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观念的塑造

摘要：中国近代翻译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总体上是沿着科学技术翻译、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线索而发展，这一阶段纷繁的翻译活动书写了中国现代性源起的轨迹，引发了中国现代性中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制度转型、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重构、人权观念革新、中国旧文学思想颠覆与新文学形式生成以及现代白话文建立等中国现代性的核心元素和特征。翻译的这一历史渐进性书写，发生在中西古今的交叉坐标体系上，经由全球现代化趋势和中国特定文化本根性共同作用而完成，塑造了中国的现代观念。

关键词：中国近代；科技翻译；社科翻译；文学翻译；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2-0144-05

中国的现代性是在对传统的扬弃与继承、对西学的借鉴与拒斥的矛盾抉择中建立的，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是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起点。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中西方文化的全面冲突与交融，在这一过程中，翻译的影响和作用巨大而深远。本文拟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梳理近代中国翻译的历史轨迹，探寻翻译如何在由传统与现代之时间纵轴和中西之争的空间横轴构成的坐标体系中记录中国现代性的源起。

一、中国近代翻译的历史分期

中国近代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始于16世纪末叶，一直延續至20世纪，大体可以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为16世纪末至1894年，这是近代翻译的发轫与开端，所译大部分属宗教著述与“格致之学”，其中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士、部分有识之士和洋务机构的自然科学译述为主。第二期为1895年至1910年，主要以维新派的翻译活动为主，从自然科学转入到社会科学的翻译与引入，文学翻译以林纾的小说翻译为起点。第三期为1911年以后的民国时期，以文学翻译为主，对中国文学观念、文学样式、文化概念和道德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科技翻译为主的第一期

1584年，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翻译的《圣教实录》在广州刊行，拉开了宗教人士翻译活动的序幕，在接下来的几百年时间里，耶稣会士和基督教传教士为了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机会，大量翻译了天文、地理、医药、机械、数学、语言学、宗教神学等著作，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据钱存训统计，耶稣会士在1584年至约1790年间译述基督教著作251种，科学著作131种，人文科学55种，分别占该时期翻译总数的57％、30％和13％。而基督教传教士在1810年至大约1867年间翻译基督教著作687种，自然科学47种，人文科学46种，分别占总译数的86％、6％和6％。一他们的译著除宗教类外，自然科学略占多数，特别是耶稣会士所译除宗教类外大多是科学著作。很多耶稣会士本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有深厚的科学素养，与他们合作翻译的中国士大夫如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耶稣会士影响下，精研西方历法、天文、水利、医学等，与西人合译多种著作，中西合作成为该时期翻译的突出特点。耶稣会士和传教士为了宗教目的，借用西方先进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著述，打人中国社会上层，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奠定了历法、医学、水利、天文、地理等现代科学基础，他们翻译中创立的名词有许多沿用至今。

1840年后，人们纷纷开始探求救亡之路，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和物质设备的落后，刀剑抵不过洋枪洋炮，伴随旨在发展中国军事和技术工业的洋务运动，翻译了不少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类著述。据钱存训统计，约1850-1899年间，史地和社会科学的翻译分别为57种和46种，仅占这一时期翻译总数的10％和8.1％，但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分别为169种和230种，占总数的29.8％和40.6％，后两类所占比例超过70％。梁启超1903年撰《西学书目表》总计353种893本，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矿物和少量的政治法律，而思想文化和文学则完全缺失。以西方先进科技开辟宗教传播之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创办中国民族工业、制造军事设备是这一时期科技翻译占主要地位的根本原因。

