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员的大动荡及启示

关键词：图书馆；图书馆员；图书馆管理

摘 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清华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先进的图书馆。然而一次突如其来的大动荡，使多位馆员纷纷离去，造成图书馆的损失。大动荡启示我们，政局稳定是图书馆发展的基础，校长的决策直接影响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领导者是图书馆发展的灵魂。

中图分类号：G2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0）05-0136-04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图书馆在国内最早建成硬件设备属东亚第一的学校图书馆［1］，是国内第一个分设职能部门的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主任戴志骞最早建立完备的新图书馆管理秩序，最早开办新图书馆讲习会，最早参与创办专业图书馆组织，曾任第一届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部长。良好的外部、内部环境，吸引了众多优秀馆员到馆工作，除戴志骞外，有查修、孔敏中、徐家麟、顾子刚、曾宪三等当时或后来成为图书馆专家的人才，使清华图书馆形成整体实力最强的学术集体。然而，在二十年代末清华图书馆的一次大动荡中，馆员纷纷离去，图书馆的发展受到阻滞，这次大动荡也是清华图书馆从稳定到动荡的转折点。

1 戴志骞领导有方，知人善任

1912年，清华学校开始建立正式的图书室，1914年夏戴志骞应聘为清华图书室主任。1916年建新馆的同时，图书室改称图书馆，戴志骞任图书馆主任。1917年8月赴美留学，获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学士学位，1919年8月回国。戴志骞不在期间由袁同礼代理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回国后复任主任。［2］

戴志骞回国后，大力进行改革，使清华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图书馆。这些改革有赖于所聘人才的支持。1922年，图书馆职员有10人：戴志骞、吴汉章、毕庶滋、查修、余光宗、唐贯方、孔敏中、樊济宽、陆震平、戴超夫人（见表1）。

1922年，戴志骞聘请中国当时唯一的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学校——文华大学图书科首届毕业生查修到馆工作。查修到馆后，从专业的角度，改革了旧的分类编目方法。他将杜威十进位分类法进行补充，著杜威分类法补编，“其法系将中国经籍，置于杜威法最前之空位（用作乡土集等），自此法问世后，一般图书馆之已用杜威法者，以及正欲分类者，颇多采用此法，其于中国图书馆界，颇受影响。”［3］查修将馆内中、西文书一律采用杜法编制，1927年主持编辑出版了《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在查修之后，戴志骞又陆续聘请了文华毕业生刘廷藩、曾宪三、徐家麟、章新民等到馆工作，他们在校已经过专业培训，到馆后大多从事专业性较强的编目工作。

戴志骞回国后，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参考部门，曾聘请袁同礼任参考员，开创了国内图书馆参考工作之先河。后袁同礼赴美留学，1924年，戴志骞聘请顾子刚管理参考部一切事务。顾子刚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史学系，精研英文和西方文学，造诣颇深，尤其热爱古籍收藏，这使他知识渊博、中西兼通，指导学生阅读教师指定参考书，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他应对自如，给师生颇多指点。

1924年8月到1925年10月，戴志骞第二次赴美留学，获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美11国，考查图书馆事业。戴志骞不在期间，由吴汉章代理图书馆主任，吴汉章于1925年8月赴美留学。1925年8-10月，由顾子刚代理图书馆主任。1925年10月戴志骞回国后，继续任图书馆主任，直至1928年9离职。

至1928年戴志骞离职前，清华图书馆职员为19人。此时原10名工作人员中的吴汉章于1925年赴美留学，未选择图书馆专业，因此以后未服务于图书馆界。查修于1928年由清华派遣出国，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校学习，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历任文华图专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中美日报编辑等。除吴汉章、查修离馆外，计有戴超、毕庶滋、余光宗、唐贯方、孔敏中、樊济宽、陆震平、戴超夫人8人仍在馆服务，增加的11人（见表2）。

2 大动荡中的图书馆员

然而，意外的变故，打乱了这一发展秩序。1928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9月3日清华学生会校务改进委员会发动了“清校运动”。据《浦江清日记》记载，“昨夜（1928年9月3日）学生开全体大会通过欢迎罗家伦长校议案，又通过驱逐余日宣（政治教授）、杨光弼、赵学海（均化学教授）、戴志骞（图书馆主任）、虞振镛（农科教授）等五人。夜深十二时全体学生游行唱口号至此五人家，请其即日离校，罪名为把持校务，阻碍清华发展。”［4］此事在校内引起不安，学生评议会曾发表对教职员声明书，声言不会波及其他教授。戴志骞无奈辞职，1928年10月赴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1931年10月转职中国银行，以后一直服务于银行界。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聘洪有丰为图书馆主任。罗家伦到校后，大刀阔斧，全力整顿校务，他认为清华的“职员人数过多，地位权利太大，如图书馆为十九人，注册部为十人，较国内任何大学，均几多至一倍。”于是他大力裁员，仅二个月的时间，“图书馆原为十九人，现仅十二人”。［5］到1928年11月，图书馆12名工作人员为：洪有丰、田宝琛、茅宗藩、章新民、刘廷藩、刘中藩、沈学植、余光宗、毕庶滋、唐贯方、陆震平、樊济宽。

