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成就和特点

关键词:类聚区分　多级平列　古今有序

摘　要:萧统的文体分类在理论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聚类区分”上。他以诗文总集的形式第一次对古今文体做了普遍的考察,细加辨析,精心选择,从而完成了全面的文体分类,使当时流传的许多文章皆有类可依。这些体裁的来源和划分标准是多种多样的,都以独立的身份共处在一个体裁系统之中。

中国古代文论的文体分类理论一般都是重视考镜源流,在此基础上描述各种文体的性质和特点,从汉代的目录学著作中就可以看到,如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二人在整理当时的图书时,就是用剖析条流、推本溯源的方法。班固继承了这一方法,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六略的总序和小序中都要推源溯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推源溯流成为文学批评家研究文体分类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如钟嵘的《诗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推源溯流”是中国古代文论描述文体性质和特点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如果说,“推源溯流”是一种历时态的、纵向的历史的方法,那么,在此之前,还有一种“聚类区分”的共时态的、横向的文体分类研究方法。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曹丕和陆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陆机把文体分出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在萧统所处的时代,人们又根据语言形式上的有韵和无韵把各种文章分为文、笔两大类。

《昭明文选》之前,刘勰继承了前人在文体分类方面的两大传统,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纵横交叉的立体的文体分类的理论体系。萧统的文体分类与刘勰的相比,在理论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聚类区分”上。也就是说,他以诗文总集的形式第一次对古今文体做了普遍的考察,细加辨析,精心选择,从而完成了全面的文体分类,使当时流传的许多文章皆有类可依。《昭明文选》总共包括了多少种文体呢?这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甚至《文选序》和《文选》中各提及的文体种类不尽一致。《文选序》论及的有赋、骚、诗、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38种,而《文选》分体选录诗文时到底有多少文体,当下学界一般认为是39种,但还有37种、38种和40种的说法。萧统的文体分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辨析文体,确立文类

诗文总集大都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对收入的作品皆有所选择;第二,区分文体。在萧统之前的七八百年里,各类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作者是众星云集,可是,《昭明文选》只选择了一百三十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七百余篇,可以说,这些作品大都是当时流传比较广而且具有“能文”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又不仅仅是属于一两种体裁,那么,精选出来就必然要分类编排。分类编排就要确立文体的类别,冠以体名。

《文选》的文体类型的名称,根据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40体的说法,刘永济做了排列。他说:“按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策问、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四十目。”(《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这么多文体名称的确很繁琐,因而遭到了后人的批评。

但是,我们要看到,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文体的种类经历两汉、魏晋各朝代是越来越繁复了,以至于很多人在创作中常常出现各种文体淆乱的现象,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会产生详细辨析各种文体的时代要求,那么,文学批评中分门别类、不厌其细地给文体分类,体裁辨析逐渐走向自觉和细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论》、东晋李充的《翰林论》,因早已散失,究竟分为多少体,已不详。《文章流别志论》仅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录的片段轶文看,它就论述了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解嘲、碑、图谶十一类文体。残存的《翰林论》所论及的文体就有书、议、赞、表、驳、论、奏、檄等八种。刘勰的《文心雕龙》论及的文体也有78种。而据传是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列出的文体更多,有84种。由此看来,《昭明文选》列出40种文体也不足为怪,这也许正是当时创作和研习的需要。

实际上,《昭明文选》与《文心雕龙》相比,文体的种类已经少了许多,这说明《昭明文选》在编纂时对各种文体已经做了选择辨析。再说,《昭明文选》的文体名称也非自己的创制。这些文体名称基本上都能在它之前的文论集中找到,例如“七”体,这说明这些文体在当时是普遍被作者和读者认可的。《昭明文选》在这方面的成就就在于把选择的作品——地按体编排。

2.多级平列,古今有序

《昭明文选》的文体分类的方法和依据,《文选序》说得比较清楚,“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分类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对《文选》这种“多级平列,古今有序”状况的概括,应该说是准确的。据现代学者的考证,《文选序》是写在《文选》编纂完成以后。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昭明太子<文选序>考》说:“通常,序文是在编著完成以后概括作品编著的动机、目的、方针以及内容和构成等附载于卷首或卷末。……在六朝末梁代编辑的《文选》的序文也是同样情形,是在《文选》的编辑完成以后,由其代表人物昭明太子概括说明编辑的动机、目的,以及采录作品的方针、编排等而置于卷首。”我们再看看《文选序》中的一些说法,“今之所撰”、“今之所集”、“都为三十卷”,显然是编集在先,而《序》撰写在其后。因为编集成,才有“所撰”如何,“所集”如何,“都为三十卷”之说。萧统在此书的编撰时从总体把握确定指导思想,制定体例,编辑完成以后,概括说明编辑的动机、目的,以及采录作品的方针、编排等,因此,《文选序》中说的关于《文选》文体分类的方法和依据是可信的。

从《文选序》中的论述和《文选》的细目可以看出它在文体分类方法上的几个特点:

第一,把选择的作品按照各自的体裁类型分门别类地汇编在一起。这些体裁的来源和划分标准是多种多样的,都以独立的身份共处在一个体裁系统之中。从细目看,全书编排了39种体裁。这些体裁的来源和划分标准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表现手法成为体名,如赋、论、颂等;有的以文章的载体成为体名,如碑、策等;有的以文章的功用成为体名,如哀、诔、吊、祭文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论。这些文体都以独立的身份共同平面排列在一个体裁系统之中。把《文选》与《文心雕龙》作一比较看出,《文心雕龙》是把内容和特征相近的文体放在其中的一个类别层次上的,如“颂赞”、“铭箴”、“哀吊”等等。而《文选》的编排却没有类属层次,让不同层次的文体排列在同一个平面上,用现代的科学分类方法观之,似乎缺乏科

