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把真实的东欧告诉你

人物周刊：东欧转型期间，曾经的共产党在第一次政党轮替后，纷纷通过选举重新执政，而作为老大哥的俄共却一直没能上台，甚至逐步边缘化，为什么？

金雁：首先，东欧共产党和苏共不一样，它们不是原生态的，基本上都是二战后苏联扶植起来的，在共产党之前，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更久远一点，比如在匈牙利，共产党也比社会党晚了40年。他们都基本上是在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由共产党兼并了社会党。现在基本上这些党通过改名重建，又回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来了。

转型之后的东欧左派政党不强调跟传统共产党的对接，而是与欧洲历史上传统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对接、与社会党国际对接。民众认为这是“改过自新”的左翼党，是更加人道、更加符合欧洲精神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党派，当然可以上台执政。

再有，共产党执政那么多年基层网络最健全、组织结构最完整、执政经验最丰富，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基本上这几轮选举，每次都是右派这边重新组合，但左派那边还是前共产党的那些人。他们政治人物处事低调，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左右轮流坐庄的状态下自然就被选上了。

其次，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剧变之后，是那些反对派在“整”前共产党人，其实往往是共产党内反戈一击者整自己人最厉害，原来体制内的人却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与体制的决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整共产党更凶、更内行。

东欧民间反对派都是草根阶层，他们一来具有“道德优势”，犯不着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二来没有“喝狼奶”的传统，并不深谙残酷的党内斗争那一套路数。到最后看来，还是“党内的同志整起人来有一套”。

俄共在叶利钦时代一度很有起色，普京上台以后俄共在外部打压和内部斗争中每况愈下，像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从原来的五十多万下降到十几万人，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原因。久加诺夫说，“我们党致力于恢复时代的继承性、时代的联系。”他的最大的矛盾在于又要继承俄罗斯传统，又要继承苏共的衣钵，而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

俄共现在每况愈下和它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有关，死守着“民族主义”这张最后的“王牌”，这是俄共在困境中无所选择的选择，但是现在这种民族主义和斯大林时代的民族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用以掩饰大国衰落，是民族支配感的支撑和凝聚力量。

有一个公式说俄共全部的内容是“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东正教。他们自我麻醉地沉浸在苏联的辉煌之中，对俄共而言，“苏联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还使俄罗斯强国的历史得以延续”，但是俄共的民族主义又面临着普京的“统一俄罗斯”的挑战和瓜分资源，难怪声音越来越微弱。

人物周刊：苏东转型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金雁：中国现在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不配套，经济问题可以说，可以讨论，可以“试错”；政治变成了一个“敏感”的领域。

我的观点一直都是：经济好的时候不主动改革，等到经济不好时就脆弱到没办法改了，如果进入到这种恶性循环的状态，民粹主义大潮再起，那时候就不是狗撵吓破狼，而是羊撵吓破狼了，这种局面就不是“圆桌会议”可以解决的了。

现在民间积累的怨气已经很大了，远远超过了所谓的“文革”时期所说的“修正主义的黑17年”的“干群矛盾的激烈程度”。苏东经验告诉我们，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权威减弱就会有反弹，而靠强力和金钱的“维稳”手段总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

人物周刊：东欧剧变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和平演变，是天鹅绒革命，为什么他们能够以不流血的方式转变呢？

金雁：首先是内在的动力，其次是比较良性的社会互动，其次是军队的态度，在经历了1956、1968年的镇压之后，本国军队不愿意手上沾血。没有了军队作后盾，执政党和反对党就靠大家制定的规则来博弈。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这些国家能避免腐败主要有4个原因——反对派、宗教、新闻监督、高薪养廉，宗教在这些国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金雁：东欧人说，在物质化的社会中，宗教对人的精神支撑是最后的一块沃土。宗教无论在极权社会还是在经济大潮中都能体现着一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体现着一种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拯救道德的“内在追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路标派”，一批曾经热衷于政治的学者为了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

