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导示意义

摘 要:德国翻译理论家莱斯(Reiss)和英国翻译家纽马克(Newmark)提出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将语言功能与文本范围的界定结合起来,将语言学上的语言功能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详细分析了文本的广泛差异性及其在实际操作中的诸多问题。本文通过文本类型理论的介绍以及英语和汉语翻译实例分析,指出了文本类型理论在细化翻译标准、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提高翻译质量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文本类型;莱斯;纽马克;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9)10-0122-5

Abstract: The text type theory, proposed by the German translation theorist K. Reiss and the British translation theorist P. Newmark after classifying the source-language texts on the basis of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not only supplies a serie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that mak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more concrete and thus more operable, but also offers a theory that makes the translation criticism mor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specific.

Key words: text typology, Reiss, Newmark, translation approach

1. 引言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活动都已经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中外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都有自己的理解并给出定义,不过对于翻译这一活动应该如何“替换”和如何“保持”原文信息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提供满意的答案。对于翻译标准,不少翻译家也都提出了诸如“信、达、雅”、“信、顺”、“神似”、“化境”等等比较宏观的标准。德国翻译理论家莱斯和英国翻译家纽马克提出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将语言功能与文本范围的界定结合起来,将语言学上的语言功能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详细分析了文本的广泛差异性及其在实际操作中的诸多问题,在考察语言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了文本层面的翻译探索。本文通过对莱斯和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的介绍以及英语和汉语翻译实例分析,指出了文本类型理论在细化翻译标准、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提高翻译质量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2. 莱斯的文本类型学理论

2.1 概述

卡特琳纳·莱斯(Katharine Reiss)是德国的翻译理论家。她于1984年与弗米尔(Hans J. Vermeer)合著《翻译理论基础概述》,首次提出“目的论”、“译文功能论”的概念,从而被公认是功能翻译论的创始人(陈小慰,2000:9)。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初,莱斯就已凭着自己丰富的实践及教学经验独立完成了著作《翻译批评——其潜能与局限》。在该书中,她已经把语言学上的文本功能理论引入翻译实践及翻译批评,提出文本类型学翻译理论的思想(文军、高晓鹰,2003:48)。

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在她对当时一些著名翻译家的作品和翻译理论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时,研究翻译比较有名的有Otto Kade,他研究的是实用性文本的翻译;Rudolf Walter Jumplelt研究的是科技翻译;Eugene Nida研究的是《圣经》翻译;Rolf Kloepfer研究的是文学,主要是散文和诗歌的翻译;Ralph-Rainer Wuthenow研究的是古代文献的翻译。莱斯经过研究后发现,这些翻译理论家以及实践家的共同缺点是,把自己在某一方面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他文本的翻译当中去了,把自己的结论说成是唯一的、通用的翻译标准(转引自吴艾玲,2005:59)。莱斯认为这是以偏概全,很不科学。她认为,能够解决所有类型文本的翻译方法并不存在,所以翻译必须首先分清文本类型,从文本类型出发选择翻译手段(转引自朱志瑜,2004:4)。

2.2 理论基础与文本类型

莱斯的文本类型学(text typology)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arl Bü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莱斯认为分析语言的特色和功能以及它们在各种类型文本里的表现形式是进行客观翻译和客观翻译批评的基础,也就是说,文本的不同主要来源于语言的功能不同(转引自吴艾玲,2005:59)。于是,莱斯借用了布勒对语言功能的三分法——表达(主观性)、陈述(表现为客观性)、呼吁(说服性),将语言功能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把语言的功能与具有这些功能的语言类型和文本结合起来。