(二)社会科学翻译为主的第二期

1894年甲午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洋务运动挽救民族危亡的努力被证明是无力的，中国人转而寻求新的救国良方。他们发现，西方的格致之学并不是西洋文明的全部，中国落后的根本不仅仅在科学技术，更在社会思想和政治制度，翻译由“格致”而及于政事。1896年，严复译《天演论》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的起点。维新派是这一时期翻译的主力，他们主张联合起来抵御外辱，变法图强，翻译介绍西学即为其途径之一。由于对引进西学的兴趣，翻译之风大盛，在1895-1900年间，刊载出版翻译作品的书报的报馆有30余家。这一时期，专门为译书而成立的社团与机构大量涌现，如强学会、南洋公学译书院、务农公会、大同译书局、译书公会等，翻译出版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方面的著作，进化论、天赋人权、民权平等思想引入中国。仅1902-1904年间，翻译著述533种，史地和社会科学分别占24％和25.5％，虽然仍有自然科学翻译，但比例已有所下降，占21％，应用科学只占10.5％。这一时期成为由自然科学和技术翻译转向社会科学翻译的过渡期，其中严复的翻译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经典著作，明确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为政治改革服务的小说翻译在这一时期也已开始。1898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阐述翻译政治小说的必要性，“彼美英德法奥意日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主张以小说促进维新改良。在这个时期有许多小说杂志创刊，刊载了不少翻译作品。林纾翻译小说数量最多，他与人合译183种。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并非单纯出自文学目的，而是借鉴西方政治改革经验、了解西方社会文化。这一时期总体上以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为主。

(三)文学翻译为主的第三个时期

文学翻译在19世纪末业已开端，在20世纪继续发展并走向繁荣。这里借用辛亥革命来划分晚清和民国。这一时期翻译的显著特征是文学翻译极大兴盛，而且是为社会、为思想、为文学、为语言的综合性文学翻译。

科学技术翻译引进了器物技术，却没有触动中国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社会科学翻译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现代思想，明白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却没有触动普通大众的灵魂，担负开启民智、改造灵魂任务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得以兴盛。据钱存训统计，1912-1940年间文学翻译共1462种，占总数的27.6％。而1902-1904年间文学翻译则只占4.8％。社会科学著作虽然继续翻译，但所占比例已经少于文学翻译，仅占25.5％。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文学规模宏大，1911-

1949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四千余种，且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选择翻译那些苏俄、欧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即使译者们懂俄语者甚少，他们也不惜借道英文、日文转译。更重要的是，文学翻译与本国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比如，晚清作家的“新中国想象”，就是建立在“西方国家这一现实参照系”之上的，并由此“使他们秉有了乐观主义一进步主义的信念”。不仅如此，现代文学史上主要的作家几乎都有文学翻译的经历，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郁达夫、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无一不具有很高的翻译造诣和大量翻译作品流传。几种主要的文学样式，如白话小说、新诗、话剧等，都是通过翻译借鉴西方文学形式形成的。

近代翻译的这一历史分期，有助于寻找翻译在中国现代观念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翻译活动的内在线索，不难发现，翻译重点的转移历史性地与中国现代性转移相吻合。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表现为在“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将西方‘他性(otherness)’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中”，以翻译为媒介的“他者化”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特色。第一期的翻译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主形成了现代性的技术主导特征，第二期的哲学政治思想翻译造就了政体与主权主导的现代性，第三期的文学翻译形成文化审美主导的现代性，而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由“华夷之辨与人禽之辨”到“世界公性情”再到“被科学证明了的普遍人性”的现代性人性意识变迁。中国现代性的全部特征即是在近代翻译的历史脉络中逐渐经由技器、工具理性、启蒙、科学观念到审美理性的路径所形成的。

三、近代科技翻译与中国现代性

中国近代科技翻译自16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涵盖现代西方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采矿冶金、军事技术、生物学、地理、医学等领域。其中耶稣会士和传教士为在中国立足传教，在翻译西方基督教义同时，与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王澄等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客观上对中国了解西方科技、引入西方现代化工具理性起到了开拓作用。利玛窦与徐光启等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使西方几何学在中国系统传播，拉开了近代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清末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畲禀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想，组织和实施科技翻译活动，被誉为“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鸦片战争后，洋务派组织翻译机构，以“中体西用”思想指导翻译西洋科技，输入外国工业，开办教育，培养翻译人员，译刊自然科学知识。这是近代科技翻译的主线，这一主线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概念的盛行，达到从技术运用到科学启蒙的现代性高度。译介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带来了直接的器具性影响。但更为深刻的是，近代科技翻译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性观念的深刻变化。结合吉登斯现代性三元素理论与王一川现代性特征概说，这一观念上的改变可具体体现为：

