.J.B race)、茂尔(J.R.Muir)、周芝德(A.E.Johns)、彭普乐(T.E.Plewman)、冬雅德(E.Dome)等。叶长青(J.H.Edgar)是荣誉会员。学会总部设在成都，执行委员会既是组织杨心又是研究主力。

学会分为：创建、发展、鼎盛、结束4期，即1922－1929、1930－1940、1941－1948、1949－1950。从政学关系探讨，学会兴衰与政治息息相关。基督教在华西传播导致学会产生，随后的国民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等重大事件，无不对学会产生影响。创立之初受20年代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与大革命冲击几乎夭折。非基督教运动引发反思，推动学会向本色化发展；30年代抗战爆发，带给中国灾难和痛苦，但大量中国学者来到华西，给学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40年代政府对边疆高度重视，于是乎边疆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学会顺势推进，步人鼎盛；抗战胜利大批中国学者返乡，接着新中国诞生西方学者回国，新旧交替滞留者无暇顾及，学会自然衰落。1950年以后停止活动，淡出中国学术舞台。

1922年4月21日学会召开大会通过《章程》。《章程》规定学会名称、目的、成员构成、研究活动及其组织结构。会长莫尔思发表就职讲演，强调研究的重要性：既能增进对华西的认识又为基督教传播服务、既能为华西乃至人类谋福利又为人类知识文库作贡献。20年代以莫尔思、赫立德、戴谦和为首的执委会召开了45次会议。举办讲座40次，涉及宗教、民族、民俗、地理、气候、水利、动植物、公共卫生、教育等内容，形成综合研究态势。组织3次赴川康藏的夏季考察。成立当年，莫尔思率队前往汉藏边疆开展调查。局势动荡考察一度停止，直到1929年，会员才恢_复考察和向学会提交考察报告。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24年出版第一卷，20年代发行3册。1924年学会与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合作，以图书馆为藏书之地，以博物馆为研究基地，并酝酿筹建学会图书馆。学会重视外联，与海内外49家学术机构建立起交流关系。接待瑞士、美国访问学者。初创发展缓慢与《章程》限制人数、拒绝“本土化”、经费匮乏有关。1927年革命，导致成员离开华西，出版物无限期推迟，学会一度濒临绝境。

1931年修订《章程》规定，只要对华西研究感兴趣即可入会。中外学者踊跃加入，会员一度多达224人。1930年已降，杨少荃、方叔轩等国人人会，到34年为止，共有24人加入，占会员16％。学会称此举措是为创一流会刊。笔者认为是受当时民族意识高涨及非基督教运动影响。这对教会极大震动，包括中国基督徒在内的基督教人士都在反思，结果是“本色化”是实现“中华归主”唯一出路。学会随之决定吸纳国人人会。举办讲座125次，是上期的三倍。主题更广阔，尤其关注西藏和汉藏边疆民族的研究。对这块未开发土地充满热情与执著，认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亟待推进地质、地理、人类学、考古、生物，社会、语言研究。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与道德正决速袭来，不马上行动，很多原始状态将永远失去。中国学者登上学术讲台主讲17场，是本土化的趋势。

组团赴康藏及川西北岷江流域考察次数超过上期。1934夏组织4支科考队，分别由莫尔思、葛维汉((D.C.Graham)、罗成锦(H.D.Robertson)、李芝田(R.O.Jolliffe)带队赴云贵川交界处考察。罗成锦、陶然士(T.Torrance)前往松潘，莫尔思、

启真道(L.G.Kilborn)率学生远征云贵边疆，葛维汉赴川滇之地，李芝田、刘延龄(R.G.Agnew)去康定。葛维汉赴边疆的次数最多。会刊出版8册。从1932年第4卷，获哈佛燕京基金(the Harvard-Yenching Researah Fund)等国内外机构捐助，发行日趋规范。篇幅益见增多，内容亦见精彩，国际间亦渐有其相当的地位矣。《china Journal》评，内容非常丰富，主题范围广阔，涵盖华西民族人情、宗教信仰、人文自然历史，及汉藏边疆最有价值信息。