在语言功能三分的基础之上,莱斯把文本分为“重形式”、“重内容”和“重呼吁”的三种类型。她后来分别称之为:(1)表达功能文本(expressive):强调文本的创造性构建(creative composition)和语言的美学层面,突出文本作者及文本本身;(2)信息功能文本(informative):凡是传递信息、知识、意见等事实的文本都属于信息功能文本,文本的重心在其内容和主题(content or topic);(3)感召功能文本(operative):旨在通过文本说服读者采取某种行动,从行为上对文本作出反应,其语言特点是对话式的,文本的重点在于感召、呼吁(转引自丁建江,2003:118)。吴艾玲指出,语言功能和文本类型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解释为:虽然语言的陈述、表达、呼吁功能在任何一种文本里都会同时出现,但文本必须是以其中一种(内容、形式或呼吁)为主要表达形式,翻译时必须抓住主要的表现形式,而翻译批评家则注重分析译者是否把原文的主要表现形式保留下来(2005:59)。这就是说,如果原文作者是表达一种包含艺术形式的内容,译文就要用类似的手段来表达这个内容,此时的首要目的是艺术形式与原文一致;如果原文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译文就要不多不少、直接完整地传达信息内容。虽然有的信息文本会有其作者独特的文体风格,但翻译信息功能文本的首要目的是达到内容与原文一致,达到有效的传意、信息的准确无误;如果原文的功能是要读者作出反应,译文文本的处理就要迁就目的语的形式规范和文体惯例,首要目的是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刘汉云、王晓元认为,莱斯的文本类型学的研究焦点并不在于具体翻译操作上,而主要在于建立一套评价译语文本质量的标准体系;或者说,是从翻译结果这一角度出发的(2000:48)。从翻译方法论的操作意义上而言,纽马克的研究工作可能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3. 纽马克的文本论

3.1 纽马克划分的三大文本范畴

英国翻译家纽马克进一步发展了文本类型学,他的文本论模式同样运用了布勒的理论基础,并且参照了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Jakobson)的语言功能理论(贾文波,2004:6)。雅各布森提出语言具有表情功能(expressive)、信息功能(informative)、召唤功能(vocative)、美学功能(aesthetic)、筹应功能(phatic)以及元语言功能(mentalingual),其中前三类为语言的主要功能。纽马克根据这一语言功能的分类,将所有的文本划分为三大范畴: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和号召型文本(vocative text)(1988:47)。

3.1.1 表达型文本

表达型文本强调原作者的权威地位,典型的表达型文本有如下几类:(1)严肃的文学作品,如抒情诗、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等;(2)权威性言论,如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演说或文件,各种法律法规文献以及由公认权威所撰写的科学、哲学等学术著作。作者的地位或可靠性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赋予这些言论以权威性。这种文本虽然很少有言外之意或是深层含义,却也富含作者的个人特征或风格;(3)自传文学、散文和私人书信。当这些文本纯属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时,便属于表达型文本。

3.1.2 信息型文本

信息型文本强调“真实性”。典型的信息型文本可以涵盖任何知识领域,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工商经济等,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教材、技术报告、报刊文章、论文、备忘录和会议纪录等。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教材、技术报告和文章也可以归于表达型文本的范畴,只要他们属于“权威性言论”,即“权威性言论”可以包括任何具有“权威”的文本类型。要判别具有“权威”的文本是属于表达型还是信息型,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作者的权威:作者是否具有官方或崇高的地位、是否得到普遍承认、语言能力如何等等。此外,作者的语言风格也有助于区别这两种文本。表达型文本带有作者个人风格的“烙印”,如他所特有的搭配、句型以及措词等;而信息型文本则通常是用不带个人特色的语言写成的,用的是普通的、常见的搭配、句型、习语和比喻等。总之,在表达型文本中,作者是至高无上的;而在信息型文本中,作者则是“无名”的,信息的“真实性”才是第一位的。

3.1.3 号召型文本

号召型文本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其目的是号召读者按照作者意图来思考、感受,并作出反应或采取行动。告示、说明书、宣传手册、广告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典型的号召型文本还包括以推销书籍和取悦读者为目的的通俗小说。在这类文本中,作者也是处于“无名”地位,所传达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所要达到的号召效果是最重要的。

应当看到,在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中,这些文本范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纯粹的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或号召型文本只占很少数,而大多数文本都同时具有这三种功能,只是其中一个功能特别突出。表达型文本通常也会带有某些信息,有其客观的一面;信息型或号召型文本也可能会有表达的因素。此外,大多数信息型文本也带有号召色彩,或是在某一部分转变为号召型文本。但总体而言,每一种类型的文本都具有突出的重心,为译者采取翻译策略以及评价译文的好坏提供参考标准。在这一点上,莱斯的文本类型学理论与纽马克的文本范畴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如上文所说,莱斯的文本类型体系是从翻译的结果角度出发的,主要是想建立评价译文的具体标准,她认为文本类型是批评者进行全面的、客观的翻译批评的开始。与莱斯相比,纽马克的文本理论更突出的方面在于他在文本分类的基础上,针对各功能文本的特点,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3.2 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

