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逊：时代决定的人生

深秋的北京，北三环边上小屋子，一位着唐装的老者与十几个年轻人相围而坐。年轻人轮流诵读《论语》各章节，最后由那位静静聆听的老者答疑解惑。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有置身旧时私塾的感觉。座中的老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国学大师钱穆之子钱逊。

钱逊说他乐于参加这类活动，并用当天课程中的“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释说：“我只想力所能及地做那个弘扬道的人，而非靠它来博取名利。”

读《论语》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

不可否认，钱逊对儒学的喜爱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记忆中模糊不清的父亲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定居台湾的钱穆，曾在自家客厅为一众学子开班授课十余载，成就一段学林佳话。1999年钱逊由清华退休后，同父亲一样孜孜于推广国学。于《论语》用力最勤。在钱逊眼中，《论语》是传统文化的根基，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情感。“现在经常讲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人的精神品质的源头都在《论语》。”

钱逊的观点与其父暗合，“学《论语》，中心目的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现在大家感觉到的社会道德滑坡、功利主义等，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对经典的学习中断了太长时间，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读《论语》入手，从义、群、和、礼、耻五个核心价值来学做人。”

钱逊把自己对《论语》的研究写成《论语浅解》一书。钱穆则在20世纪60年代著有《论语新解》。问起两书异同，钱逊连连摆手，“哪能跟父亲比。他的书是积大半生学术功力写就的；而《浅解》是我刚转到国学时所写，现在还在做很多修订。”

与父亲一别三十一载

对于父亲钱穆，钱逊极少主动提及。即使有人刻意问起，他也多以“不知道，不了解”作答，甚至干脆沉默以对。这其实并非回避问题。而正是因为坦诚一因为他跟父亲相处的时日的确太少了。

钱逊1933年出生于北平，是家中老三。当时，钱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处任教，潜心学术的他难得回家一次，很少有时间照顾到他们兄妹。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等校内迁，钱穆只身随校南下，辗转至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张一贯则携子女仍留北平，准备伺机西行，与钱穆会合。未料战事不断扩大，终未能如愿。1939年，她带着子女，回到故乡苏州。

钱逊回忆说，父亲大半时间总在书房里看书写作，接待客人。对于陌生的父亲，子女们更多的是一种敬畏。“我每次外出，必须经过父亲书房。我总要小心翼翼，因为父亲书房外走廊上铺地的方砖，因时间悠久，有些松动，踩上去就会发出响声。我怕给父亲知道了不让玩，而要我回房读书。”

在钱逊为数不多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中，还有件事比较特别，“当时，南京有个苏联大使馆文化处，你只要写封信，文化处就会免费送书。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结果给我寄回两本《列宁文选》。父亲看到，就把我叫到书房里，说你不要看这些书，然后拿了一本《曾国藩家书》，说你应该看看这个。”父子的渐行渐远似乎早已在此埋下伏笔。“这时，我已经觉得在思想上和父亲产生了距离。”

疏于和子女沟通的钱穆不知，钱氏兄弟三人此时都已接受革命思想开始参加学生运动。钱逊在1949年初秘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9年，中华大地酝酿着重大变化，这一年，对钱穆父子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钱穆只身南下，至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从此开始孤悬海外的后半生。16岁的钱逊则从苏州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北上求学。

父子二人都不曾想到，这一别就是31年。直到1980年，钱逊和家人才得以在香港与85岁高龄的父亲钱穆短暂相聚。

马列主义与传统文化并非对立

1952年，钱逊在清华历史系大三学期结束时，被分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一年后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回清华大学教书。

“很长一段时间，我所从事的马列教学是和父亲学术相对立的，所以海外有这样的说法：钱先生在大陆有一个孩子和他唱对台戏。”钱逊轻描淡写地讲述这段经历。“教马列和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直到现在这个信仰也没有改变。我1949年入团，1952年入党。上级在抽调学生时都是选择在政治上积极上进的，所以把我调去学这个，教这个。”

其实在1949年，钱穆曾从香港来信，希望孩子们到海外学习。兄弟三人认为父亲逃至香港是不爱国行为，革命青年岂能走这条路？于是回信断然拒绝了父亲。

今日回过头，如何再看当初这个选择。钱逊平静地说：“当时，我们兄弟几个已经走上了革命这条路；而且对父亲的学术没有真正的了解，其实自己很难做出独立的判断。”

100多年来，对中西文化关系有过颇多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我們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往前走，还是要另辟新路？钱逊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升华，不断更新。文化其实就像一棵大树，可能会遭遇灾害需要治疗。可能营养不足需要施肥，但不能把这棵树砍了再换另外一棵树，它总要在自己的根上发展。台湾阿里山有一棵三代树，第一代树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长出了第二代，后来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长出第三代，不管如何，这棵树始终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长。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总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说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发展。”

从马列到国学的转变看似突然，但钱逊认为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应该把二者相结合。所以我对我一生这两段，都不后悔，都不否定。”这也正是其父钱穆一生所秉持的大历史观，“不肆意地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自己的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走过80多年风雨人生，不难看出，钱逊的每一次选择，都带有时代的深刻烙印。他和父亲钱穆一样，一生都在寻觅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不同的是，钱穆坚定地在历史和学术中独立探求；而钱逊则紧跟着国家的步伐，谨慎摸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的大方向是自己定不了的，它是由时代决定的，你永远跳不出时代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