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的终结与短信的蔓延

赵勇：1963年生，山西晋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著有《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文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著作四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书信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这就意味着早在春秋时期书信即已产生，而绵延两千多年之后，中国又形成了独特的书信文化传统；亲情、友情、爱情正是通过家书、情书等等得以传递和保存。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诸葛亮的《诫子书》、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林觉民的《与妻书》、鲁迅的《两地书》、沈从文的《从文家书》、傅雷的《傅雷家书》等等，它们如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经典，植入到国人的情感记忆之中。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书信传统正在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短信文化①。既如此，书信与短信此兴彼衰的逻辑关联在哪里？它们分别塑造了人们怎样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它们又分别代表着怎样的时空体验？所有这些，显然值得深思。

书信与短信的生存状态

有人在界定那些逐渐消失的词语时曾把“家书”罗列其中，并给出家书的消失时间是1990年代末以后②。这个说法是大体不错的。有调查表明，2000年上海人均私人信件不足10封③，而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下降。根据上海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年交投的各类信函达到8亿件，平均每个上海人收到60封信件，但其中私人信函比例不到10%，其余均为商业信函和各类对账单。2005年，某媒体曾就“你还写不写信”这一主题进行过网上调查，结果发现，在25－45岁的受调查人群中，95%的人平均一年亲笔写的私人书信不到3封，而他们每周接到的E-mail却达到了20封；目前写信最多的群体是“在校大学生”和“部队官兵”，其他群体写信的则非常少；在被问及“为什么不愿意写信”时，人们的回答主要是：“花费时间”、“邮寄慢”和“措辞麻烦”。而在“你最愿意选择的私人联络方式”一项中，排名最前的分别是“电话”、“E-mail”和“手机短信”，随后是“QQ”、“MSN”，而“书信”选项连前五名都没进入④。

虽然调查中说，写信最多的群体是在校学生和部队官兵，但来自这两方面的调查并不乐观。有人在近百位中学生和大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90%以上的学生根本没有“真正”给亲友写过信。不少学生在调查时问：“过年寄贺卡算吗？要是不算就没写过信。”更多的学生写信的经历只是“学应用文时当作业写过。”学生们说，现在互联网、手机这么方便，手指轻轻一动，电子邮件、短信就搞定，写信多麻烦。很多学生甚至连书信的基本格式也不记得了，很多学生说：“现在写短信、发邮件，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什么开头、结尾，都没有什么固定的格式，比起写书信来，随意多了，现代人也不用拘泥于太多的形式了。”还有很多学生把“懒得写字”作为不写信的主要原因⑤。2004年，南京军区某装甲团七连在对官兵通信消费现状进行调查时，发现不少官兵热衷于电话交流，书信通信悄然“退潮”，有的一年给家里不写一封信。文中说，电话代替书信无助于提高官兵科学文化素质，为此，该连官兵总结出《书信通信十大好处》一文推荐给《解放军报》，倡导让新战士一入军营就坚持多用书信通信，为军旅生涯积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⑥。大概正是基于书信即将终结这一事实，从2005年4月10日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等联合发起“抢救民间家书”活动。

在书信终结的进行时中，短信却呈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2001年10月20日，移动G网手机现身北京；2002年1月8日，联通C网在北京开通运营；2002年5月1日，中国移动和联通实现了手机短信互通。自此，手机短信开始在人群中流行。让我们看看以下的几组数字。2001年，中国手机用户发送短信159亿条；2004年全球手机短信发送总量为5100亿条，中国就占三分之一。2005年，中国手机用户发送短信总量为3046.5亿条，平均每天有近9亿条短信在用户的拇指间传送。2006年，全国手机短信发送量超过4296亿条，日均发送短信接近12亿条。2005年春节七天长假全国手机短信发送量首次突破100亿条，达110亿条。2006年春节，这一数字变成126亿条；2007年春节，则增至140亿条⑦。短信如此兴盛，以至于早就有学者把短信比喻成“一群欢乐的蟑螂” ⑧。

如此看来，书信走向终结而短信越来越多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在促使书信终结的过程中，短信绝不是惟一的因素。除了短信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下媒介。

电话。程控电话是在1990年代初开始逐渐走进中国普通人的家庭的，但当时高达5000元上下的初装费和交钱之后等半年才给安装的政策，都让普通人望而却步。1993年，流行歌手李春波的《一封家书》风靡一时，其歌词在“此致那个敬礼”之后加上了一封书信必有的日期：1993年10月18日。这个日期在今天看来已具有宝贵的文献学意义起码在1990年代初期、中期，书信还是人们互通音问的主要载体。而在200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封家书》已失去了它的存在背景，取而代之的是《打个电话》。在“有事没事打个电话，张嘴先问你在哪儿呐”的反复吟唱中，满文军、林志炫等歌手似乎传递出来的是如下信息：电话已进入大部分人的家庭之中，“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的时代已渐行渐远了。

寻呼机（BP机）。一篇《BP机的前世今生》的短文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寻呼机的兴衰史：1984年，上海邮电首次引进寻呼业，全国用户仅4000个。1998年，全中国的BP机用户突破6546万，名列世界第一。2002年底，我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4亿多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突破2亿户大关，而全国无线寻呼用户减至1973万户。2002年，生产中国市场上第一台BP机的世界最大寻呼机生产厂商摩托罗拉公司停止生产和销售传统寻呼机。2002年，联通的寻呼业务，连续几年的净亏损都在1亿元以上。2007年，中国联通公司申请停止北京等三十省（自治区、直辖市）198/199、126/127、128/129无线寻呼服务业务。寻呼机服务历经20年发展，从辉煌到陨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⑨。

现在看来，寻呼机虽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媒介，但它与固定电话的配合却也给书信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因为1990年代后期那句“有事call我”的流行语，其实隐含着的是对传统书信的一种拒绝；而“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广告语，则预示着一个新的电信时代的全面来临。

电子邮件（E-mail）。毫无疑问，收发电子邮件的前提是有电脑和能上网。1997年的第一份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报告（其全名是《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中国网民有62万；10年之后，第20次中国互联网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人数已达1.62亿。再看电子信箱的使用率。1997年，中国互联网报告统计，网民的电子邮件使用率占10.7%，而在2000年7月第6次中国互联网报告里，电子邮箱使用率已达87.65%⑩。这组数字说明，网民人数的激增和电子信箱使用率的提高与传统书信的衰落呈现出一种同步性。而由于电子邮件更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写信，它也就让书信的淡出具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大概正是由于对电子邮件的钟情，网民才以谐音给电子邮件起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伊妹儿。甚至有人把电子邮件比做自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并喊出了“伊妹儿万岁！”的口号B11。在对电子邮件如此感恩戴德的心理下，人们远离书信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