(一)地球模式宇宙观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天地之中”的宇宙图式，处于图式中央的是“中国”，此为中国之名的本义。随着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在明代向中国引入万年历，讲解《万国图志》，译介《坤舆万国全图》等，古典的固有“中心”宇宙模式受到现代西方地球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地理知识译介彻底让中国人明白，“中国并不在中央”，只不过是圆形地球版图的一部分，毫无“中央”与“四旁”之异。地球模式观的形成，更新了中国人的生存体验，中国非但不是“居于中央”，反而由于科技的落后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生出民族存亡危机。中国只有承认这种地球现实，重新寻求全球定位，才能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是中国在被动形态下借由科技翻译生成的现代性第一个内涵。

(二)民族协同观的形成

古代中华民族身怀“置身天地中央”的宇宙观，坐拥中优外劣的民族优越感，以“他者”为“夷”。这种自我迷恋的幻觉在“天下中央”图式轰然倒下之际被置换为“全球民族协同共存”的现代性体验。在西方列强环伺之下，中华民族沦为低一等的被侵略与被压迫民族，中外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国人深感“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不得不放下“我优他夷”的传统观念，树立民族协同共存的现代性理念，学习吸纳西洋先进文明以“自强”。至此，中国现代性民族关系上呈现出“民族危机”与民族协同观两面性的特殊景致，这在百年以来成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三)现代性制度转型

西方科技与文明的译介，引起的不仅是思想上的转型，更牵涉与新型制度相关的社会转型。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要义是时空分离、社会制度抽离和现代反思性。于时空分离而言，通过翻译和引入西方现代科技，现代机械计时器、万年历、现代交通工具在中国推广使用，抽离了人们的时空一体化生存体验。社会制度抽离化机制由抽象系统组成，包括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象征符号主要指具有一定价值标准的交换媒介如货币等，专家系统指“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的”机制，专业知识包括食品、医药、住房、交通、科学、技术、工程等，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都独立于从业者和当事人，依赖信任关系发挥作用。科技翻译促成的天文历法、数学几何、医药卫生、枪炮机械、交通水利的发展与推广，无不对这些现代性的社会制度转型起到核心推动作用，虽然并非立竿见影，却是在中国现代性推进中逐渐发酵产生的。

四、近代社会科学翻译与中国现代性

虽然中国对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翻译直到严复等人那里才大规模进行，但自明末传教士和早期有识之士即已开端，洋务派也涉猎了西方法律和史地等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甲午战后，维新派认定“西人之强不止在坚船利炮”，更在于先进的社会理论和政治制度，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大规模展开，进化論、天赋人权、民主、平等、科学等理念借由翻译深入人心。其中以严复翻译《天演论》等9部作品最为突出，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翻译活动也对中国向西方探寻救亡真理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科学翻译随后进一步延伸至留日学生和地方民间翻译，经历辛亥革命的实践检验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将民主概念推向高潮。如果说近代科技翻译促进了现代性地球模式和民族协同观的形成，那么社会科学思想的翻译则促进了居现代性主体地位的政治、法律、学术、教育等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价值体系和人权观念的确立。

(一)政治及社会制度建立

现代性的政治及社会制度包括政体、法律、教育、学术等方面。政体方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翻译西书和日本书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的整体改良思想，即在君主立宪制框架下实行宪政、司法、立法、教育等改良。这些政体概念都是经由维新派翻译输入的，如广智书局的政治历史类翻译，以期

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国变法提供经验。严复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说》、《穆勒名说》、《群学肄言》、《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哲学、政治著作，《中国教育议》则是有关西方教育的难得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诉求就是要在借鉴西方政治法律观念的基础上，把古典帝制转变为现代世界格局中的“民族国家”，这一追求在20世纪中叶得以实现，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现代性国家观念的最终表现。

在教育方面，传统中国以科举制度为依托，奉行“学而优则仕”，教学内容局限于“经、史、子、集”。1905年，清廷废科举，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这与引进和翻译西方学术和教育体系不无紧密关系。近代的学术也在社会科学、哲学、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引介过程中，从古代学术体制转变为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样板的现代学术体制，形成了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治学方式到学术机构等一系列根本性转变。