语义翻译,简单而言,可以认为是侧重文本意义(meaning)传达的一种翻译方法;而交际翻译,则应该说是注重文本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传达的一种翻译方法。换言之,语义翻译是以源语文本为中心的,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上力求接近原文;而交际翻译则是以译语读者为中心的,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纽马克指明,第一类文本,即表达型文本,其功能核心是作者。作者在文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翻译时宜采用语义翻译,以传达出原文及作者的个性、特色;而对于后两类文本的翻译,即信息型文本和召唤型文本,其文本功能的核心分别是真实性与读者层,各自作者在文本中都是处于“无名”的地位,翻译时宜采用交际翻译,以突出文本信息内容,加强译文的可读性,传达出原文想达到的效果(1988:20,40,47)。

3.2.1 表达型文本的翻译

在表达型文本中,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自传和散文等,其核心思想是表情达意。这些情感以及写作方式是文章作者所特有的,因此作者独特的情感、语言形式和内容应视为同等重要。根据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表达型文本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策略来处理。译者应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既要忠实原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又要忠实于原作者的语言风格,以展示作品及作者的特有魅力。例如,翻译庞德的诗: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Ezra Pound: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裘小龙译)

(转引自陈婧,2004:68)

在这里,原文中重要的因素在译文中得到精准的再现。译者使译文在语法结构和词汇上均尽可能与原文贴近和对应,即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以及原作者的语言风格。翻译时,译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俳句的结构形式,反映出诗人“意象本身即是语言”的诗学观点,并且因意象叠加获得凝重而又空灵的效果(ibid.)。

处理表达型文本时,译者应该特别注意原作中带有作者个人特色的因素,比如创造性的搭配、比喻、句型和独特的用词等,这些都是作者个人的“烙印”,应加以保留。如果原作句子是繁琐冗长的,则译文不宜译得简洁流畅,即使原作有写得不好或不准确的地方,译者也不应该任意加以修正或润色。这样如实翻译,译入语语言也许不那么顺畅,但却是原作的真实面貌。另外,原作中带有文化色彩的成分也应忠实地移植过来,尽量不要将其处理成译入语文化,以保持原作的独特风味(辛献云,2001:75)。简言之,对于表达功能型文本,翻译应该尽量贴近原作的风格,而不必刻意去加工译文的语言,因为失去了风格,便失去了原作的艺术和特色。从这一点上来说,语义翻译与异化翻译有相通之处。

3.2.2 信息型文本的翻译

信息型文本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性”,作者的语言是次要的。人们关心的是作者说话的内容而不是说话的方式。因此,信息型文本的翻译应遵循“真实性第一”的原则。译者在语言运用上,可以不以原作和原作者为标准,而以读者的语言层次为标准,力求译文通顺易懂。必要时,译者还可以对原文进行重组、修正、补充。与表达型文本相比,译者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采用的是交际翻译策略。

新闻报道最主要的任务是传递消息、报道时事,是典型的信息型文本。出于这一功能,新闻报道的语言表达简洁、内容丰富,力求用最经济的语言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在将汉语新闻报道译成英语时,译者应将原文本的信息、内容完整地再现出来,让英语受众接受到与汉语受众同样的信息。但由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在处理一些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信息时,即遇到语义、文化缺失时,译者需要考虑到英语受众因缺少文化背景知识,很可能无法理解完全忠实的英语译文。若受众因理解的问题而接受不到汉语新闻报道所承载的信息内容,译者就没有完成如实地再现原文信息的任务。此时,译者需要灵活变通,在语言运用上不以原文为标准,而以接受者的语言层次、文化背景为标准,力求译文通顺易解。对于一些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可以先直译过来,再用不含文化色彩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

那么我们天津市的公园,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了。1905年,我们天津最早的公园——中山公园就开放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周总理还有孙中山先生都在这个公园里从事过革命活动。这个公园作为纪念公园一直延续到现在。

The first park in Tianjin was built some 100 years ago. In 1905, the city’s first park, the Chung-shan Park, was opened to the public. At that time, Zhou Enlai, who later became the first premier of P. R. China, and Dr. Sun Yat-sen, or Sun Chung-shan, 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a, gave speeches in the park to call for democracy. As a memorial park, it’s still well preserved.