外交活动频乃。1933年9月举办中国艺术展，有数百人参观。1934年接待杂谷脑喇嘛一行，活动包括招待会、参观博物馆、客人演奏宗教音乐。与史密斯索尼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e)、中国边疆研究学会建立联系。到1937年，与之交流机构分布在：中、加、美、英、德、俄、瑞士、比利时、印度、澳大利亚、南美及香港地区。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及文教机关内迁，华西成为“民族复兴”之地和“抗战建国”大后方。政府需要开发华西为长期抗战之准备，而边疆民族最多，政府亟须了解状况。政府重视与学者关注，边疆研究有“空前绝后”之感。抗战的华西坝，学人荟萃，盛极一时，是后方文教中心之一。大批学人涌入，给学会带来前所未有机遇，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学会发展达到鼎盛。

学会于本期选出10位会长，其中5位是中国学者，占总数的50％，中国学者已成为该组织中坚。截止1948年，共有82人／次举办讲座。主题扩展到历史、文博、考古、医学、音乐、农业、政治、文教、生化。国人讲演49次占总数60％，本土学者成为研究中的主力。学会成员参与政府学校及社会团体考察团。如刘承钊11次到川康及陕、甘、青考察。李安宅赴甘南、川康藏区调查。冯汉骥赴四川西部汶川一带对藏、羌、彝族调查。葛维汉随中国教育部派出的学生服务团赴川西考察。刘恩兰带华大学生赴松潘、大小金川考察。李方桂随华大社会学系考察团前往川康考察。

40年代共发行9册会刊，1940年起，每卷分为A(人文).B(自然)编。1943年与大学博物馆、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举办羌族文物展，有数百人参观，产生一些社会反响。1944年创建葛维汉图书馆，以葛氏命名是为纪念他长期以来对学会无私奉献，到50年代有藏书万册。

抗战胜利内迁华西坝高校迁回原籍。学会成员侯宝璋、张奎、李小元、徐益棠、刘恩兰、林耀华、李芳桂、吴金鼎相继离去，对学会产生一定影响。1948年大学博物馆成恩元讲“邛崃唐代龙兴寺佛教石刻”后，停止开讲座。会刊在刊出1946年度研究成果后，因经费匮乏休刊。为会刊继续出版，顾问林则(A.W.Lindsay)提议与大学杂志合并为“华西研究杂志”，方案未果。从1947年起，郑德坤、葛维汉、启真道、林则都曾向海外寻求援助，未果被迫停刊。1950年6月在林则住宅举行年会后，组织活动停止。1952年，执委会7名外籍人士相继回国，5名本土学者各奔东西，学会成为历史。

二、“华西研究”所涉学科领域及研究成果

学会致力推进华西边疆研究，重点关注川西北、川康、川藏及滇北藏、羌、苗、彝等。涉及领域宽广，人文自然科学囊括其中。研究成果丰硕，会刊发表300多篇论述，其中，人类学、宗教学、生物学文章最多，占总数1/3，历史、考古、地理、语言文学各数十篇，医学、农业、教育、艺术、气象、环境、交通、建筑都有涉及，学术价值高，不乏开山之作。运用现代意义理论方法，多视角研究华西社会，综合性多元化是其特色。

人类学研究是重点。学会成立初衷是研究藏族等少数民族。华西多民族为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在实地调查与学术讲演中，以人类学为题的几乎占总数1／2，会刊亦刊出大量文论。研究以康藏为中心，即今学界称之“藏彝走廊”地区，亦其拥有的“独一无二”领域。这里藏民笃信藏传佛教，文化特点显著，彝族亦有着鲜明特点，且盛行奴隶制。本会研究主力有叶长青、陶然士、莫尔思、葛维汉、李安宅、林耀华、郑德坤、冯汉骥等，亦被李绍明视为华西学派的主要人物，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西南民族文化所必备。莫尔思从1916年收集华西人体质人类学数据，1935－36年主持3次考察，1937年发表四川10个民族3051人检测资料的《体质人类学观测一览表》，1938年在《英国人类学杂志》发表论文。他是20世纪中国体质人类学领域中贡献较大学者。

葛维汉十多次赴川康藏区考察藏彝苗羌族，调查民族文化与习俗，收集到不少文物，在会刊发表数十篇人类学文章。他的专著《川苗歌曲和故事》与《羌族习俗和宗教》，分别获维京奖(Viking)和古更赫姆奖(Guggenheims)。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是对拉卜楞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及藏族历史的研究。内容阐述了藏族文化背景与历史概况，说明藏传佛教前的信仰与早期佛教以及整个格鲁派佛教状况，并针对拉卜楞寺进行个案研究。庄学本《羌戎考察记》，冯汉骥《倮倮之历史起源》、《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都具有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人类学参考价值。