(二)现代道德规范与人权观念

严复译介的西方政治、社会、哲学思想颠覆了延续数千年的道德规范和人伦理念，“物竞天择”、“天赋人权”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行事的基本规范和准则。这些观念在维新运动前后经由社会学翻译进入中国的土壤萌芽，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而建立起来，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主体价值体系和人权观念。当然，当时的西化主张也有矫枉过正的情况，而中国学者则通过“自我东方化”策略英译汉籍经典以“抵抗西方话语体系中被贬低的中国文化形象，重塑中国文化身份”，最终达到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中西融合。

五、近代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性

近代文学翻译规模宏大，对中国现代性影响也最为深远。虽然中国在1873年就有了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当以1898年为起点，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阐述了小说对改造国民、改造社会所起的政治作用，大开政治小说创作与翻译之风。林纾也在1898年开始与人合作翻译《茶花女》，次年发表，令国人为之一震，“不意西籍也有如此之小说”。林纾开文学翻译之风，“使中国知识阶层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一流的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便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自此以后，外国文学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大量译人中国。文学翻译对现代性的作用在于，它促使近代中国得以推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从古典审美转向现代审美艺术观，从西方借鉴新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促成新的文学语言即现代白话文的形成。

(一)中国文学现代性

近代文学翻译的主线沿着引介、融入、创造的轨迹发展，五四前以文学内容和体裁的介绍为主，改变了国人对西方文学的不正确观念。五四前后翻译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充实了文学表达的内容，更新了文学知识和文学观念，引入了现代新诗、话剧、现代散文等新文学形式，并通过文学这一武器，向人们灌输了西方现代的民主、爱国、平等、自由观念。

近代文学翻译的直接影响是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历来不受重视，只是市井读物，不入文学之列。“近代中国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以一种全新的文学经验直接冲击着国人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想象”，由于林纾等人翻译小说的巨大影响，小说的文学和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梁启超等甚至以小说为政治改革和思想革新的重要手段。外国政治小说、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引进，也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类型，倒叙、插叙、推理、旁白等艺术手法引入现代小说，更新了小说创作的方法。“当时，西方近现代小说有两三百年的发展历史，艺术上趋于成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它不仅为小说理论提供了可供研究的资源，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学习的范本，而且也培养了读者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近代翻译引进了新的文学形式，如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促成了中国白话新诗的诞生，西方戏剧的翻译促成了中国话剧的诞生。在语言方面，外国文学译本所用的白话文成了文学创作的主要语言形式。

(二)现代思想观念

近代文学翻译首先为现代作家带来了观念革新，也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思想源泉。通过阅读西方文学译本，或者自己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中国现代作家更新了观察世界的眼光和方法，形成了新的哲学观和人生观。他们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吸纳、整合外国文学家提供的文学摹本中的思想观念、表现方法、情节结构和文学素材并成功地实现创造性转化，经由翻译文本将“被译介的现代性”观念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文学翻译改变了中国人对文学的看法，更改变了对西方文学的看法，进而改变了人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在社会科学翻译中所传播的西方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民主主义思想等，通过文学翻译和创作，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进一步加强、扩大、深化。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引述施蛰存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中总结文学翻译对现代性的贡献说：“大量外国文学的译本，在中国读者中间广泛地传布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使他们获得新知识，改变世界观。使他们相信，应当取鉴于西方文化，来挽救、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文化。”

近代中国从对西方自然科学及技术到社会科学再到文学的翻译轨迹，书写了中国现代性起源的艰难抉择过程。可以说，这种现代性是在中西主权之争和新旧传统之争的痛苦挣扎中前行的，最终经过了几代人在不断的挫折和革命中，才完成了对传统的扬弃和对西方文化的消化性吸收，从而走向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发生在由中西古今构成的大坐标之中，是翻译这一跨文化的媒介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放在交织碰撞的焦点上，至于碰撞的结果——现代观念体系的最终形态，则是在全球现代化语境下，由中国独特的文化本根性而决定的。

责任编辑　韩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