宗教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准则，剧变后导致的“精神空场”和道德“真空”，部分由宗教填补。在一些东欧国家，由于教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具有的牺牲精神，它比任何政府、党派都更具有强大的气场，目前道德的光环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帜一直掌握在教会手中。苏联时期波兰的统一工人党是惟一允许教徒入党的，波军总政治部甚至有副部长级中将神父职务。如果坚持唯物主义的统一工人党没有这一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群众。

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也有教会的作用，所以东欧与俄罗斯不同的是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空白”问题，思想转换与过渡基本没有落差。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宗教的反腐败、平衡、心理医治、疏导、诚信、慈善作用十分明显。波兰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相比，比较开明，有许多适应时代的改进，比较年轻化、时代化。教会介入政治是违反欧洲现行的一些规则的。目前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基本上一个社区都是以一个教堂为活动中心的。教堂不但是人们的聚集的场所，也是青少年学习历史的博物馆，还是联谊纽带、老年活动室（唱诗班的合唱团）、心理疏导处（忏悔聆听）、贫困急救站、婚丧、新生儿出生等人生大事的主要平台。每年到深秋教堂都会举行义卖，赈灾募捐、慈善救助。

人物周刊：为什么我们身边的舆论会对东欧有如此大的偏见？为什么会有东欧今不如昔的错觉？

金雁：东欧人怀旧情绪确实也有，他们光靠着斯大林这些红色历史人物作旅游产品，不知道赚了多少钱，现在生产的苏联时期的徽章、邮票、军帽服装一点也不少，是一大旅游产品。你如果问：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是不是想回到那个时代，他们就会说了，法国人喜欢拿破仑，德国人喜欢俾斯麦，并不表示他们愿意回到帝国时代。

对一些银发老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不适应市场经济变革，会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任何社会都有怀旧的人，只是怀旧没有意识形态色彩。

现在东欧各国的新闻媒体都是多元的，媒体的规律你是了解的，喜欢“轰动”、喜欢“热闹”，喜欢批判，一有事媒体就高兴，一有乱子媒体就有事干了。天下都一样,平淡如水、千篇一律，媒体岂不是要失业了？

大的党派都有自己的媒体，在野在朝都会针对对方有所批判。如果习惯了国内整齐划一的媒体，猛然间的确会不习惯、会感觉很乱，因为大家都在批评。他们觉得很正常，倒是共产党时代的舆论一致显得不正常。

比较对象也不同，我们总是跟1949年之前比，东欧人既不跟建国的时候比，也不和二战胜利以后比，而是跟老欧洲比，只做横向不做纵向比，这样的比较自然会有差距。

我以前也有一个心结，为什么国内报道总是东欧如何糟糕，所引证的数字也的确来自所在国家，等去了一看就明白了，看电视、看报纸反映的问题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这和我们正好相反。从我们的媒体中，我们看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前所未有的好，但现实当中的状况，你们做媒体的应该比我更清楚。

同样道理，东欧老百姓的日子该咋过还咋过，而且比我们更安逸、更和谐、更休闲，城乡差别也不大，社会分化也没有中国显著。老百姓过得优哉优哉，节奏比较慢，透露着一股悠闲的劲头，到处都是露天歌剧场、晒日光浴的人,到处都是咖啡馆、啤酒馆，这个时候你去东欧，生意都没法做，人们都去休假了。整个夏天都是“追逐太阳”的季节，都是人们享受大自然的季节，没有去哪里度假，那就不叫過夏天，顶不济也要到自己乡下的别墅里接接地气。

人物周刊：转型后对前朝官员的审判，比如电影《窃听风暴》里的主人公和他的上级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金雁：二战结束审判“德奸”就有一种扩大化，就像我们抗日战争后审判汉奸。这些国家后来反思觉得做得过头了，到了剧变后对前朝人员只要没有刑事责任，整体来看还是实事求是的。这也说明他们接受了教训，如果民主派上台也还是以暴制暴，冤冤相报何时了？

如果手上有人命，还是要审判的，主要是秘密警察。我在波兰就认识一个女孩，他父亲是内务部的将军，退休以后他就过平常人的日子，也会有失落，物质上和普通人一样领取退休金，老百姓就觉得这日子我们能过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过呢。