学性,但是,在中国古代也许更有实用性。它凸现了每一种文体的特征,便于研习者揣摩学习,尽快掌握写作要领。因此,我们看待古人的一些文体分类方法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理论去看待它,要历史地看待它的价值。

第二,诗赋体是《文选》中的重点体裁,由于收录的作品较多,且风格差异较大,因此又以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区分。诗赋体是《文选》中的重点体裁,这一点,萧统自己在《文选序》中已说得很清楚。在这篇序中,他论到各种文体时,首先从《毛诗序》的“诗有六义”谈起,接着就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赋”和“诗”两种文体的起源和发展;次之则略论了“骚”、“颂”两体,再次简介了“箴”、“戒”、“论”、“铭”、“诔”、“赞”等文体,最后则用一两句话讲到了各种诏令、表奏、书檄、吊祭、碑志等等应用文字。这就可以看出他对后面那些文体的重视程度,显然远不如赋和诗。《文选》一书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以我们现在所常见的李善注本或“六臣”注本而论,全书分为六十卷,其中“赋”和“诗”二类共占三十一卷,已超过了全书的半数。如果再加上“骚”、“七”、“对问”、“设论”、“辞”以及“吊文”中的贾谊《吊屈原文》实即《吊屈原赋》,其中除汉武帝《秋风辞》可以归人“诗”外,其他的都可以算“赋”。这样诗赋两类已经占了全书的一大半。据统计,《文选》所选诗歌有四百四十多首。其他文体相比就很少,其中像“对问”、“箴”、“墓志”、“行状”四体仅各收一篇;如果据“五臣”注本,则还有“移”和“难”二体,也只有一篇作品。由于诗赋两类收录的作品较多,且风格差异较大,因此又以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区分。第一类“赋”下分为15个子类,第二类“诗”下分为23个子类。分类的标准基本上以文中所写的内容和题材为依据,如“赋”下有京都赋、畋猎赋、纪行赋等等。“诗”下有公宴诗、咏史诗、游览诗等等。当然在“诗”中的分类不完全是以内容题材来分,还有以形式方面的其他分类标准,如乐府、杂歌、杂诗、杂拟等。

第三,在同一文体中收录的作品古今都有,那么就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编排。这种“古今有序”的编排中也反映出了文体的发展变化。以赋为例,先秦时期有屈原、宋玉之赋。人选的屈原赋有《离骚》《九歌》6首、《九章》1首、《卜居》《渔父》10首,宋玉赋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九辩》5首、《招魂》(一说屈原作)、《对楚王问》11首。不过屈原之赋,《文选》归入“骚”体,宋玉之《九辩》、《招魂》亦列入“骚”体。

《文选》选人汉代的有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文》(《文选》归入“吊文”体)、枚乘的《七发》(《文选》归入“七”体)、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张衡的《两京赋》《南都赋》《思玄赋》。

《文选》选人魏晋赋家的作品有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何晏的《景福殿赋》、嵇康的《琴赋》、成公绥的《啸赋》、向秀的《思旧赋》、张华的《鹪鹩赋》、潘岳的《藉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笙赋》、陆机的《叹逝赋》《文赋》、左思的《三都赋》、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孙绰的《天台山赋》、陶潜的《归去来辞》。

《文选》选人南朝的有谢惠连的《雪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谢庄的《月赋》、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江淹的《恨赋》《别赋》。从《文选》所选历代赋作可以清晰地看出:赋体从先秦时期的起源形态到汉大赋,再到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再到南北朝时期的“骈赋”的发展变化的轨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萧统的《文选序》在文体分类上的不足。在“推源溯流”层面上,萧统的《文选序》中对文体分类的论述却鲜有创新。我们来看看萧统对文体起源、流变、性质和特征的论述。《文选序》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这里论述了赋、骚、诗、颂的起源和特征,简述了箴、戒、论、铭、诔、赞的文体特点,罗列了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文体是“众制锋起,源流间出”,也没有任何论述,即使前面萧统看重的文体的论述也比较简略,且未能摆脱前人之窠臼。如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出自《毛诗序》。《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源于挚虞。挚虞日:“成功臻而颂兴。……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文章流别论》)与挚虞所论基本相同。说“美终则诔发”,亦源于挚虞。挚虞日:“嘉美终而诔集。”(《文章流别论》)所论全同。说“戒出于弼匡”,源于李充。李充日:“戒诰施于弼匡。”(《太平御览》593引)所论亦同。由此可见,萧统对文体起源、流变、性质和特征的论述只是前人的简单重复。

如果我们把萧统的有关论述与《文心雕龙》相比,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赋”体,《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这是解释赋体这个名称,这一解释道出了赋体的特点。又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是对赋体的写作要求,也是赋体的风格特征。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复一一列举了。总之,《文心雕龙》文体论各篇对各种文体的论述十分全面详尽,而且很有见解,《文选》在这方面与《文心雕龙》比较就差之甚远。前人亦看出《文选》这方面的不足,指出《文选》和《文心雕龙》应该相互比照来研习。清代孙梅说:“彦和则探幽索隐,穷形尽状。五十篇之内,历代之精华备矣。其时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者也。”(《四六丛话》卷三十一)

作者简介:马建智,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化、中国古代文学。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李注胡刻本。

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

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