宗教研究也是重点，尤其关注华西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以科学研究为手段促进天国发展”是基督学者的潜意识，掺杂有福音传播目的，研究受基督教传教功利影响。会刊载339篇文章，其中50多篇与之有关，占总数16％。被誉为人类学华西学派领军人葛维汉、李安宅都注重民族宗教。葛维汉研究汉、苗、羌原始宗教及藏传佛教，发表有《四川汉族原始宗教评论》、《藏族宗教仪式与节日》等。在《羌族的习俗和宗教》(1958)中，他用2／3篇幅来叙述羌族宗教信仰，是研究羌族宗教的权威之作。李安宅1944年赴西康北路藏区研究藏传佛教黑、花、红、白四种教派，撰《喇嘛教萨迦派》、《本教：说藏语人民的魔力般的宗教信仰》等论著，是本土学者民族宗教研究的开拓之作。他随边疆服务部同工赴川西及西康考察，有很多重要发现。

陶然士是羌族研究的先行者。在《羌族历史、习俗和宗教》(1920)及系列文章中，都说羌族是一神论者，是古老的以色列人后裔。他的观点对当时的汉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葛维汉在《羌族的习俗和宗教》中对陶然士观点提出置疑。他认为羌族不是一神论者而是多神信仰。羌人崇拜五大神灵、十二家神和许多地方神，即便是一些树和岩石都有保护神，他们只是没有为自己崇拜的神灵造像。同时，羌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和体质特征都表明他们不是古老的以色列人后代子孙，而是属于黄种人藏缅支系。葛氏运用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羌民的宗教与社会习俗进行解释，被国内外学界公认为以西方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川西羌族社会的重要奠基著作。

“宗教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宗教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允从某种意义来看我

们的研究报告将对基督教传教事业产生影响。”传教学者因基督教福音传播的目的性，对民族宗教研究难免混淆学术与福音传播的界限，但当国人还在讨论宗教归属问题时，学会以科学态度将宗教纳入人类学范畴，首开之功勿庸讳言。

历史、考古中不乏开拓之作。中西学者运用西方理论研究华西历史，尤其关注四川。董宜笃(v.H.Donnithorne)《四川汉州黑暗与黄金时代：房公与张献忠》、布礼士《四川的秘密社团》。杨少荃是同盟会会员、辛亥保路运动领导人，《1911－1912年的四川革命》，再现辛亥保路运动全过程，荣获国民政府三级铜质勋章，是研究那段历史珍贵文献。1933年冬，葛维汉与林名均主持三星堆首次发掘，次年发表《汉州发掘的初步报告》。葛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郭沫若认为他们有关周代早期文物的判断是可靠的，赞誉他们是华西考古开拓者。《报告》向世界介绍这一青铜时代的地方文化，揭开了四川“三星堆文化”研究新纪元。1940年戴谦和在《华西的人类和他的文明》中大胆预言，随着科技发展，再隔20年，华西某个地方，早期人类化石将被意外发现，“北京人”那样的原始人化石有存在的可能。1950年以来，华西考古有重大突破，陆续发现“资阳人’、“巫山人’、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戴氏的科学预见令^折服。

抗战时考古学家吴金鼎来到华西。1939年他带领中央博物院大理考古队对云南大理及附近的洱海一带进行调查，发现遗址32处，主持挖掘数处，出版《云南洱海考古发掘报告》，奠定起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学基础。郑德坤1940年代发表论文《四川史前石器文化》、《四川古代小史》，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的视角去探索华西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开创四川史前考古、古蜀历史第一页，被誉“四川考古学之父”。在《四川古代小史》基础上写成的《四川古代文化史》，是巴蜀文化研究史上的第—本专著。

