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素：写作也是为了某种“告别”

周景雷：从你作品的目录上看，似乎早期更倾向于从女性自身经验出发进行写作，多少有些小我的印记。这个时期观察事物并借以抒情，自身的角色意识很强，而且这个角色不仅仅指的书写者，还是指向性别的。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吧。

素 素：我的作品目录，就是我的创作简历。然而，十几本书，只是一个量的概念，以质而论只有三本，一本乡村，一本女人，一本历史。看似风马牛，却是我在写作中成长的胎记。你所说的“小我”，其实就是一种局限。我想，无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几乎每个人的写作都是由小而大，因为生活半径的大小，决定了创作视野的大小，知识半径的大小，决定了创作格局的大小。一个作家的成长是有过程的，区别只是过程的长短而已。尤其我一直写散文，而且是女性，从小我开始，从自身经验开始，既是无法超越的藩篱，也是无意超越的乐园。

《北方女孩》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的老家在辽南乡下，因为读书而走进城市。那时候，我还看不清前方城市的楼头和街角，身后的乡村却是不用回头就如数家珍，在我的心里始终拖着一条长长的脐带，扭成了一个古老的乡村情结。于是，在整个一九八○年代，它成了这一本书的母题，不绝如缕。在《北方女孩》里，只有眷恋，没有批判，只写温暖，不写苦难。而我之所以要走出乡村，恰恰是要逃避那苦难。我的乡村在我的文字里是美的，在我的灵魂里却是不忍面对的。事实上，我亲近的是精神意义的家园，拒绝的是萝卜白菜的老家。所以，在我一步一步离开它的时候，爱恨纠结，悲喜交加。

写《素素心羽》的时候，我已经走入城市的深处。乡村依稀，城市楚楚。可是，当我正式地转过身来面对城市，我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办法走近那一条条具体的市井街巷，而只能选择跟我同样性别和身份的知识女性。在整个一九九○年代，我只与这一类女人对话，或者自言自语，她们也便成了这一本书的母题。我发现，在这个时代，城市女人尤其是知识层次较高的女人，大多是悲剧和痛苦的一群。这悲剧，这痛苦，皆是文化所赐。正是文化，让知识女性陷入无法突围的困惑。我认为，我的那些文字是严肃的、有痛感的，而非批评家所说的小感觉、小情调、小女人。

周景雷：我明显感觉到，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你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视野也随之变得开阔起来，不再局限于对身边、对自我的欣赏和展示，也不再留恋生活细节或者日常生活，而是向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和更悠久的历史延伸。表现出了一个作家的另一种意识和思考。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家乡、东北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就进入到自己的情感和写作中。

素 素：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就叫《自己与自己告别》。我认为，生命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物告别。《北方女孩》的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高天，白云，一个女孩背对着乡村却一步一回头。然而，当我捧起这本薄薄的小书时，我已经在心里向故乡扬起了作别的红头巾。

写《北方女孩》我离开了乡村，写《素素心羽》我离开了女人。下一本书我将走向哪里，又将向哪里告别？彼时，许多作家去了中国的西部，包括许多东北作家也往西部走去，再去就成为后来者，所以我选择了东北。我在东北大地上行走的时候，我的老同学高满堂也在这里体验生活，后来写了一部电视剧叫《突围》。我离开女人写东北，其实也是一种突围。人生是一种寻找，我找到了东北。非常感谢它，今生今世，它可能永远成为我去了还要再去的地方。

周景雷：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本身也是为了某种“告别”。尽管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个人性的，但在诗歌、散文方面似乎更具有特性，自身更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尽管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创作思路转型，视野更加开阔，“私语”仍然是你创作过程中的主色调。“私语”一直以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传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更适合女性写作者。它不仅暗含了女性写作者的个体经验，也与写作者对这个时代的认识有关。你怎么看“私语”写作这种方式。

素 素：你说得对，与小说不同，散文和诗歌对主体性或个人性有特殊要求，体裁本身就对它们有一种严格框定。既然如此，不论我写乡村，写女人，还是写东北，个人性其实是最基本的底线。个人性与私语不是同义词，但以私语的方式写作，在表达上更能体现个人性。说私语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传统，不如说它更是女性作家的利器，因为男性作家要是带有“私”的标签就太娘了，女性作家既不怕别人说自己“女汉子”，也不怕别人说自己“小女人”，这是因为女人普遍而且向来不怕矮化自己， “私”也一直被视为女性作家的“私房”和“体己”。

我认为，女性作家对“私”的迷恋，既与她们的性别有关，也与这个时代给她们的感受有关。在男权社会里，男人的社会属性明显多于女人，而女人对生理或个人属性的坚持，让她们更习惯于关注自我和内心。但是，绝不能说女人的个人属性多于男人，她们对这个时代就缺乏认知能力。在我看来，私语反而是女性作家的一种选择，一种自守，或者说，一种低调，既非自卑，也非自恋，在男权背景下，女性作家只不过习惯地采取了独立和疏离的立场。

周景雷：一个作家由于个人气质和学养的差异，特别是由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角度和采写方式上的差别，往往在创作上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感知。有的习惯使用小说这样的文体，有的喜欢诗歌这样的文体，有的喜欢戏剧这样的文体。我很想知道，对于这些文体的选择，除了上面我谈到的情况外，还有什么因素能够决定作家对文体的选择？ 比如，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散文？

素 素：第一个原因，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就是散文。那是一九七四年，小作《红蕾》发在《辽宁文艺》（原名《鸭绿江》），它像火炭一样，温暖了我整个冬天。虽然后来也发过小说，可是被我放下了。第二个原因，我发现我特别不会编故事，明明写的小说，编辑却说太散文了，叫我试着往散文化小说方向努力，这让我对小说产生了敬畏和恐惧。第三个原因，工作节奏快，没时间写大部头，其实是给自己写不了小说一个体面的借口。七十年代，我在乡村公社当新闻报道员。八十年代以后，我在本市一家日报当副刊编辑，从助理编辑干到高级编辑、部主任，干了将近三十年，一直到二○一○年退休，从没挪过地方，也没换过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