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运动.工程: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存在形态

[关键词]工程哲学；马克思主义；存在形态

[摘　要]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以文本为载体而存在，而践行这一理论的实践方式则有两种，一种是运动方式，另一种是工程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有两种情形，其中在宏大的社会工程构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形式。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工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理论表现。

[中图分类号]B0－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8-35—06

从“形态”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目前国内已经有几位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形态”视角比较集中地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文以工程哲学为立论基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形式除了“社会运动”外，还有“社会工程”。“工程”与“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式，连同以文本为载体的“理论”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存在形态。

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工人阶级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指明方向，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共产主义的实践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笼统地称为“运动”，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或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等。然而，仔细分析这些运动就会发现，160多年来风起云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实际上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创办刊物、传播理论、建立政党、组织集会罢工、参与国会选举等项活动。这些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成反映工人阶级特定利益诉求的政治声音。这类活动尽管轰轰烈烈；但是都没有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没有创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没有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这种情况实际上应验了伯恩斯坦当年的一句话：“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时至今日，在欧洲、亚洲等地的许多国家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事这种政治活动。这些活动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形态物化为运动形态，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另一种情况是以俄国的列宁、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洋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领导的革命实践活动。与上述第一种情况不同的是，这类实践活动不仅仅停留在创办刊物、建立政党、组织罢工等“运动”层面上，而且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策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变革旧的社会关系，代之以崭新的社会制度，完成了旧的社会大厦的摧毁和新的社会大厦的构建，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理想转变成现实。本文把这种实践活动称为工程实践，用以区别传统上所说的运动实践。

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是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言的，专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汉语里“运动”一词作为政治术语，意思是指众多人参加的、有广泛政治影响的大规模的事件或者活动。这种事件或活动的性质，“运动”一词本身并不能说明，需要加上相应的修饰或者限定的词语才能明确表达出来。例如，“革命运动”突出政治上的正义性和手段上的暴力色彩，“工人运动”说明活动主体的阶级性质和活动内容的政治色彩。“政治运动”除了表明活动的强烈政治诉求外，还暗示方法上群众的被动参与和效果上残留有负面作用，因而在当下的语境中常常带有贬义色彩。至于“五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四清运动”等专有名词，其中的“运动”已经成为一个词素，必须与前面的词素一起使用才能表达出其特定的含义。

除了在专有名词中表示特定事件的“运动”外，在现代汉语中作为政治术语的“运动”主要是指“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经处于非执政的革命党地位，所以在长期的宣传中，“运动”与“革命”一样，成为一种寻求夺取政权、变革社会关系的正义事业。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仍然存在着，并且从政治生活领域扩展到经济生活领域。人们一度相信，社会运动能够解决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所有问题。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运动非但不是制度外活动，而且恰恰相反，绝大多数运动都是由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例如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50年代后期的整风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60年代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党和国家的倡导、部署下开展的，其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或者是为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或者是为了追求政治思想的纯洁性。不可否认，上述运动并非都一无是处，但总体而言，以运动的方式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绝非是长久之计。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指出：“这几年，我们搞了许多大运动，差不多是把大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980年邓小平又总结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P336)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果断地废止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代之以长久性的制度建设，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政治生活和各项社会事业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

二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实践方式，社会工程同社会运动相比具有明显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社会工程必然要取代社会运动成为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方式。在这里，我们把后者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形态”，而把前者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工程形态”。　确信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工程形态”是以“工程哲学”为立论依据的。我国的工程哲学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科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最早在我国哲学界提出了“我造物，故我在”的命题，开创了我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先河。此后，沈珠江院士、徐长福教授、王宏波教授等多位学者就工程和工程哲学、工程思维、社会工程等重要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使工程哲学的理论百花园渐趋繁荣起来，为“工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

工程哲学认为，人类的发展包含两个环节，即工程活动与生产活动。工程活动的本质是改进、改善和改造，生产活动的本质是传承和重复。工

程可分为两类：有形工程和无形工程。有形工程是一种实物建构，无形工程也叫社会工程。“无形工程包括关系建构、状态建构和符号建构等，它虽离不开自然物质载体，但其直接的建构材料则是社会性或精神性因素；关系建构如人类社会的组织、机构、制度、法规等，状态建构如社会风气、人格境界等，符号建构如知识体系、信仰体系、艺术体系等”很显然，工程哲学把人类的工程活动与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区别开来，突出强调了工程实践的创新性。

工程哲学不仅关注创新与复制的区别，而且还敏锐地揭示了工程思维与理论思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有形工程还是无形工程，工程的建构都必须遵循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但是，理论和工程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物，需要诉诸不同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是认知活动，其任务是揭示事物属性间的必然联系；工程思维是筹划活动，其任务是创造一个原本不曾存在的新事物。在工程建造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不意味着要以理论的尺度裁剪实际，而是以实际的需要去运用理论，这样才能把工程蓝图变为现实。因此，当人们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创造性地建构一项全新工程时，尤其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时，任何现成的理论都不可能提供完全可行的工程方案。所以，工程的设计者、工程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以及工程的实施者在工程建设中必然要进行艰辛探索，吸纳一切可以吸纳的理论成果，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实际经验，并根据客观实际创造性地提出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案和办法，这样新的理论成果就在工程建造中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说，创造性的社会工程建构(不是一般的复制活动)能够而且必须产生自己的理论来充当这一工程的凝固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界有人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当代社会如何发展的总体性社会工程理论”、“树立、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一个恢宏的社会工程的实施过程”等论断。