地理类有葛维汉《松潘采集行记》，最早向海外揭开九寨黄龙神秘面纱。刘恩兰赴川西北松潘理县茂汶一带运用人类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对部族的人文自然环境进行综合考察，发表《地理环境对部族社会习俗之影响》，考察照片在美国《地理》上发表。最值一提的是，费尔朴(D.L.Phelps)《峨山图志》(1936.哈佛燕京学社)。费氏是翻译《峨山图说》的西方第一位人，该书是西文介绍峨山第一书。它以专著的形式将中国佛教圣地峨眉山介绍给西方，向世界揭起“蛾眉媛”的神秘面纱，在促进华西与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贡献较大。据费氏《自序》，自从随学会科考队去贡嘎雪山考察归来，他便对华西自然山川产生了崇敬之情。数年后他来到佛教圣地峨眉山，峨山自然之美与人文景观和谐统一令其神往，有关中国人信仰诸问题困惑其心，“‘蛾眉媛’于中国宗教经验中果占若何重要地位?唐宋明诸代，巨绅显宦必甞盛其騶从，往来于此日久就圮之梯道上，此非吾人所可记忆或想象乎?然则此上帝之创业，人工之大观，其将再为中国人之最上经验，最高希望之中心与象征乎?”认识中国人宗教信仰是他潜心研究的动力，这表明传教士学者在治学上也不辱使命。他是将峨山作为中国人的精神象征来研究的，深信中国文化的精髓有助西方文化借鉴，值得西方发扬光大。

语言文学研究，关注民族语言与民间文学。西人对民族语言重学习轻研究，仅有叶长青《吐番字源考》、《中国西部语言变迁》。对民间传说感兴趣，白思德(B.E.Bassett)《中国神话概论》、洛克(J.Rock)《摩梭人的洪水传说》。本土学者闻宥《云南四种罗文之比较》，是对云南路南县、昆明县四村罗文经卷加以研究，得出罗文同源，本原乃意字而非音字结论。李方桂考察归来讲演“嘉戎人的语言”，惜未发表文章。

对华西生物学研究颇有建树。会刊B编自然科学版刊载大量有关华西动植物类文章。中国学者是该领域主力，运用西方科学理论方法，结合华西动植物进行研究，开启华西动植物分类之门，以其特有动植物，填补世界生物学领域之空白。他们中间走出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刘承钊《华西两栖纲的自然史研究》、胡秀英《华西青东科植物新种》、方文培《峨嵋杜鹃之分布》。刘承钊是华西动植物学研究领军人。在会刊发表10篇华西两栖类论文，是中国两栖类研究开山之作。

医学成果丰硕，多有开拓性。中国口腔医学创始人林则《中国牙科学》是该领域权威之作，至今是学生必读之书。少数民族口腔学先驱刘延龄，多次赴康藏调查、研究藏、苗饮食习惯与口腔疾病的情况。刘延龄尊重中国医学，研究中医，发现中国古代医书《黄帝内经》上把牙病分为风牙、虫牙、牙疳三型。在1926年发表的《四川人的口腔病》中，称《黄帝内经》是世界上最早记述牙医的典籍，认为牙周病、龋病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提出中国是最早发现的牙病并有文献记载的国家。这一结论得到国际学者重视和引用。

侯宝璋1941、43年应边疆服务部之请，赴汶川、理番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表《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在考察儿童“恶浊”病病理时，他发现黑热病的病原体寄生虫一一中华白蛉，从而证实中国黑热病分布不仅限于北方，四川汶川一带流行的“恶浊病”，亦即医学上的黑热病。发现黑热病，堪称当时华西边疆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莫尔思发表《中医修炼及原理》、《中国针灸技法节略》，归国出版《中国医学》被誉为“中医类英语书籍中最简洁的叙述”。陈耀真《川西区眼疾之调查报告》、李哲士(s.H.Liljestrand)《汉藏边疆金河地区地方性甲状腺病调查》、胡秀英《中国草药：土茯苓》、张奎《成都家蝇是肠道寄生虫之载体》都是当时之佳作。

