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明强”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曾国藩因铁腕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赢得了“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也留下了“曾剃头”的骂名；他委曲求全处理天津教案，让国家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自己却落得到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地步。人们对他一直都褒贬不一，而梁启超说他不仅是我国也是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毛泽东更是对他极为敬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为人可取之处颇多，而他的“明强”思想更值得我们去研讨、发扬。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以“明强”作为修身处世的根本准则。从他给其弟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是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所谓明强，即明智的头脑与刚强的品行。面对机遇，首先需要明智的头脑去审度时势，既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又要明辨各种办法的利弊并能从中选出最佳方案；其次在方案实行过程中必须以刚强的心性面对各种艰难曲折，即使面对各种质疑和困境仍旧不折不挠，如此既有谋略又富血性才可成就丰功伟绩。他一生辉煌的政绩——无论是初露锋芒的操办团练，或是褒贬不一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让他赢得“中国近代化之父”美誉的洋务运动的发动，都可显现其“明强”思想的强大。曾国藩 “明强”为本的思想的强大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可见一斑，他很早就察觉到湖南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民变的严峻形势，于是他采用铁腕政策，残酷镇压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这是明智；面对“曾剃头”的骂名，毫不退让，坚持到底——这是刚强。正因如此，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的策反地区，反而变成了组建湘军打压太平天国最牢固的军事基地。

曾国藩的明强思想强调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则不强。他在《书赠仲弟六则》中说：“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 他明确告诉我们，明有两种，一种是由天资决定的高明；另一种是靠的是后天的学习和积累而成的精明；同时，他也自谦说自己兄弟天资并不很高明，只能依靠自身勤勉、积累学问才能达到精明的境界，从而成就一番事业。

曾国藩是否高明我们无法得知，但他的勤勉的确让人无可非议。在治军时，他与众将士同食同寝，练兵督训无一日因怠惰而晚起，事必躬亲、勤勉辛劳，这让他赢得了所有将士的尊敬并由此在湘军中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从而培养出了一支恪守军纪、所向披靡的军队；同时他与将士同进同退，让他准确地掌握了湘军的优劣并有针对性地督训军队，在军事上达到“精明”的境界。在招纳贤士上他也极为勤勉，古人云“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于自贤。”曾国藩本人不仅有出色的才华，更有“识千里马”的慧眼，他不问出身，不记私仇，广纳天下名士，幕僚府中人才济济。在招纳贤士的工作中，他还总结出“广收、慎用、勤教、严绳”的驭人之道，达到了知人善用方面“精明”的境界。在修身方面，他坚持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正是因如此，他才能够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完善自己的性格，在宦海浮沉中做到八面玲珑，在日常交往中与人为善、包容忍让，达到“精明”的境界。他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由此可知，唯有勤勉，方能脱庸人之气，达精明之境。

对于“强”，曾国藩有更多的理解与阐悟。他经常说到“强毅之气”、“自胜之义”，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必须要有强毅之气，这种强毅应当是“自胜”即自我克制、自我督促、自我超越的品行。

自我克制其实是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历经了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内心积郁、“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几欲投江自尽，所幸其心性刚强、坚忍不拔，重整旗鼓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仕途上经历了“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的艰难时期，正是因为心性刚强、“和血吞牙”，才使得他真正成长为位兼将相的“中兴名臣”。自我督促即为慎独。《大学》、《礼记》都说“君子必慎其独也”，可见慎独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君子修身重要准则。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当然也极为强调慎独对于修身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做到慎独，一要“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二要“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因此曾国藩养成了静坐与记日记的习惯，他在静坐中摒棄浮躁的心绪，凝神静思，反省自己一天的言行，找出不足之处并记录在日记中，时时提醒自己、改过自新从而完善自我。自我超越即不满足于现状、始终保持谦逊的姿态、追求多方面的成功。曾国藩从军之后，在戎马倥惚之中，仍然“无日不看书，虽万事丛忙，亦不废正业”，对学术研究没有放松一刻。位极人臣之后，他创立的“湘乡派”，其文声调铿锵，包蕴不尽，深宏骏迈，意境雄奇瑰玮，为后世所称。论“自胜”的品行，曾国藩堪为楷模了。

其实，曾国藩所说的自胜求强，讲的是加强自身修养，绝不是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因为只有加强自身修养，才能长期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才能避开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灾祸。正因为如此，击溃太平天国的军队后，他并没有陷入对仕途的狂想，更没有像吴三桂一样不可一世、拥兵自重，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向朝廷请旨裁军，在暗流涌动的博弈之中保全了自己和家人。

可是，曾国藩用他所追求的坚忍顽强，面对万难毫不退缩的明强思想来处理天津教案时，他让自己“积年清誉几于扫地殆尽”，更是被烙上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难道“明强”思想不再管用了？究其原因，他表面上不欲与洋人正面冲突而采取委曲求全地方式保求一时安宁是为“明”，其实不过是为了效忠腐敗的朝廷；他捉拿了几位反洋派的代表人物处罚示众是为“强”，其实不过是一心坚持对清王朝最稳妥的解决方式。看似“明强兼备”的方法，其实不过是封建士大夫的忠恕情怀的表现。虽然如此，但“明强”思想作为一种修身处世的态度，在当今社会，不但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且有极强的实践意义，仍值得我们借鉴学习。