有些人一边领着养老金，还可以去再打一份工。那些除了当官什么都不会做的人，那就没办法了，用宗教语言说“主救自救者”。

如果政治人物去竞选，当过克格勃的线人或者秘密警察，肯定政治生命就完全终结了。这是竞选当中的杀手锏，哪怕你的父辈有这样的行为，这个人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这是巨大的政治污点，是不可能选上的。

人物周刊：萨哈罗夫提到，根本没有所谓俄国特殊性的说法，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有没有强调波兰特色、俄国特色？中国模式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大影响力？

金雁：东欧早年为了抗衡苏联，哥穆尔卡最早提出了波兰特色，这都是为了反对移植苏联模式。斯大林就认为整个东欧只有苏联模式，民族主义就是对抗苏联。

在转型过程中，还是有波兰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这是因为他们国家面临的转型初始状态不一样。

波兰为什么搞内部人的私有化，职工私有化，就是因为他们工会太强大，农业又没有搞过集体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这一块是可以暂时排除在外的。捷克没有强大工会，因为在原来的奥匈帝国的基础上以20%的人口继承了80%的工业，民族自豪感强，而且宏观经济比较好，所以就搞了“证券私有化”，也就是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平均分给了老百姓。匈牙利的问题在卡达尔的遗言里说得很明白了，他是1989年6月份死的。他说趁着苏联现在视力减弱，我们赶紧回归欧洲，机会难得。他在位期间大量借款把匈牙利人的生活搞得很好，因此匈牙利需要还债，就必须向外拍卖，所以国际化就成了显著特色。

这些都是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来的，现在已经殊途同归，几种模式相互渗透。进入欧盟时就得要强调普世价值了，欧盟有一视同仁的标准来考核，不强调特色，这时候强调的是普世价值。

我们在那里也了解了一下他们是怎样看待中国的。首先有些隔膜，不像50年代那么熟络与亲密。其次，他们感觉到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压力。问到对“中国特色”的看法，他们策略地回答道，“上帝不会偏袒任何一个自认为特殊的民族。人类文明中追求的正义、公正、人道都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所特有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俄罗斯体制外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这样的代表，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金雁：俄国知识分子从形成上都是围绕“大文学”的概念，文学一枝独大，在文学里表现思想，所以文学号称是第二国家，把其他的学科都涵盖进去了，包括了哲学、宗教、社会学等。文学是良知、正义和呐喊的化身。俄罗斯全民都在读文学作品。几百年来俄国知识分子反抗政府是一个传统，能叫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反政府的，他们叫心灵反对派，或者天然反对派。技术人员能力再高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是专业技术人员。

在中国，因为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情结，只有进入体制内才有用武之地，好像只有在体制内才能大有作为。那天我在感慨，中国历史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有谁呢？秦晖就说有曹雪芹啊，有蒲松龄啊，有清流啊，有浙东学派啊，有黄宗羲啊，每一代人都应该建立“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现在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怪老祖宗，而是我们没有肩负起责任。

可是我仍然觉得对比俄国历史上的群星璀璨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比较微薄，我们《红楼梦》、《聊斋》透出来的仍是落第秀才不得志的酸楚劲，体现的仍是不知所措的彷徨，抒发个人情感方面多，自觉地肩负责任给出更多的分析判断以及原创性的学理意义不如前者。

人物周刊：转型初期社会群体事件东欧国家多吗？

金雁：有，而且罢工的一方总是强势的，比如波兰、罗马尼亚群体事件都不少，刚开始工会没法适应自身角色的转换，他们从反对者的角色转变成执政者之后，上午在议会通过的议案，下午就上街反对自己的政府。这是前10年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党、工会、NGO的角色都已经定位了。

当然每次选举前都会有罢工浪潮，因为民众知道，选举前政府都是最低调的，提条件也是容易接受的，竞选者会争取选民，甚至讨好选民，是和政党讨价还价的最好时机。

我有时候也会感慨，民主也会惯出毛病来。希腊就是这样，政府都要到破产的地步了，可是工资还是不能减，你一缩减政府开支，公务员就上街了。从政府角度想想，外债已经这么大了，再不紧缩政府就破产了。

（实习记者姜琳琳、陈漫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