尽管人们从理论上把人类的活动区分为生产活动和工程活动两大类，但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领域中，生产与工程并非毫不相关，彼此泾渭分明。工程建设所需材料当然主要是生产活动所制造出来的产品；生产活动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和厂房又都是机器工程和建筑工程的产物。即便农业生产活动也离不开农田水利等方面的配套工程。同理，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复制、传承的生产活动和改善、创新的工程活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存在于社会有机体中，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绚丽画卷。

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每个国家都经历了许多次的政权更迭。就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言，绝大多数的政权更替都是属于传承和重复性质的；而每一次政权的取得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无疑又是一项具体的社会工程——尽管其中不乏模仿和复制的情况，但就实质而言则无　。例外地都是人们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以丁：程思维谋划、设计、组织和实施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工程实践活动也是如此。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般意义而言与历史上历次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一样，都是通过战争解决政权问题。在这一点上两者都明显具有重复和传承的性质。但是，就革命力量的组织动员、战斗战役的谋划指挥、政治军事较量与思想文化斗争的配合协调、党内分歧的解决和党外联盟的建立等具体工作而言，显然这两次革命都与以往的起义或战争大不一样；而且即便仪对这两场革命进行比较，它们的差别也是巨大的。例如，前者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者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前者是先城市后农村，后者是农村包围城市；前者利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社会危机发动起义，后者通过农村根据地建设进行武装斗争；等等。总之，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丰义革命都表现出鲜明的各自工程活动的特点：大规模的组织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的工程形态不仅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政权、建立新的上层建筑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建构方而。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通过银行和大企业国有化等措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随后，出于应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动军队武装叛乱的需要，列宁又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农村征集余粮，在城市广泛实行工业国有化，取消货币，以实物交换和配给制代替市场商品流通。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红军给养，为最终赢得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实现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全面的有力的领导，打击了城乡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投机活动，保障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生产和生活制度。

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毕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决不是一种常态的社会工程模式。如果把它当成一种常态的社会制度，就必定会遭到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总结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舂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于是，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替代，新经济政策于1921年开始实行，商品货币又重新回到了社会生活中，以租让制和租赁制为主要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活力，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开始，即经济落后国家要经历更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期间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并没有作为一个}∈期战略坚持下来。列宁逝世后不久，苏联开始了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1929－1932年的高速工业化运动、1929－1934-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政治大清洗运动。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尽管苏联依靠这种方式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在短时间内使苏联由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强国，为二战期间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入侵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方式的很多弊病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败的深层原因。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不仅在建设模式上借鉴了苏联的做法，而且还直接从苏联得到技术和资金的帮助。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项目(实际施工150项)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虽然，毛泽东不久就发现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弊端，并试图探索—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愈演愈烈，毛泽东许多好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干扰，遭受了许多不该有的损失。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地抛弃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

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在实践中开辟了—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呈现出盎然的生机和活力。

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虽几经努力，但最终没有从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中解放出来，结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不但苏联国家解体、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而且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也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工程同其他工程一样，决不会一劳永逸地万古长存。它需要人们不断地精心建设、巩固和维护，否则难免遭受失败。事实上，对于任何—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工程而言，即便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和巩固，也未必就能够万古长存。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先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制度最终必将转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并不讳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制度，即任何生产关系及竖立于其上的法律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长盛不衰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树是万古长青的，那么其活力和生机根源于无数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交相更替，而不是某一特定工程的亘古不变。

三

工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改变了近代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现了中华民族求存、求强、求富的百年梦想，以确凿的事实诠释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正确论断。不仅如此，工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以活生生的经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理论即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文本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撰写的宣言、文稿和信件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理论文本随着两位导师的逝世而被定格在了历史长河的特定时空中，因而他们的理论文本本身不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以文本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通过两个途径向前发展：一个途径是一些专家学者通过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文本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如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流派就是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文本的研读与分析而产生的。以这种途径发展马克思主义虽不乏现实批判精神，且呈现出强烈的理论创新特色，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弊端就是有些理论家会因为其政治立场、知识背景、思维方法、学术旨趣等因素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误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从而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背离了而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个途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通过撰写新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到新的阶段，如俄国的列宁主义和中国的毛泽东思想。

从表面上看，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表现为其新载体即新文本的创作；但是，从本质上说，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对新问题的阐释和新道理的揭示，舍此，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思维：一种是理论思维，一种是工程思维。理论思维以阐释道理、揭示规律为己任，呈现出明显的逻辑一贯性的特点。以理论思维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显型理论”。“显型理论”是付诸文字、写在书本里的有形的理论。“显型理论”所阐释的理论观点和结论被理论家们拿来去分析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社会问题，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这样做在享受理论便利的同时也承担着教条主义大行其道的风险。

以工程思维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建构社会工程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构尽管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显型理论”(其主要功能是为制度架构提供观念基础和信念保障)，但是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构却主要是在“隐性理论”——“那些超越时空局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容”，“即我们过去常说的属于它的思想精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的指导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现成结论去裁剪现实，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原则和思想精神意境作为指南去建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从而完成建造新的社会工程的任务。

社会工程的建构与自然工程的建造一样，都是通过不断解决实际问题来完成的。各个阶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无不是通过正确回答工程建构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而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正确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进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令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阐释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新理念，赋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回答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内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综上所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不仅理解成一个个社会运动，而且解读成一项项社会工程，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正确认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无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以此视角看来，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构建不断向前发展，工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永远生机盎然，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会不断与时俱进，世界范围的运动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走出低谷。迎来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