随着戴超的离去和罗家伦的整顿，图书馆原工作人员作四散状，先后离开的有：戴志骞、戴志骞夫人、顾子刚、曾宪三、徐家麟、孔敏中、柳哲铭、马文珍、吴钰祥。到1929年，章新民赴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任中文编目股长，樊济宽这个比戴超还早五个月来到清华，在此居住了十四年的老臣也远走他方，从此不知去向。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原19名馆员先后有11人离馆，占总人数的58%。离馆后，戴志骞赴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戴超夫人赴协和医学院任图书馆馆长；顾子刚和曾宪三分别赴北海图书馆，后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徐家麟赴燕京大学就任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孔敏中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柳哲铭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章新民后任协和医学院中文编目股长；吴钰祥和马文珍离开后，吴钰祥于1930年5月、马文珍于1932年8月又回到图书馆任书记。

这是清华图书馆历史上馆员的一次大动荡。而离去的人中，不乏当时或后来成为图书馆专家的人。戴志骞当时已是声名远播的图书馆学家，出版了英文专著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博士论文），为第一届世界图书馆大会（IFLA）提交了论文“中国现代图书馆之发展”（英文：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戴志骞夫人同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学士，任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主任时工作非常努力，这位挪威女士远离家乡，把青春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曾宪三1936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图书馆学，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工作，回国后任武昌华中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华图专教授等职。孔敏中是早期公共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的推动者，1936年赴德国汉堡大学攻读国际公法与图书馆学，1938年受聘于汉堡大学中国文化语言研究院讲师。徐家麟于1935年赴美留学，1937年获硕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中日文图书馆任代主任。回国后历任文华图专、四川壁山社会教育学院、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等。章新民抗战前一直在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任编目股长，1935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第二届世界图书馆大会，章新民撰写的《中国图书馆宣示馆中藏品之方法》英文论文一篇，在民众图书馆组宣读，这是这一届世界图书馆大会中国图书馆界提交的唯一一篇论文。顾子刚曾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及阅览部主任。曾为第一届世界图书馆大会提交了论文《中国图书制度之变迁》。

3 大动荡的启示

3.1 政局稳定是图书馆发展的基础

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员的大动荡与当时的外部、内部形势有直接关系。二十年代后期，正是中国政权更迭的重要时期。国内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试图以武力统一中国。1927年6月奉系张作霖控制北洋政府大权，占领京津地区。1928年初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6月占领北京，奉系军阀退守关外，12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全国统一。在这期间战争连绵，各派政治力量争斗不断，人心不稳。

在清华校园内，1927年底在清华任校长六年的曹云祥辞职，1928年初北京政府外交部派严鹤龄代理校长。不及三个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派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温应星任校长。又不到两个月，北伐军占领北京，清华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就此去职。此后外交部、教育部为争夺清华的领导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直到8月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这场争斗才告结束。这一时期，清华长期积累的问题凸显出来，管辖问题、校长问题，基金问题、招考问题等困扰着校内师生。

军阀混战、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使人们思想不一，风潮迭起，这些因素都干扰了学校的正常发展秩序。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一个部门，自然也受到风潮的影响，图书馆学家沈祖荣曾慨叹：“学生方面常难以求合作，我图书馆界同仁亦常苦之。”［6］在这种内外动荡的情况下，清华最终出现了驱逐五位包括戴志骞在内的著名教授的“清校运动”。

国内、校内政局不稳直接导致了图书馆的这场大动荡，给图书馆带来很大损失，因此政局的稳定是图书馆，乃至文化发展的基础。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政局稳定的时期，就是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反之那一时期的发展就会受到钳制或破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政局稳定，文化繁荣，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维护稳定是发展的需要，是图书馆员的意愿。只有稳定，才能促进图书馆事业的繁荣。

3.2 校长的决策直接影响学校图书馆的发展

作为学校图书馆，校长的决策将直接影响图书馆的发展。沈祖荣1933年在调查了全国图书馆发展情况后说：“在若干大学内，其校中当局似常有干预图书馆本身行政之处。”［6］校长的干预给清华图书馆管理工作带来极大影响。