(吴自选,2004:30)

这段新闻里提到了周恩来和孙中山两个历史人物。两人的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但西方的普通大众对这两位中国的政治家却了解甚少,甚至可能是一无所知,因此翻译时必须加上相应的解释(ibid.)。采用交际翻译策略处理原文后,英语受众可以轻松地理解、接受汉语新闻的内容。如果译者拘泥于汉语新闻原文,亦步亦趋,译语晦涩难懂,势必大大影响新闻信息的有效传递,这在注重信息第一位的信息型文本的翻译中是不允许的。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译者的首要任务在于如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重点应该放在核心信息以及译语上,着重看译语是否如实并流畅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

3.2.3 号召型文本的翻译

以号召功能为主的文本的核心是号召读者或是接收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翻译这类文本时遵循的是“读者第一”的原则。号召型文本的语言特别强调可读性,讲究通俗易懂,注重的是效果的传达。为了做到这一点,译者需不拘泥于原文的行文及表达方式,而要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使译文的语言尽量达到与原作语言同样的效果。因此,与信息型文本的翻译相同,在翻译号召型文本时也主要采用交际翻译策略。

以公示语文本为例,公示语文本的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注意,将信息传达给读者,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继而让读者采取行动,即按照公示语的指示去做。由此可见,公示语文本应属于召唤功能型文本。

贺学耕(2006:58)认为,将公示语翻译出来不是给国人看的,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在与国际接轨上做得有多么出色,而是让外国朋友看的,帮助他们在中国更方便地学习、生活、工作或旅游。对于这样一种文体,译者应该选择侧重于以读者为中心的交际翻译策略,将译文读者放在第一位,时刻为译文读者着想,要考虑到他们的文化理解和接受能力,让他们清楚明白地获取到公示语所传达的核心信息,并且使公示语的号召功能得到发挥——让读者按照公示语的要求去做。

例如这样一块公示语标牌:“景区环境卫生 需要您的维护”(ibid.:59)。如果将其译成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of the Scenic Spot Needs Your Conserve”,虽然在语言表达上非常忠实于原语文本,但带有明显的翻译痕迹。更重要的是,译语表面上信息完整、准确,事实上很可能影响公示语号召功能的发挥。例如,译文中的“环境(Environmental)”和“卫生”(Sanitation)”都是抽象性的词汇,在英语中并不适合用来表示保持清洁的警示语。此外,译文也有欠简洁、醒目,意思不够明了,不符合公示语的文体特征。其实在这里可以简单借用“No Littering”就可以完全将源语的语境及语用意义传译过来。源语文本的功能是要告知游客请不要随便乱扔旅游垃圾,破坏景区环境。译语“No Littering”能很好地发挥这一号召功能,外国游客读后能立即明白他应该怎么做。这样,公示语的功能达到了,翻译的目的自然也就达到了。

如上所述,在翻译信息型以及号召型文本时,都宜选择交际翻译,因为这两种文本的作者都是处于“无名”的地位,原作的风格以及原作者的语言特色并不是翻译的重点,信息以及读者才是第一位的。总体上讲,交际翻译面向的是社会大众,即不同的读者群,重在客观信息的传播以及读者在获得信息后所作的反应或采取的行动。信息型文本和号召型文本的语言形式并不像表达型文本中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当两种语言存在较大的语义、文化空缺时,译者为了忠实传达出语境意义,可以采用交际翻译,用表面不忠实的语言对原语文本进行适度调整或重组。但同样是交际翻译策略,在信息型文本和号召型文本的翻译中的运用有所侧重。信息型文本注重信息准确、清晰的传达。采用交际翻译对原文语言进行适度调整后,译文应该表达出原语文本所承载的核心信息;而号召型文本则注重其信息对接收者的效果,强调的是接收者的反应。采用交际翻译,译者可以“不忠实地”处理原语文本,但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使译文对译语读者达到与源语对原文读者同样的效果。

4. 结语

莱斯与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两者都将语言学上的语言功能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且两者的分类都基本建立在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不同之处在于莱斯着重建立翻译评价标准体系,认为翻译批评应该根据不同文本类型的不同主导功能而具体化;而纽马克对各功能文本的特点和翻译方法则讨论得更细致、更严密,特别是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两种翻译策略。莱斯和纽马克的研究成果可以通称为文本类型理论。

通过上面对文本类型理论的讨论可以得出,利用文本类型理论来评估、衡量译文的优劣,或是按照文本类型理论来分析、确定文本的功能,从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为我们细化翻译标准、提高译文质量无疑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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