农学研究具有较强实用性。西方学者是华西农业科技之先驱。叶长青《可耕土地大麦调查》、徐维理(w.G.SeweH)《松潘羊毛》。戴谦和《四川农业水资源的应用》、《成都平原太阳能之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成都平原太阳能之研究》是戴氏长期观察成都平原阳光的成果，主要研究太阳辐射与植物生长、分布之关系。40年代随政府、学者对农业科技关注，本土学者成为该领域主力，李先闻《单倍体小麦细胞学研究》、管相桓《稻属细胞遗传学之研究与应用》。杨鸿祖《促成甘薯开花结实研究之初步报告》，是研究甘薯育种的。过去我国育种学家研究颇少，四川农业改进所粮食作物组科研人员从1938年开始这一研究，希望通过新尝试来促使我国甘薯育种与遗传研究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学会的研究是综合性、学术性的，深度与广度均处时代之先锋。20、30年代以西方学者为主，40年代本土学者成为其中主力。笔者统计，40年代会刊(第12-16卷)有95篇文章，国人58篇，占总数60％多。郑德坤函告闻宥，学会拥有大量高水平文论，部分是西方学者的，而大部分是中国学者的。本土学者已成为学会研究中的主力，其

中不乏领军人。

三、学会的作用与影响

学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在中国边疆研究史上占有不可或缺地位。它是中国边疆研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华西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里程碑。马长寿在回顾边疆研究十周年(1937－47)时说，当时从事边疆研究诸学会中，该学会是“工作最为努力”，会刊“最有历史性”的。学会是基督教在华西传播的产物，但20世纪人文自然科学发展，为现代意义“边疆研究”提供了学理及方法上的支撑。学会致力推进“华西边疆之综合研究”，重点关注川西北、西康、川藏及滇北藏、羌、彝、苗等民族地区。研究领域宽广，涉及人文自然科学诸科。成果丰硕，不乏开拓性、价值高的论述。时至今日，在海内外论著中占有很高“引用率”，是现代学者研究中国西部珍贵文献。更重要的是，此前研究多系研究者的个^行为。由个人为主的研究方式向着专门化学术机构的研究行为转化，学会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民国以还，“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在我国之幼稚，在当时亦毋庸讳言也。”在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还处于萌芽之时，学会起到先驱及传承作用，则可断言。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贡献亦大。英文会刊是近代中外学界第一份以华西边疆为研究宗旨的学术刊物，它在输入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将古老的华西文化传播出去。上世纪20、30年代，华西的峨眉青城、九寨黄龙、都江堰、乐山大佛、杜甫草堂、广汉三星堆等名胜古迹、民族风情被会刊传播于海外，向外开启“华西之窗”，有助西人认识西部中国，在文化交流上起桥梁作用，是华西文化西渐之急先锋。会刊是当时研究华西领域的核心期刊，为海内外学术机构及著名图书馆收藏。

学会在当时国际汉学界影响很大，被公认是该领域的权威机构。学会与国内外大学、学术机构及个人建立起广泛交流关系。截止40年代末，与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62家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与史密斯索尼学院合作考古。北平国立图书馆、中国地质协会、地质监测部都以极大兴趣参与科研。学会影响与日俱增，会刊得中外学者赏识，自今仍被国际汉学界视为珍贵文献。

学会通过考察、讲座、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活动，促进研究与交流，成就一大批日后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西方学者有，著名汉学家叶长青、陶然士，以研究藏学著称的顾富华，华西体质人类学研究先驱莫尔思，研究华西宗教与历史的先行者布礼士，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家葛维汉，华西博物馆事业开创者戴谦和，中国口腔创始人林则，华西民族口腔病理研究第—人刘延龄，生理学、汉学家启真道，中国第一家五官科医院创始人毕德生。难能可贵的是，西方学者多是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但他们不仅为了传教，而是更热心于教育与研究事业，向华西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研究华西人文地理科学文化，在促进华西发展的同时，推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中国学者有，著名社会学、人类学、藏学家李安宅，藏族妇女研究专家于式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开创我国两栖类动物学研究的刘承钊，国际著名病理学、解剖学、教育学家侯宝璋，获美国“视觉与眼科研究会(ARV0)”“特殊贡献奖”的陈耀真，中国著名地理学、海洋学家刘恩兰，世界冬青研究权威胡秀英，中国防治疟疾第—人张奎，中国生化学科奠基人蓝天鹤，龙山文化发现者、考古学家吴金鼎，“四川考古学之父”郑德坤，考古学、民族学家冯汉骥，东方语言学权威闻宥，被李约瑟赞誉的植物学家方文培。

时至今日，重读那一时期学会中外学者文论，仍感觉它在中国边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其理论与方法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的地方。当然，用现代眼光来衡量，某些材料、结论或被更新或被历史证明是错的，但它的开拓性与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