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及其救国实践

关键词： 日本;恽代英;五四运动;排日运动

摘 要： 恽代英早期成长经历正值近代中国发生转型的阶段。在此阶段日本一举成为东亚的霸主，中国则陷入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由中日冲突而引发的中国民族存亡观念，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以“反日思想”的样貌呈现出来，而恽代英就是在这种“反日教科书”的熏陶下成长为一个致力于拯救国家危亡的爱国志士。从一战到五四期间所发生的排日运动，恽代英都参与期间，在此过程中，他的民族思想和国家观念趋于成熟。在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日”，而是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救亡之具”，通过传播日本的侵华故事来弘扬爱国主义观念，启蒙大众。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恽代英的“日本观念”是矛盾的，但在实际的救国实践中期矛盾的日本观念却又奇妙的统一起来。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獻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4000111

Abstract： Yun Daiying’s early growth experience was at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Japan became the overlord of east Asia and China fell into the crisis of partition.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ational survival caused by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was presented in the textbook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form of “anti-Japanese thoughts”， and Yu Daiying grew up to be a patriot dedicated to saving the coun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anti-Japanese textbook”.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WI， his national thoughts became more m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Yun Daiying’s goal was no longer limited to “anti-Japanese”. Instead， he used “Japan” as China’s “salvation tool”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patriotism and enlighten the public by spreading the story of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 yun daiying"s "Japanese idea" was contradictory， but i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contradictory Japanese idea was wonderfully unified.

五四运动是1914年一战爆发以来中日关系日愈恶化的自然结果。1919年，中国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根据日本东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结果，中国的反日运动造成日本直接商业损失多达1500余万元。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日本商品遭到掠夺烧毁;中日两国的商业贸易由于学生的抗议和民众的暴力行动而遭受严重影响。即使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屡次向北京政府抗议，要求取缔排日运动，但其抗议如同“水上之画字”，毫无作用。在中国发生的排日运动，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日本在一战期间形成的垄断优势地位受到重创，此种严峻局面促使日本政府开始反思其对华政策的成败得失。1920年初春，日本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就中国排日运动的原因展开深入的讨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日本议员江木千之质问外相内田康哉：“中国之排日运动，其原因之由来者，深且远矣，然日本政治家委之于自然思想，而其所取之方法颇极疏虞，此日本外交失败之一大关键也。”江木千之认为，中国人的“反日思想”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就奉行的反日教育的产物”。“日本国会对华问题及青岛问题、借款问题之讨论由”，1920年3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交档案，档号：03-33-157-01-013。关于清末民初的教科书研究，详见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前述日本政府和国会议员把中国的排日思想和排日运动归结为清末民初中国流行的“反日教育”产物，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奉行的侵华政策以及历次侵华行动才是造成中国人排日的根本原因。不过，日方认为，五四时期中国的排日运动与中国青年所受的“排日教育”有关。确如日本的中国观察家所言，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教科书就出现“排日观念”。根据日本国会议员高桥作卫的叙述，“一本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的教科书《国耻小史》，就记载日本吞并琉球记，以及日本攻掠台湾东部和朝鲜独立记，其文意则莫不出于憎恶日本”。另一位国会议员江木千之也注意到，一战时期的中国小学教科书读本，“修身历史，则莫不鼓吹排日思想，而青岛问题亦已编入于读本中一节……盖中国教科书之排日鼓吹如斯，故中国之人，自孩提之时，莫不习成排日思想”。“日本国会对华问题及青岛问题、借款问题之讨论由”，1920年3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交档案，档号：03-33-157-01-013。在1911年，也就是清朝宣统辛亥年间，直隶教育图书局就编印了《朝鲜亡国史》，记载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详见直隶教育图书局编：《朝鲜亡国史》，宣统辛亥（1911年）九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