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技术赋权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自强之路

【摘要】信息传播是一种技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权力。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特定人群对传媒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状况，决定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权和命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社会变迁，而传媒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既有知识分子利用传媒赋权实现身份转型，也有大清帝国利用技术赋权实现体制自救。传媒赋权有时是社会启蒙的工具，有时是完善体制的动力，有时是权力更迭的催化剂。社会不同力量得到的传媒赋权不同，造成各种力量在社会场域中的博弈，最终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切换。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利用传媒赋权，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走向自救、自强之路。

【关键词】传媒技术赋权;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科学与民主;国家-社会关系

信息传播是一种技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权力。然而，传媒的技术赋权并非是普惠的，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传媒使用”中获得同等权益。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特定人群对传媒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状况，决定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权和命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处于不断地变革和转型中，中国传媒伴随着社会转型实现了职业化，并以“进步的姿态”发挥着启蒙、革命和建设的作用。正是传媒的技术赋权，让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能够利用传媒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自救、自强之路。

一、從社会思想史看传媒技术的社会赋权

“赋权”（empowerment/empower）原本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赋权概念的提出与“权力”（power）和“无权”（powerlessness）密切相关。“西方赋权理论在本质上追求：给无权或弱势群体创造参与的机会，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通过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此实现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它的终极目标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1]“empowerment/empower”的词义有多重内涵，翻译成中文有授权、赋权、增权、充权等意思。鉴于此，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传播学甚至医学等学科，都从自身研究的范畴出发，对“赋权”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从信息传播的视角看，传媒赋权是传媒对社会权力关系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或者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传媒对社会权变产生的有效作用。“赋权”虽然起源于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与实践，但人类社会思想史中有着丰富的赋权思想资源。

（一）“赋权理论”与不同学科的赋权研究偏向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学对底层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为赋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的诞生提供了思想资源。1976年，美国学者所罗门（Solomon）出版了《黑人赋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该书研究了美国社会黑人族裔的生存状态，明确使用“赋权”一词呼吁社会为黑人增权，期望以此使黑人获得自我效能与社会改革的力量。所罗门之后，“赋权”成为社会学的经常术语，进入80年代后，赋权理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以至于Adams认为社会工作进入了‘赋权取向时代’”[2]。Zimmerman认为赋权定义的核心部分是个体对“控制效能的内心感知”，“这种内在效能感对激发个体积极转变行为”具有重要意义。[3]Rigger进一步研究指出，赋权不能只是个人对自尊、成就和权力的主观感受，它还必须包含个人对权力资源和控制能力的实际占有或判断;否则，社会可以创造某些条件改善人们的主观感受，进而在没有改变权力配置的情况下使人们产生“已经得到控制生活权力的假象”[4]。1994年，安卓森（Anderson）等人提出一个促进非洲社会发展的赋权模式，他们将赋权模式的实践过程分为五个层面：个人、社会、教育、经济和政治。权力是个人或团体获取社会资源、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社会学关于赋权的研究明显偏向对弱势群体的增权，因此西方社会赋权研究的对象多为草根组织、女权运动和市民权利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企业不断出现，赋权理论被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管理赋权强调管理者对基层员工放权、授权，以此激发基层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广大员工的创新潜能，最终的目标是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率。“分权的研究（Tannenbaum and Cooke 1974）和对领导者的观察（Bennis and Nanus 1985;Block 1987）显著地表明，平等的权力分享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对员工的授权可能也是一种权力激励工具，它既给员工提供了控制权，又使员工有成就感”[5]。管理赋权是一种管理手段、领导职能，也是一门管理艺术。管理者在向下属赋予决策权和行动权前，需要“营造一种支持和信任的氛围，鼓励员工分享意见、参与决策制定、彼此合作以及承担风险”[6]。管理赋权需要管理者充分信任下属，让被赋权人获得较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管理赋权可以节省高管的时间、精力，提升企业管理的效益、团队合作的业绩，但管理赋权增加了运行的不可控性，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管理学对赋权的研究偏向企业内部管理，主要目的是调动企业的管理潜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传播学关于赋权的研究是社会学赋权研究的延伸，并逐渐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融合，形成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融合的研究状态。网络技术为人类营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在这个新的生活空间内信息传播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因此，中国学者多从技术赋权出发，研究网络对弱势群体的增权，认为网络赋权是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王全权、陈相雨认为“‘网络技术赋权’，就是指草根民众通过网络技术的使用，将分散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形成某种变革社会权力关系的力量的过程，其主要形式就是草根民众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传播互动”[7]。中国学者关于网络赋权的研究一般都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但经常会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视角结束，即开篇讨论的是网络对基层社会的赋权问题，结束却是如何对网络赋权的负效应进行治理。

传媒技术赋权显然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因此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也形成了对赋权进行研究的热潮。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是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的动力，网络是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和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的温床。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扩散是政治变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很多人认为印尼的苏哈托（Suharto）政权就是被互联网推翻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威权政体对信息技术的监管是互联网发展的制约力量，“通过结合被动策略和主动策略，这些监管能够反击互联网的使用而带来的挑战，甚至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它的可及范围和权威”[8]。因此，郑永年在《技术赋权》一书中强调，互联网赋权有两个路径，即网络既对社会赋权也对国家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