罗家伦在清华历史上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校长任上一年零八个月，裁撤冗员、整顿校务，为清华的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立下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个人认识的局限，导致某些决策失当，最终被学生驱逐，“罗家伦自遭同学驱逐后，返校已成为绝对不可能。”［7］

罗家伦对清华图书馆的发展贡献很多。他极力主张图书馆扩建工程，为我们留下了今日古朴的老图书馆；他在杭州联系到杨氏丰华堂藏书，经洪有丰多方斡旋，终为清华图书馆迎来了四万多册的大收藏；他把购书经费固定在占每年学校经费的20%，保证了图书馆的书籍来源。然而，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图书馆的硬件设备和增加藏书上，而忽略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殊不知图书馆不仅仅需要阅览、借还书，没有严格的管理秩序很难充分发挥藏书的作用。他给图书馆减员，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事实上，罗家伦的说法也的确不客观，清华图书馆的藏书在当时北平学校图书馆中仅次于北京大学位居第二，工作人员较其他图书馆为多也是正常的。此后，由于发展需要，图书馆员还是渐次增加，1930年为17人，1931年为18人，1932年已增加到24人，1929年成为这次大动荡中馆员人数最少的一年。

校长的决策决定学校发展的方向，决策也将直接影响学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图书馆作为一门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遵循其规律就能促进它的发展，反之将阻碍其发展。校长在决策时，要遵循图书馆工作的规律，多听取图书馆长、图书馆员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凭空想象，避免“瞎指挥”。校长还要学识渊博，具有远见卓识，全面考虑学校各项工作及发展要求，了解各学科发展趋向，使决策有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避免因失当给工作造成损失。

3.3 馆长是图书馆的灵魂人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图书馆聚集了众多优秀人才，这在中国图书馆近代化初期专业人才极缺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突如其来的大动荡，使戴志骞无奈辞职。被信赖的领导者离去，馆员们随之纷纷离去，打乱了图书馆的正常发展秩序，阻滞了图书馆的发展。这次大动荡也成为清华图书馆由稳定到动荡的转折点。

馆长是图书馆发展的灵魂人物，是馆员心中的楷模和样板。戴志骞以图书馆学家的眼光，以求贤若渴的领导者魅力，聘请了有能力、有学识的各类人才。在戴志骞的带动下，二十年代是清华图书馆员学术研究活动最活跃的时期，馆员研究成果辈出，对推进各项图书馆事业有不俗的表现，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如戴志骞在图书馆学、查修在分类编目、孔敏中在公共图书馆等方面，都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1929年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图书馆大会（IFLA），国内提交了4篇论文，清华图书馆有戴志骞、顾子刚提交的2篇论文，1935年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图书馆大会，有曾在清华图书馆工作的章新民提交的中国唯一一篇论文。

大动荡之后的短短几年，清华图书馆主任频繁更换，三度无主任。图书馆学家洪有丰曾两度出任清华图书馆主任，第一次任职亦因学潮离校。留美博士王文山曾任主任，但时间仅有一年半。到1935年7月洪有丰第二次离任后，国立清华大学改变以往任用图书馆专业学者任主任的做法，而聘用非图书馆专业著名教授任图书馆主任。这些教授的加入，保证了图书馆的购书质量，充足的购书经费，也使馆藏量逐年增加。但由此以后，清华图书馆专注于自身的建设，远离图书馆专业组织，馆员较少参加全国性的图书馆学术活动。缺少了与同行的交流，缺少了站在全国高度了解图书馆发展趋向的机会，也缺少了深入研究图书馆学的氛围，客观上减缓了民国时期清华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发展步伐。

馆长是图书馆发展的灵魂，我们能够体会到戴志骞在馆员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也提示我们,馆长的素质是凝聚馆员力量的基础。馆长要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堪称馆员的楷模；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文化人；要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精通科学知识和图书馆专业知识。要具有较好的能力素质，能够站在发展的高度，凝聚馆员力量，发挥馆员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把图书馆建设成为团结一心、奋发向上的集体。

参考文献：

［1］ 沈祖荣.民国十年之图书馆［J］.新教育，1922（4）：783-797.

［2］ 教职员名录.本文教职员名录均来自清华大学档案.

［3］ 金敏甫.中国图书馆学术史［J］.图书馆周刊，1928（2）：1-14.

［4］ 浦江清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9：14.

［5］ 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7-9.

［6］ 沈祖荣.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调查报告［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3（2）：1-8.

［7］ 冠盖往来［J］.清华周刊，1930（49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